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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说，人们制定制度是为了建立秩序、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和标准的经济限制一起界定了可选择的集合，也因此确定了交易和生产的成本，以及参与经济行为的利润率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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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社会规范和风俗习惯，或以正式约束的形式出现，比如宪法、法律以及产权，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它们都形成了个体在经济中的动机。研究诸如厂商一类的组织结构的最著名人物是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诺斯和威廉姆森，还有罗纳德·科斯，在1997年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际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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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当诺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时，他是一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分子。他和桃乐丝·兰格（Dorothea Lange）曾在一个夏天一起工作过，兰格是当时农业安全协会摄影部的负责人，在加州中部和移民一起旅行。诺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和商船一起出海，所以有足够多的时间陶醉在经济学书籍的海洋里。回到美国时，是走兰格的路而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师，还是走兰格的丈夫——经济学家保罗·泰勒的路而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他始终犹豫不决。很明显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都很热切地想理解贫困的原因以及发展或未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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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历史的研究使他专注于制度的重要性研究。从一个简单经济到复杂经济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参与到越来越多的交易的过程中，而这需要合适的制度才行。在诺斯的概括中，最低的要求是合同的公平执行，保证产权的有效以及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完善。政府在这些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现代经济的规模实在太大，以至于没有哪个私人组织能够实现这些制度。但是对政府的限制一样很重要，以防止征收现象的发生。在保护个人免受权力不平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上，公正的制度和匿名的交易有着重要的意义。诺斯看到，在经济历史中，经济增长和制度之间存在很多正反馈，例如，贸易的增加激励商人想要加强履行和其他生意人的合同，这些商人的存在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增加了交易的利润，并且扩大了交易的规模。而每当此时，商人就会请求他们的统治者施以保护，而统治者则会要求商人为他们提供战争的资金。但是，正如诺斯所指出的，经济历史是彻底的关于失败制度的故事。很多贫困国家缺少制度上的激励机制，所以就不能鼓励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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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还对经济制度的心理和行为基础产生了兴趣，就如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自传中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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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要发展一个政治经济框架来探索长期制度的变迁让我一直很忙碌，并且促使我在1990年能够出版《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在这本书里我开始严肃地怀疑起理性的原则。很明显我们必须要解释人们为什么决策；为什么像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主义可以改变人们的选择并且为经济在长期内的进化指明方向。要是不试图理解思维是如何获得知识并进行决策的认知科学，人们是不可能理解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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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利弗·威廉姆森对由于存在交易成本而产生制度的研究，同样提出了关于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问题。他把理性选择方法，即人们是出于自己的私利而行事的假设，与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到的有限理性的假设相结合，成为行为经济学大量研究方案的基石。就像威廉姆森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论述的，“经济化的趋向”是因人们为了私利行事而产生的，但是制度也产生了，这是因为人们无法保证他们一直都很理性。有限理性使市场产生了替代理性选择的决策和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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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森的著作关心的都是企业和工会，也就是在现代经济中市场交易最集中发生的地方。一个厂商什么时候会实行垂直一体化，或者什么时候会从供应商那里购买部件？是什么决定了工会为其成员利益进行谈判的合同类型——为什么除了工资以外的条件那么重要？为什么一些公司比其他公司有更多的层级？公司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的治理结构来保护股东、员工或者顾客的利益？威廉姆森认为在判断一个经济是否有序和合法时，这些私有制度的安排与正式的政治和政府一样重要（Williamson，2005）。“治理”可以解释一切事物，也可以证明经济中的制度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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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制度分析是现在经济学家在研究企业发展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并被世界银行强力支持（比如Burki and Perry，1998）。“良好的治理”成了企业发展的摇篮和馅饼。