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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3 在讨论有关增长、演化博弈理论以及复杂性之前,下一部分将揭示进化理论广泛应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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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5 泛达尔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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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7 查尔斯·达尔文没有发现进化。他的祖父伊拉斯莫斯·达尔文是个更早的进化论者,(死后)发表了《自然神庙》,用这首脍炙人口的长诗建立了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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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89 无边的海浪下是有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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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91 生长于海洋的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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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93 用水晶球也看不见它成长的第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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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95 在泥浆中继续前行,用力刺穿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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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97 这就是一代代成功的繁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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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699 渴求着新的力量,憧憬着更大肢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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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01 这就是无尽的植被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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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03 在鱼儿和飞禽走兽的王国里呼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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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05 这首诗的流行更多是因为其色情语气,而不是其文笔——在1802年,一首描述植物性生活的长诗已经达到了出版物所能达到的擦边球的最高境界了(Uglow,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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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07 当然,在两个达尔文,即伊拉斯莫斯和他更有名的孙子查尔斯之前和之后,进化论的概念(该词是从拉丁文中“打开”的意思而来)一直都有一个很笼统的意思:铺开、发展、不停地变化。我们通常在广义上使用这个词语,意味着随时间变化而不断改善以前的状况。在生物学中,这个词语有更具体的含义,它最早出现在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用一生的实践观察和实验来支持他的理论,那就是在动物的进化中,包括了一个由于动物物种中存在个体差异而环境对那些更容易生存和繁殖的个体进行选择的过程;并且繁殖过程会把这种适应环境的性能传递给下一代,不断地增加物种里的这种“被选择”的特性。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传教士根本不相信他们是从毛茸茸的猿猴进化来的。直到今天还有人即使是在众多的证据面前也拒绝相信生物进化论;事实上我们不仅是从猴子变来的,而且还是从远古的在地上爬的有短短的前腿的鱼类进化来的。1可能得到的结论只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从远古的鱼类那里进化得太多。从达尔文时代以来,生物学家已经得出进化论作用的确切机制:对优良基因的选择以及基因的表现,即在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一个物种或者个体可观察到的物理特性[见Ridley(2000)或者是Dawkins(2004,2006)的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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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09 这些生物机制要帮助我们用进化论的术语直接理解经济学可能有点困难,但是考虑把选择原理应用于厂商理论倒是比较有趣。一般的进化原理——变化、选择、复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一样有用。我们或许可以期望它们在经济学中特别有用,尤其在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方面。对资源的竞争正好是自然选择的动力所在。达尔文自己也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我们第二章提到的)那里得到了启发。1838年2月他开始(只是为了兴趣而已)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几年之后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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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11 它马上就震撼了我,在这些情况(缺少食物)下,适应的物种就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就被消灭了,这种结果就可能产生新的物种。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指导我研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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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13 可见,自然选择理论是从经济学家的关于人类增长和饥饿无限循环的定律中发展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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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15 所以如果维多利亚时期其他的知识分子把达尔文的定理应用到人类社会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最有名的就是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他首创了“适者生存”一说。在1859年以前,斯潘塞就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人类社会,而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因为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成功增值不少。斯潘塞认为生活中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用进化原理来解释,从而发展了进化论。他认为维多利亚全盛时期,社会发展的完美结果中的物种改良达到顶峰。这是一种能理解一切的哲学,并被在大西洋两岸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查尔斯·皮尔士所接受。