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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最近，经济学家开始转向社会学，对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发生了兴趣。来自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更广阔的研究视角赋予社会互动在资源配置中的意义，而这一视角有两个根源。一个是进化，还有从博弈论和研究复杂系统中得来的工具。另一个是越来越多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对经济学家来说）不清晰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与经济表现呈正相关。制度、规范、文化或者所有这些，明显都会促进或者抑制经济发展，并且在当今的发展经济学中占据核心地位。“良好的治理”在促进贫困国家增长的提案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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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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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的革命——因为它是革命性的——始于1962年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Buchanan and Tullock）所著的《同意的计算》。他们在书里写道：“本书的目的是要得出一个在某些方面和传统市场经济学理论相似的初步的集体选择的理论……把经济学家的假设延伸到个人的行为中，就如同他参与了政治过程一样。”除了几位经济学家（比如熊彼特，他把政客看成为了选票而忙碌的创业者）以外，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前都认为政府是一种好的外来力量，由社会福利推动，但是他们忽视了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客追求最多的是选票，他们的理念就是差异化的产品，而不是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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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在曼库尔·奥尔森于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得到了强化。奥尔森是挪威移民的后代，把自己看成是中间偏左派，和他的朋友詹姆斯·布坎南的政治趋向完全相反。他也把经济工具拓展到政治学的领域中。奥尔森认为政策决策可以由将政治视为特定团体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竞争，而非以传递公共利益的过程来解释。他继续把经济发展乏力解释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扰乱了经济政策的结果。组织越大，就越难统一所有人的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把整个社会统一起来非常困难。事实上很多经济都是基于很小一部分人也就是一个独裁者和他的亲戚与朋友们的利益而运行的。唯一一个比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更糟糕的情况是利益集团的垄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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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布坎南就致力于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而奥尔森则把其延伸为研究政治决策的系统化工具，与被他视为“浪漫化”或者理想化的替代工具形成鲜明对照。这两位经济学家是1963年非市场决策研究委员会的发起者（也就是后来的公共选择协会）。有一段时间，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忽略了公共选择理论，对非市场决策毫无兴趣，很多政客对其也非常反感。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西方民主国家的战后经济增长记录开始变慢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量假设政府滥用权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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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选择理论和保守政治的关联越来越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作为一种有趣的分析工具来使用。这个理论方法催生了大量关于选举行为的研究文献。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所以对自己的选票毫无兴趣，因为每个选票本身对选举的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事实上，弃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一个追求最多选票的政客会设法满足大部分选民的需要，这就会导致反对党的政客为了中间地带的选民而斗争——“中间”选民是决定性的，这个理念也导致了“三角地”在美国和英国选举中的大量应用，换句话说，中间地带在反对党和公共意见之间划开一条中间政策区域。这会使选民在选举日待在家里，因为事实上在候选人之间可以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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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奥尔森的贡献也带来了对立法游说集团影响的研究，这些集团对影响他们利益的特定公共政策有非常强大的游说动机，与每个选民投票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小小的动机完全不同。奥尔森认为由商业团体这种特殊利益的游说者所导致的无效率的政策同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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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力延伸到事实上是什么在左右人们选票的实证研究。经济解释究竟在政治决策中占多重的地位？（见Olters的调查文献和引用文献，2001。）其中一个研究分支考察了经济表现是如何影响选举结果的——用半句话来概括在不同国家中的大量研究就是，增长和失业似乎对选举结果毫无影响，而通货膨胀的影响似乎多一些，但是也不是那么多、那么频繁（Olters，2001）。另一个考虑的方向把研究的问题颠倒了过来，探究了选举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果的。具体说来，在民主社会进行的选举，促使政客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降低利率和税收来制造一个短期的经济繁荣，而选举的赢家在选举结束后又要回到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来。很多国家都存在“政治商业周期”的证据。这样的发现解释了独立中央银行和诸如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机制在制度上的发展。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是预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而操纵经济的一种工具。很多公共选择理论家都支持财政政策中的相似机制，如均衡预算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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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商业周期的分析是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出来的一项重要成果。