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中，现行制度被看成是解决很多社会限制和摩擦问题的一个办法——在这些限制下，它们事实上是有效的方法。在社会条件（因为过度的政府债务而产生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的限制下，一些看起来非理性的个人选择（物物交换，而不是在市场中获得现金）就可以被视为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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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制度学家利用传统经济学方法可以解释所有的问题。虽然这种方法对于经济中不存在摩擦这个假设来说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是仍然停留在个人基于自己的偏好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上。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争辩说，这就形成了某种循环，因为在交易成本和摩擦存在的情况下，观察到的制度被解释为一种有效的结果，但是它仍然忽略了组成经济体的个人还拥有社会关系。这些社会结构不允许侵犯他们理性的、自私的选择，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缺口，各个社会如此不同的制度结构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一些理性选择之外的与交易成本有关的因素肯定在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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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诺维特也批评了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存在的反趋势潮流，即把除了经济行为以外的所有行为完全当成社会关系限制的产物，他认为“这样的看法把经济当成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独立、异化的球体，而经济交易不再由社会或者家庭责任来界定，而是由对经济结果的理性计算而界定”（Granovetter，1985）。而这造成的结果就是，缺少对现代生活各个方面（如公司内部行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因而经济学家继续忽视制度内部的社会关系。同时，在其他生活方面，按照社会规范和行为模式进行的选择以及理性选择都被排除在外，这就使社会学家忽略了自私所起的重要的作用（Granovett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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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办公室的饮水机旁拉关系，或谈论昨天晚上的电视节目，也可以意识到真理其实就在这两种方法之间。理性的自私和社会的要求都在决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非常相似。格兰诺维特的研究已经探索了两种决策模式是如何混在一起的，从而成就了有史以来被引用最多的社科论文之一。作为对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模型纳入制度和社会关系研究的回应，格兰诺维特把社会学带进了经济学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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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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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借助网络工具我们可以模拟经济上的骨牌效应，比如股票市场的大涨、银行危机，或者经济衰退，我们就好像苦苦寻觅新的食物来源的小蚂蚁一样。这里我要谈的只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方面，即我们是如何将社会和经济当成整体来运行的。在知道人类网络也服从某些自然规律以后，对了解人类社会的总体结构有什么启发呢？我们在行事时所依赖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不同的社会和制度存在这么多的差异？如果我们按照复杂非随机的系统建立人和人之间的网络，为什么国家之间还有贫富差异？理解了存在天然的（可以假设是生物或者进化方面的）社会网络的基础以后，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又有什么不同呢？和撒切尔夫人的说法完全不同的是，似乎各地的所有个体都是相同的，而社会却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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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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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经济体差异性的解释存在于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之中。经济学家在利用社会学和人类学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因为在其他社会科学中常用的概念——比如“文化”或者“社会资本”——都有截然相反的定义，并且通常都很抽象并无法测量。我们以后再说这些，现在先说一个比较狭窄的定义——社会规范。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经济萧条可能就像平原上的龙卷风一样，来自于个人之间互相强化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是对另一个选择的反应。这是一个可以自我证明的预言。假设我们进行减少投资或者开除工人这样的巧合性的决策并不是因为预料到经济衰退，只是因为别人也在这么做，这是另一种行为，比如说因别人在丢垃圾所以我们也丢、别人戒烟所以我们也戒烟。换句话说，同样的机制可以解释“社会规范”的普遍性，“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中大家都认可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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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规范显然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短的也就一二十年。抽烟（在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烟的广告很快被禁止；吸烟在飞机和一些火车和汽车上也被禁止；一些政府也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包括酒吧，或者强制每个餐厅设立独立的吸烟场所。这也就是最近20多年发生的事情，意味着像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从把吸烟认为是正常甚至时髦的行为转变为对即使一点点烟雾也感到厌恶。虽然对健康的关心触发了社会转型，但社会规范发生变化也是毋庸置疑的原因——现在乱抽烟会被大家鄙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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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是犯罪。