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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厂商想要复制另一个厂商的成功因素，它们就会越来越彼此相似。那么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就是创新。厂商自己也会刻意引进各种变化。创新在演化经济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自然界的变异，创新是一个蓄意的行为。即使市场的运行在进化论和传统经济学中非常相似，蓄意的创新在前一种情况里排除了静止或者静态均衡的可能性。目标不断改变，不太成功的厂商总是想要开展一些工作让自己变得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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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纳尔逊和西德尼·温特是正式进化增长模型的早期发展者，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进化增长模型的第一篇论文，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发表了多篇论文。这些模型的共同点是，厂商在创新和分配投资时都喜欢把精力放在更有利可图的现有技术中。连续几代的技术改进和更有生产力的技术的推广使用共同推动了技术进步。不同厂商所使用的技术生产力差异越大，技术推广使用的效果就越明显。这样的模式和鲍莫尔的观察不谋而合，他观察到小厂商更容易进行比较全面的创新，而大厂商则把它们的研发投入到现有技术的不断改进中。而总的生产力增长则同时依赖于这两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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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呆板的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很难否认进化竞争的理论对创新给予了更圆满、更充分的解释。在很多产业中，通常存在这样一种模式，即新技术出现的早期阶段有大量的小厂商，接着有许多新的厂商开始进入，也有许多厂商倒闭，然后是一系列的并购行为，从而产生了对该技术占有垄断地位的少数大竞争者。比如说，1885~1898年，美国的新兴汽车工业一共有14家厂商，1899年有19家，1900年有37家，1901年有27家，1902~1910年平均每年有48家。此后，新增数量逐年下降直到20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新的厂商加入。同时，离开这个产业的厂商数量也显示出相同的上升和下降的趋势，始于1920年的并购行为也开始迅速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在美国只有7家汽车制造商，而1907年高峰时有275家（Geroski，2003）。很多产业都显示了这种特征，虽然发生的年代和出现的数量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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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离开该产业的失败者和数量很少但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成功者呢？对一个产业的垄断并不是由技术领先确立的，而是机遇。当然也包括立法、管制和标准设立等因素。网络的外部性可以把早期的技术领先转变成日后的成功，因为某种新技术的使用者越多，对选择这种技术的单个用户的好处就越大。确实，任何早期的领先优势都会像滚雪球一样增长，因为顾客需要学习如何使用一种新的技术，这就是QWERTY键盘格局一直流传至今的原因，因为人人都已经习惯使用它了（David，1985）。而且，新技术通常需要互补的基础建设、产品或者服务，所以从内燃机到混合动力汽车的转变非常昂贵和困难，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网络，包括汽油站、机修工、制造商以及生产和维护内燃机的供应商。而且，我们还没有提到汽车制造商和石油公司影响立法的强大的院外活动能力。当一个产业内只有几家大型厂商时，新的厂商再想加入就会很困难，因为现有厂商的技术水平和规模都构造了非常高的门槛。而最可能带来变化的源泉就是下一轮的技术创新，由革命性的新技术带动的创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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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方法论的魅力部分在于，这个模型确实能够紧紧抓住关于竞争过程中的一些实证规律。不仅技术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企业经济学方面的大量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见Geroski，2003；Geroski and Markides，2005；还有其他很多例子）。拥有技术的厂商，如果其利润和市场份额都占有绝对优势，那么产生的结果将是相当惊人的。竞争对手被竞争环境所逼，要么改善企业流程来提供更好或更廉价的技术，并且尽可能地在顾客眼里表现得与众不同；要么就是彻底发展新技术来替代在行业里占统治地位的现有技术。这种竞争模式比比皆是。不过，即使不用进化理论也可以对其进行描述和分析。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对技术和企业特别感兴趣的经济学家，可以更笼统地称为进化理论思想家，他们重拾早期思想家的遗产，比如斯密、休谟、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无论公开或未公开地对进化理论表示过赞同，都曾经对产业生命周期进行过描述和分析，但都没有把他们的研究和达尔文主义联系起来（见Geroski，2003；Baumo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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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异、选择和复制的正规模型的意义上讲，进化论的思想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仍然不高。但是经济学家只要研究了产业组织和技术进步，就一定会强烈地认同这是进化的过程。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学对经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既要归因于社会生物学和泛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也要归因干进化生物学和生态学中广泛使用的建模技术的效用。一种技术就是博弈论——这是达尔文从经济学中借用的概念，之后又被社会学家再次拿去使用。另一种是非线性动态系统数学，也就是混杂的个人行为叠加成总体水平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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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正在研究创新和增长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接触到演化论的各种隐喻，或者自己得出和进化经济学家一样的想法，但他们并不会直接表示对进化论模型的赞同。从对所有进化模型和强调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之间的相似点来看，这两种方法还没有结合起来。进化增长模型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们与从企业历史和管理研究中得到的大量例子非常吻合，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厂商和产业确实像进化模型所体现的那种行为和进化。但是我怀疑大部分传统增长理论家会愿意把进化思想融入更强大的潜在模型中，使之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可以容忍一语双关，那么进化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自然的隐喻。