对政治制度和结构影响经济途径的研究是目前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紧随其后的是对政治结果进行的类似的系统研究。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是否并且如何影响收入的分配和不同国民团体的利益。比如说，阿莱西纳和格莱泽写的一本特别有吸引力的书就探索了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不同的社会选择（Alesina and Glaeser，2004）。在美国，选民接受了收入不平等差距的逐渐加大；而在欧洲，选民们更趋向于以高税收和高福利来缩小这样的不平等。阿莱西纳和格莱泽认为这样的对比反映了欧洲的选民相互之间比美国的选民互相之间要更加相似，并且“社会一致”有一个人文的基础。总的来说，关于“适当”的税收水平和政府对经济健康和公众福利的支出，还有其他如何确定国家和私人部门之间界限的相关问题，起码是一个摆在桌面上活生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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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改善政府决策的质量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用他自己在公共管理上的经验说事，质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政府决策都是错误的，从而使一些像他一样支持政府积极行为的人觉得很头疼。具体地说，他质问为什么政客要开展应该是毫无争议的政策却如此困难，而这些政策可以使一些人好起来而很少有人会受损（用行话来说，几乎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这样的例子包括取消牛奶价格的管制（价格支持会损害那些穷困的家庭和孩子的利益），以及促使美国水电市场运行得更加有效率。传统的公共选择分析会使用奥尔森利益集团的理论，而斯蒂格利茨认为问题是现任政府无法保证以后的政府能执行一样的政策。比如，即使牛奶生产商能收到因为取消价格管制而带来的补贴，他们也许认为这样的补贴会更易受到以后预算减少的影响，而价格保证则因为很难理解和改变，所以受到预算减少的影响或许比较少。斯蒂格利茨的解决方法是在政策制定中更多地依赖透明度、解释和共识（Stiglitz，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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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对公共服务的改革，都是从公共选择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它开启了对政客和官员的动机、公共生活和私人选择动机的重要性、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以及最终我们的政治制度如何形成经济结果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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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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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的方法很自然地被延伸到对非政治组织的研究中。明显的例子是公共官僚制度和政府法规，而对这些研究的早期贡献来自于诸如乔治·斯蒂格勒和威廉姆·尼斯坎南（William Niskanen）等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有时候被看成是一个公共选择的理论家，虽然他的研究工作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制度，从他在1955年的博士论文开始，他一直都将理性选择应用于不计其数的社会制度，包括家庭和厂商。31992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演讲就以“以经济眼光看待生活”来命名。贝克尔认为理性选择的模型是一个用来理解社会和任何社会行为以及传统市场条件下的个人选择的有力工具，他强调他并没有对我们的动机进行任何假设，而是使用理性选择作为一种方法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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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和其他公共选择经济学家一起，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以前，经济学家或多或少都局限于对市场的研究，但是很明显，社会中对资源的配置并不是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政治和私有制度，包括家庭和厂商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赫伯特·西蒙就用图表表达了这一思想。如果市场交易用红线来表示，制度用绿点来表示，那么从外星来的访客就会把经济看成是由一些红线连接的大片绿块。比如说，传统的新古典价格理论并不适用于家庭中的儿童看护或者办公室的工作安排（Simo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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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对很多支持者和执业者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学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无法解释制度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古典经济学家一直紧盯着制度的细节，而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则从制度中进行总结，并且仅仅把个人决策进行叠加来得到总体结果。很明显制度是在群体而不是个体层面上对经济结果进行解释。即使因为自己的利益存在于诸如通货膨胀和增长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之中而有理由忽略制度（尽管并非合理），一个对产业内的变化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忽略大厂商和工会的存在。但是像这样的组织是如何在由个人偏好和现有技术决定的个人选择的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呢？又怎么用这套理论来理解跨国公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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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贝克尔和其他劳动经济学家把精力放在了研究家庭上，他们为公共选择理论和相关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方法。另一个重要的解释由罗纳德·科斯提出（见Coase，1960；以及www.Econlib.org/library/enc/bios/coase.html），他在1937年出版了《企业的性质》一书，其中前两章的内容让他获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Coase，1937）。他年轻时是个社会主义者，长大以后却开始疑惑为什么通用汽车公司可以运作得那么好，而列宁却无法把苏联当成一个大公司来运作呢？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大公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使用市场的时候有交易成本，所以把一些交易放在公司内部而不是放入市场更有效率。厂商的边界就是由这些成本所界定的，而之所以会形成这些成本，是因为对独立的交易各方进行监督和评价有时候是一件相当困难且代价巨大的事情。交易成本通常和第六章里提到的信息缺口有关。科斯的第二篇有关世界变化的论文于1960年发表，这篇论文研究了解决诸如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的最佳方法。他假设当有外部性存在而价格机制无法合理配置资源时，政府来制订解决方案就一定更好。