犯罪是一种可以直接应用经济分析的行为，即这种行为对一个理性的、效用最大化的人来说是否合算？回答取决于诸如合法工作的数量、合法工作市场的工资、被抓住的可能性，以及被处罚的严厉程度等因素。当这些因素在每个国家各不相同时，各个执法地区的犯罪率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这些变量能够解释的差异。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南非（1995）的谋杀率是万分之七点五三，爱莎尼亚是万分之二点八二，美国是万分之零点五七（1999），英国和威尔士是万分之一点四（1997），日本是万分之零点零六二（1994）。可见，繁荣程度几乎相当的日本和美国在谋杀率上却非常不同。史蒂芬·列维特提出了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他认为美国20世纪90年代谋杀率的下降是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上升的结果，他认为这么做是通过减少未成年人的怀孕和生育而减少了可能的罪犯数量（Levitt，2005）。我在这里不想讨论这个话题，因为这涉及不同国家关于堕胎法的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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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感兴趣的是对犯罪的解释过程看起来也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有人可能认为他们是一种时髦。在1996年的一项研究中，爱德华·格莱泽等人研究了美国不同地区的严重犯罪率。数据范围（1990）是从新泽西州理奇伍德村的每人犯罪0.008起到大西洋城的每人0.384起。而在纽约，数据范围从第123区的0.022起到第1区的0.21起。他们可以把地区间不足1/3的差异归因于经济影响，比如失业率和当地的收入，更大的原因则来自“决定犯罪的‘代理人之间的正态协方差’”，也就是同伙的压力和社会的互动。社会影响在非常暴力的犯罪中的作用很微弱，在这些犯罪中个人心理是占绝对地位的，但是对偷窃和车盗之类的犯罪行为，社会影响力很大，而在比如抢劫和殴打之类的犯罪中社会影响力属于中等。这样的排序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很明显，在一些社区中开着偷来的车兜风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这些罪犯也不会受到来自于熟人的强烈的社会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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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格莱泽和其他研究者一起记录了一系列社会规范的存在。例如，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了肥胖的普遍存在（Glaeser et a1.，2000，2002，2004）。最有趣的是，对我们来说，他也研究了决定城市经济表现的社会互动，把我们引入了整体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之路（Glaeser and Scheinkman，2000）。从更高的总体层面来看，该论文没有提及规范，即期望的行为模式，而是提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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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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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学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社会资本的研究引发了经济学的新热点，对社会资本的关注要比对个人理性自私选择的简单叠加的关注更多。我希望我可以为社会资本下一个简洁而浓缩的定义，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定义实在太多了。看这个，“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关系、社会规范、相互信任——能够使参加者用更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Puttnam，2000）。或者是这个，“一种实际的非正式的形式，它可以提高两个或者更多人之间的合作关系”（Fukuyama，1996）。我们会在下面探讨精确的定义，但是现在就请先接受这个关于个人决策综合结果的定义。这个名称和这些定义同时都意味着社会资本——不管它是什么——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改善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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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这个词在1916年被首先提出，但是它被广泛接受则在1993年对意大利的宗教研究发表以后。作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发现了经济表现与每个地区的收入、政治和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意大利南部比较贫困，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金融中心或大都市，而是因为那里的人的素质比较低。南方人更不愿意相信国家的制度，更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更喜欢靠熟人办事，给家庭和朋友开后门。帕特南从1970年开始这项研究，那时正是意大利宪法开始把中央集权分散化的时候。当时，南方已经比北方落后很多了。帕特南观察到，在他研究的一个名叫皮埃特拉佩托萨的小镇上，很多家庭住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房间的小石屋里，用手在田里打谷子。权力的下放是否帮助当地的经济赶上了工业繁荣的北方呢？没有。20年后，南方还是一样落后。帕特南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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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比较落后的地方，共同的生活已经在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妨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社会资本，作为民众意识的指标，可以帮助团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而达成合作共识。居民显然不可能喜欢贫困和落后。外国的压迫一度可能作为他们不幸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实验证明自治绝对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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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社会资本——国民思想的一种指标，是群体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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