但在当时,“适者生存”的说法被认为是对弱者的鄙视。社会上对进化论的应用被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伊拉斯莫斯的另一个孙子)再次扭曲。高尔顿被《物种起源》所激励,把进化论概念应用到人的身上。他研究了双胞胎,区分了先天和后天之间的差别,并且在1883年发明了“优生学”这个名词来描述把人养育得既健康又聪明的过程,而以后纳粹对优生学的支持却使这个应用于社会学的进化论观点被玷污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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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17 在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于1975年出版之后,以社会生物学形式出现的对人类社会的进化分析重新盛行起来,并引起很大争议,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研究进化分析的前辈们。社会生物学研究的是在一个物种里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进化条件和相应行为模式的进化意义。就像进化心理学一样,社会生物学把基因视为一个能够解释我们如何行为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并且引发了长而无意义的“先天和后天”的战争[见Pinker(2002)对这起事件的讨论]。社会生物学把选择的机制从个体延伸到了群体,在整体中分配着各种特性。一个社会群体由它的“基因池”所决定。社会生物学对其他社会科学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比如修辞学和人类学。进化论学者已经尝试着解释了人类文明的关系。比如说,理查德·道金斯已经把“谜因”作为等同于基因的文化单位,即受变异、自然选择和复制机制支配的一个文化主题的基本单位。谜因可以指音调、短语、时尚、做事情的技术、风俗,还有科学主张(见Blackmore的概括介绍,1999)。道金斯把谜因描述成从一个大脑传染到另外一个大脑的寄生虫,也就是小说家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雪崩》里使用的令人难忘的一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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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19 这就是当时进化论思想在经济学中重新抬头的丰富但又有争议的知识背景。在泛达尔文主义者中也有分歧,一些人认为进化和自然选择是自然界的宏观理论,但是另一些人却认为进化论是一个可以解释我们在社会中看到的所有现象的重要途径。进化论的优势在于它不需要计划、设计者或者中央组织能力,需要的只是看不见的手,即自我调节的经济秩序。一些现代的进化生物技术已经对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在这一章后面将会提及。但是大部分进化经济学和基因生物理论关系不大,而是更加具有描述性和实证性的特点。比如说,理查德·纳尔逊,最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之一,认为“谜因”或者类似的概念实在太简单,无法用来分析现代经济生活的复杂性,比如多国经济、半导体生产技术,或者知识产权法,“这些分析中没有一个尝试理解由诸如科学、技术、法律、商业组织的标准规范等文化结构所带来的积累性演化路径”(Nelso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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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21 经济如何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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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23 纳尔逊(2006)也写道:“人类文化已经被变异和选择的力量改变了,这种变异和选择虽然与生物进化的概念不同,但还是存在一些共性。”但是机制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经济演化模型要能够应用于经济环境的变异、选择和复制的过程。变化的源泉是什么?在一个给定的经济环境中成功变异的标准是什么——“适合”应该如何定义,选择的机制是什么?成功又是如何传递的?事实上,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变异是我们所感兴趣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都围绕着形成和限制这些单位行为的经济环境而展开。这些单位是如何演化的?这些单位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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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25 所以就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从最普通的、最能让人信服的经济学的正式演化模型的应用开始说起。这个模型讨论的是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的演进。厂商之间为了利润甚至仅仅为了生存而开展的竞争,似乎是进化理论机制的一个天然的例证。竞争中的厂商通过在产品、服务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创新把自己和其他竞争厂商区分开,创新就是经济变化的动力。竞争优势则由更高的利润或更多的市场份额,或者由两者一起反映出来,这就是选择机制。竞争厂商于是就开始对成功的创新进行模仿,也就是复制机制。这显然不像生物进化——比如,学来的特性可以被后来的厂商继承——但是却同样清晰,它属于变异、选择和复制的一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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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27 这看起来很直接。即使这么明显的经济学进化理论的应用模型也包含了很多麻烦的问题,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选择的单位是什么?在生物学中是基因,在经济学中可以是厂商,也可以是厂商中的一个商业单位,即“组织/技术组合”。但为什么不是厂商中的经理?还有就是那些越来越成为商业组织普遍形式的跨国组织网络——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们作为最基本的进化单位?或者只能把它们比为鱼群?虽然在厂商之间讨论竞争很正常,但是这里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值得研究,而这些问题可以将我们引向生态学,而不是进化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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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29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把不同的厂商联合成一个相关的群体。最明显的答案就是把那些处于同样竞争环境中的厂商联合成一个群体。但是这样做会产生必然的循环优势,尤其当厂商们不断影响环境来制造对自己有利而对其竞争者不利的形势时,比如说通过游说要求立法减少限制或减税。在竞争调查中,最主要的分析领域之一是市场界定,因为在一个市场里占有50%份额的厂商可能在另外一个更大的市场里只占有20%的份额。市场的边界由产品替代的可能性、顾客、竞争者来决定,如果顾客不能买到满意的替代品,或者竞争者不能提高销量来满足顾客时,这可能就已经到了市场的边界了。但是实证分析有一个很艺术的地方,就是在实际中,这些边界并不是那么清楚,而是相当模糊。当然,自然界也是如此。物种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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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5731 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界定了企业健康度。利润显然是一个很好的测量手段——它和厂商的生存息息相关,因为那些亏损企业要么倒闭要么被并购。演化经济学家更喜欢使用市场份额或相对销售增长率来衡量,因为这些和生物学中的种群动态比较相似。规模肯定是现实生活中企业决策者的动力。使用相对生产规模一样可以联系到企业中的复制过程,也就是对一系列企业行为的复制能力,通常在论文中被称为“常规行为”。常规行为和基因非常相似,厂商是它们的原生态或者有机体。常规行为可以包括很多东西,从生产的产品到每天的工序。以房屋贷款为例,常规行为用来产生这项贷款所需要的房屋、人力、设备、软件,以及涉及的所有商业过程,从资格审批一直到电话中心接听客户电话的操作手册。如果一个厂商在住房贷款市场中获得份额,其他人就会为了自己的成功而复制这个厂商,同时也会想方设法地使自己在顾客眼里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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