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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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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另外一个非常难定义成可以衡量的指标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用过很多测量方法，马克斯·韦伯把宗教作为对经济发展有利的一系列态度和信仰的指标。文化可以被视为个人价值和偏好或者社会规范，很多信仰或者规范都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一个常用的分类方法沿着三条轴来定义文化：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自治和共治）；平等主义和等级制度；对自然世界的统治和自然世界的和谐（Licht et a1.，2004）。那么文化究竟落在什么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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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概念的作用在于它能解释为什么在众多可能的均衡点里社会选择了这一个而不是另外一个。在博弈论里，托马斯·谢林介绍了“焦点”的概念，即外部事物能指引结果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发展（Schelling，1960）。文化起着焦点的作用，并且引领社会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决定经济发展这种说法是在观察到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同的基础上得出的。就像考察社会资本的作用一样，我们可以用意大利的例子，这个国家在政府的领导下统一了150年，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却没有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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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无论人们将发展的根本原因称为“某种事物”，还是其缺乏“社会资本”或“文化”，这些都不重要。社会资本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我就把它简化定义成社会关系网络。在经济计量研究的实践中，通常用利益社会中的信任度（在家庭以外的）作为社会资本的总体指标。文化是另外一个抽象的名词，可能包含了总信任程度和其他指标。下面就是在衡量信任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里问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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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们相信他们的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还是相信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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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的尊重：家庭以外的人被认为重要且值得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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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性：年轻人会遵从他们长辈的意见吗？低等人会遵从高等人的意见吗？还是有更多的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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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使用这些指标还是更狭隘的社会资本指标或信任，最关键的实证问题是文化/信任/社会资本是否决定了经济中制度的形成和随之产生的经济结果，或者制度本身是否决定了经济结果并且带来了改变信任程度和社会态度的负面作用。这很难回答，因为明显存在反馈。现代化的经济确实可能缓慢地影响着社会和文化态度，这正是拉斯金、波兰尼、桑内特和其他人所抱怨的。是经济增长推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陌生人和家庭成员的信任呢，还是从中世纪以来的这些文化特性解释了西方的经济增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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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的策略是找出和文化而不是和经济结果紧密相关的变量。第一步就是用诸如语言和宗教起源等其他变量对文化进行回归。第二步是使用第一步的回归结果，也就是能够被自变量解释的文化部分，作为第二次对文化回归的工具变量，用收入或者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比如，圭多·塔贝里尼根据现在欧洲大陆国界内（比如在意大利境内或在比利时境内）的地区因几百年战争而产生的不同的政治起源这一事实，使用1850年以前欧洲不同地区的识字人数和政治制度作为文化的工具变量（Tabellini，2006）。埃米尔·利希特和他的合作者使用了语言线索，也就是在某些语言中去掉人称代词的能力，作为文化的指标（Licht et a1.，2004）。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假设，文化指标作为工具变量而言其本身和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无关，并且在每项研究中学者们都发现文化对政府管理（或者制度）和经济发展都做出了独立的贡献。最近关于文化对经济影响的一系列实证调研也证实了这一点（Giuso et a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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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方法并不是唯一的路径。很多经济历史学家利用基于文化的描述，追踪过很多始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却各不相同的经济历史。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戴维·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另外一个特别的案例研究是由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提出的，他关心的是11~12世纪北非的马格里布贸易者、南地中海以及北地中海热那亚贸易者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之间的对照（Greif，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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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化还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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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要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都倾向于以固有的文化模式来思考，并觉得这些文化模式是一个可以从思想上进行分类并对人们行为做出反应的捷径。但是就如上文所说，作为经济表现的基本原因，文化比制度结构更重要吗？它们很明显地相互影响。可能确定因果方向吗？就好像有验证历史和地理原因对增长贡献的实证性著作一样，也有类似的衡量文化和制度重要性的著作。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圭多·塔贝里尼的论文，他的观点是文化比较重要，文化决定了制度。但是其他很多人觉得制度才是关键。有一篇研究了19世纪国家之间相对经济排名的“财富的逆转”的论文，发现制度对国家合理利用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cemoglu et a1.，2002）。这些都与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最近的发现相呼应，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组织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很多结果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在Helpman（2004）的第七章中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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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没有人能最后得出结论。理由如图8.1所示，明显非常困难。该图显示了对不同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虚线表示反馈的方向，其中的区别相当微妙。尽管使用了大量指标作为抽象概念的替代指标，还有相关的解释变量和历史数据，要对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下一个确定的结论完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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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不同的因果关系（粗体表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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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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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在阐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之间可能的联系之后，现在依然无法得出决定性的结论。表8.1是关于经济理论社会基础的分类，有助于了解这场辩论究竟持续到什么程度，这个分类根据奥利弗·威廉姆森（2000）提出的一个分类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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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老问题上：为什么经济之间会存在差异，有些增长了而有些没有。本章从人们之间如何互动及人们的决策是如何叠加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我想用第二章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来结束本章，即人们的思考目的、决策中的心理因素，以及在他们决策中使用信息的重要性。过去，关于制定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的最佳方法，一直都是以市场还是政府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我希望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为什么这样做实在是太简单了。政府和市场都是制度的具体形式，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已。人类为了管理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制度。帕萨·达斯古普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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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需要并且能够做到的时候，人们发展了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制度，比如家庭或者亲属关系的延伸；民间的、商业的和宗教的协会；慈善机构；生产单位；还有政府中各个级别的部门。它们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对它们的说明，尤其是我们对它们的优缺点了解得越来越深入，是过去25年来经济学中最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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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经济理论的社会基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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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规范、文化、社会资本、制度、市场、政府，所有这些都是对把个人选择转变为集体行为的机制进行描述的名词。在这个领域里继续研究的目的之一必定是怎样的综合安排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包含一切的综合框架。每种框架在某些场合下都会失效，每种框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市场里，匿名在某些情况下是好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变成了负担；传统的村庄里的紧密关系可以起支持作用也可以起负面作用；社会资本也可以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信任减少了交易成本，使市场更有效率地工作，但是市场的范围越宽，信任可以持续的难度就越大。还没有一个框架可以概括综合行为，因为今天的制度决定了明天的经济表现，而这反过来影响了制度的进化。要理解这些反馈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而这仍然是今天最有活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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