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意味着政府的管理方案也不一定最好，因为政府和市场一样都会失灵，所以市场和制度之间的选择应该依赖于对每个特定情况下的机会成本的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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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方法解释了为什么对于市场结果来说制度重要，以及为什么制度是有缺陷的。用经济理论的术语来说，交易成本意味着不可能存在完整的可以涵盖所有可能事件的一系列合同。交易成本为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增加了真实世界中的很多细节。总的来说，它被应用在两种情况下。一种涉及研究经济基本规则是如何产生的，即法律框架的发展、产权的归属和政治过程；另一种涉及特定框架的运行，组织结构如何形成（尤其是厂商），还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交易，这就是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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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第一种情况的著名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是这样描述特定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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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说，人们制定制度是为了建立秩序、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和标准的经济限制一起界定了可选择的集合，也因此确定了交易和生产的成本，以及参与经济行为的利润率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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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或以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宪法、法律以及产权，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它们都形成了个体在经济中的动机。研究诸如厂商一类的组织结构的最著名人物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诺斯和威廉姆森，还有罗纳德·科斯，在1997年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际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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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当诺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是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他和桃乐丝·兰格（Dorothea Lange）曾在一个夏天一起工作过，兰格是当时农业安全协会摄影部的负责人，在加州中部和移民一起旅行。诺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和商船一起出海，所以有足够多的时间陶醉在经济学书籍的海洋里。回到美国时，是走兰格的路而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还是走兰格的丈夫——经济学家保罗·泰勒的路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始终犹豫不决。很明显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都很热切地想理解贫困的原因以及发展或未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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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历史的研究使他专注于制度的重要性研究。从一个简单经济到复杂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参与到越来越多的交易的过程中，而这需要合适的制度才行。在诺斯的概括中，最低的要求是合同的公平执行，保证产权的有效以及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完善。政府在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现代经济的规模实在太大，以至于没有哪个私人组织能够实现这些制度。但是对政府的限制一样很重要，以防止征收现象的发生。在保护个人免受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公正的制度和匿名的交易有着重要的意义。诺斯看到，在经济历史中，经济增长和制度之间存在很多正反馈，例如，贸易的增加激励商人想要加强履行和其他生意人的合同，这些商人的存在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增加了交易的利润，并且扩大了交易的规模。而每当此时，商人就会请求他们的统治者施以保护，而统治者则会要求商人为他们提供战争的资金。但是，正如诺斯所指出的，经济历史是彻底的关于失败制度的故事。很多贫困国家缺少制度上的激励机制，所以就不能鼓励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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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还对经济制度的心理和行为基础产生了兴趣，就如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传中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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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要发展一个政治经济框架来探索长期制度的变迁让我一直很忙碌，并且促使我在1990年能够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在这本书里我开始严肃地怀疑起理性的原则。很明显我们必须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决策；为什么像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改变人们的选择并且为经济在长期内的进化指明方向。要是不试图理解思维是如何获得知识并进行决策的认知科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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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姆森对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产生制度的研究，同样提出了关于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他把理性选择方法，即人们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行事的假设，与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到的有限理性的假设相结合，成为行为经济学大量研究方案的基石。就像威廉姆森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论述的，“经济化的趋向”是因人们为了私利行事而产生的，但是制度也产生了，这是因为人们无法保证他们一直都很理性。有限理性使市场产生了替代理性选择的决策和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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