但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对基本单位的精确定位还没有像在生物学中那么明了。从基因到“常规行为”这种类推能否超过比喻这个层次？即使可以，要达到在生物学中的精确程度，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另外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在企业中，生存并不总是危在旦夕；而通常在文化中，选择则涉及讨论、争论、理性选择和决策。而我们对这些机制缺少好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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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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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个人之间和厂商之间相互作用的建模中，进化论思想功不可没。就像刚刚提到的，和传统理论相比，进化论思想强调的是厂商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分析几个“代表性”的相同厂商，这就是进化模型的魅力所在。除此之外，进化论思想把选择环境视为厂商所在的市场，把和顾客的相互作用以及诸如政府、执法者、来自其他厂商的鼓吹立法者、国际贸易合同等组成市场制度的一切内容，都作为选择机制的一部分（Metcalfe，1998）。厂商与环境之间的各种互动形成了进化结果。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或者抑制变化，并且如果它们促进了变化，其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必然是趋向于“良性”的，因为这些变化涉及选择的压力。经济中的创新和结构变化，通过竞争市场中的个人之间或厂商之间的互动产生，而这正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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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讨论的厂商竞争中，我已经指出竞争环境的界定似乎有点循环性。原因就是厂商在塑造他们自己的竞争环境时尽了力（事实上就像人们在自然环境中一样），它们为了自己的发展而行事，其他厂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在影响着市场。换句话说，在人类社会中，进化是一个目标明确的过程，我们总是有目的、想方设法地改变进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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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在经济中，厂商和市场机制一起进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十分重要（凡勃伦写道“对制度的自然选择”，把制度也看成是进化的单位）。事实上，当你开始考虑经济中大量的厂商、市场和制度的时候，似乎很清楚经济就是一个在同步进化的整体系统（无论是在正式意义上还是在比喻意义上），一个生态系统。在原来的变异、选择和复制的进化理论基础之上，我们还要加上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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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生物体之间互动的重要性也一清二楚，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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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帕戈斯的动物和植物与其他岛屿的种类有着本质的不同，即使这些岛屿都有与之相同的地质结构、海拔高度、气候条件等。这一直令我非常困惑，但是把国家的物质环境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考虑它的居住者特征是非常错误的；然而，我认为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那就是至少其他居住者用以竞争的天性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通常远比其他因素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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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充满了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竞争的例子。因此，互动就成了进化生物学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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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经济中，这就意味着选择环境本身在不断进化，今天的环境取决于过往的发展道路以及在这条发展道路上互动行为的结果。因为新的技术会确立自己的地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会随之发展，这就是产业会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并塑造自己选择环境的部分进程。某个行业中的厂商会通过贸易关系、立法、标准设定、与大学建立关系、打官司等行为改造自己的环境。政治活动和法律框架对环境也非常重要。侵权法和有限责任公司在19世纪工业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汽车产业和飞机产业需要政府修建公路和机场并设立交通法规和空中交通管理法规。对竞争环境的改造也是通过很多重要的方式来积累的：计算机的发明催生了计算机科学，而计算机科学家又发展了计算机产业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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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和他们的环境的同步进化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产业经济学家把创新的过程看成一个制度体系，该体系由现有的技术水平通过某种方式形成。比如说，迈克尔· 皮奥里和查尔斯· 塞勃已经解释了20世纪晚期的垂直整合和分等级大规模生产的美国公司是技术和当时美国社会制度互动的产物（Piore and Sabel，1984）。迈克尔·贝斯特已经研究了不同时期的流行制度，包括日本生产商扁平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即时”生产过程，还有在美国和欧洲盛行的通过引进最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而产生的水平网络组织结构（Best，2001）。克利斯·弗里曼用了“技术经济范式”来表达同样的概念（Freeman and Louca，2001）。以上所有都可以被看成是马克思和约瑟夫·熊彼特两人的相同观念的延伸，也就是不同的基本技术决定了不同的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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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不可能改变自身的基因，但是厂商可以按照竞争环境来改变自己的常规行为或者干脆尝试改变它们所在的环境。事实上，它们并不是很成功：厂商倒闭的情况比想象的严重。在英国新成立的公司中，五年内有4/5要倒闭；而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寿命大约是15年，之后就倒闭了，或者更普遍的情况是被收购了。似乎要厂商为了应对需求、成本或者技术的变化而改变常规行为非常困难，不仅个人不喜欢打破生活中的常规，而且厂商也不容易改变一系列工作、生产过程和技术，虽然这些改变能够使公司足以应对变化的环境（Milgrom and Roberts，1990）。很明显，许多厂商认为维持现有的生存环境会比较容易，所以它们就花了很多力气进行游说活动，推动政府立法以保护自己免受海外竞争，或者出台减免税收的法案来抵消他们越来越高的成本，或者实施限制进入产业的规则以及其他需要的各种制度。很多管理理论家，比如著名的克莱顿·克里斯滕森，已经对组织难以适应革命性技术的困难进行了评论（Christensen，1997）。纳尔逊（1995）写道：“组织与生物体相似的程度远超过很多经济学家的想象，重要的经济变化可能会涉及很多创造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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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博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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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吹响演化经济学真正号角的，并不是这些天花乱坠的描写，而是两个具体的建模技术。在这个复兴时代破晓之际，保罗·克鲁格曼和演化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谈话，他指出演化生物学和传统经济学都对自私的个人行为衍生出的总体结果十分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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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层次上，他们用同一种方法：用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中的均衡来解释行为……事实上最大化和均衡点竟然是解释那些被视为禁区的复杂问题的极其有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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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就是这样一个理解大自然的好方法，所以进化生物学家将其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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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无法阐述清楚难以置信的、新奇有趣的博弈论历史。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塞尔维亚·纳瑟（Sylvia Nasar，1998）写的约翰·纳什的传记——《美丽心灵》。纳什在根据这部书改编成电影之后就十分有名了，但是对博弈论领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即1944年由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所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诺伊曼从小就是一个天才，他是20世纪30年代来自匈牙利的难民，但是他的数学天赋帮助美国造出了原子弹。摩根斯坦出生在德国，纳粹占领奥地利时他在维也纳大学工作，并在占领者认为他在“政治上无法容忍”时逃了出来，并且像冯·诺伊曼一样在普林斯顿大学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展示的方法是一个研究互动的数学工具，并很快在RAND研究中获得了发展，而博弈论的战略用途马上就显现出来。著名的应用例子有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就此写的一本经典著作——《冲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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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进化与博弈论》，引领了生物学研究的主流。这本书将博弈论应用于人口遗传学，使用了从均衡策略中得到的“繁殖方程”来预测人口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属性。史密斯的“进化稳定策略”和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稳定（纳什）均衡是相同的概念，即某一群体中，给定其他人的策略时，每个人都选择了各自最优的策略。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以牙还牙”策略，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果上一次别人和你合作，你就与他合作；如果别人对你不好，那你就要报复。假设人群中总混杂一些骗人的坏人，他们会发现自己总是会被针锋相对的人们反过来欺骗，而且一般来说，这些人要比骗子做得好，因为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总是在合作。针锋相对是更好的策略，也是进化论上比较稳定的策略。该博弈被看成是可以解释公司在自私人群中如何进化的很有说服力的模型，受到了广大经济学家的认可（Axelord，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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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经济学家来，生物学家似乎更有意识地在使用这些模型。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留意到大自然并不一定总处于均衡状态，而一些经济学家似乎把博弈论的均衡当成是描述真实经济的一种现实方式。当然，博弈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工具，可以用来模拟经济组织中的复杂问题。它将互动的角色、不同实体之间的同步进化以及它们的环境程式化，并且给予经济学家一个数学的方法去探索以前几乎完全是描述性的领域。在博弈论专家的眼里，制度就是一场博弈的均衡——一场涉及很多人的博弈的自我强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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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中最经典的例子是“囚徒困境”，也就是对于每个囚徒而言，都有一个最优策略，但是如果他们都选择最优策略而不选择合作的话，反而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萨缪·鲍尔斯给出了公共财物的悲剧例子，这是一个考虑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富有成效的方法。对每个渔夫而言，打到的鱼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所有的渔夫都这么做，就没有他们联合起来设置捕鱼限额以防止过度捕捞要好（Bowles，2004）。很多年来，经济学家都在狂热地使用博弈论。托马斯·谢林（2005年与他人一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使博弈论得到普及而备受好评，这要归功于他在1960年出版的《冲突策略》一书，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把博弈应用到冷战之中的，似乎对美国的地理政治策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他在1978年发表的《微观行为和宏观行为》则概括了把博弈论应用于社会现象的很多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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