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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重要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我认为我们都倾向于以固有的文化模式来思考，并觉得这些文化模式是一个可以从思想上进行分类并对人们行为做出反应的捷径。但是就如上文所说，作为经济表现的基本原因，文化比制度结构更重要吗？它们很明显地相互影响。可能确定因果方向吗？就好像有验证历史和地理原因对增长贡献的实证性著作一样，也有类似的衡量文化和制度重要性的著作。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圭多·塔贝里尼的论文，他的观点是文化比较重要，文化决定了制度。但是其他很多人觉得制度才是关键。有一篇研究了19世纪国家之间相对经济排名的“财富的逆转”的论文，发现制度对国家合理利用工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Acemoglu et a1.，2002）。这些都与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最近的发现相呼应，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组织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提高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他很多结果也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这些在Helpman（2004）的第七章中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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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现在没有人能最后得出结论。理由如图8.1所示，明显非常困难。该图显示了对不同的因果关系的看法，虚线表示反馈的方向，其中的区别相当微妙。尽管使用了大量指标作为抽象概念的替代指标，还有相关的解释变量和历史数据，要对这样一个麻烦的问题下一个确定的结论完全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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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不同的因果关系（粗体表示因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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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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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在阐述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之间可能的联系之后，现在依然无法得出决定性的结论。表8.1是关于经济理论社会基础的分类，有助于了解这场辩论究竟持续到什么程度，这个分类根据奥利弗·威廉姆森（2000）提出的一个分类改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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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老问题上：为什么经济之间会存在差异，有些增长了而有些没有。本章从人们之间如何互动及人们的决策是如何叠加的角度来探索这个问题。我想用第二章中的一些相关内容来结束本章，即人们的思考目的、决策中的心理因素，以及在他们决策中使用信息的重要性。过去，关于制定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的最佳方法，一直都是以市场还是政府这样的形式出现的。我希望第二章和第三章已经很清楚地显示为什么这样做实在是太简单了。政府和市场都是制度的具体形式，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而已。人类为了管理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发展了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制度。帕萨·达斯古普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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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需要并且能够做到的时候，人们发展了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制度，比如家庭或者亲属关系的延伸；民间的、商业的和宗教的协会；慈善机构；生产单位；还有政府中各个级别的部门。它们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对它们的说明，尤其是我们对它们的优缺点了解得越来越深入，是过去25年来经济学中最伟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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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经济理论的社会基础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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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规范、文化、社会资本、制度、市场、政府，所有这些都是对把个人选择转变为集体行为的机制进行描述的名词。在这个领域里继续研究的目的之一必定是怎样的综合安排能得到最好的结果，因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包含一切的综合框架。每种框架在某些场合下都会失效，每种框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市场里，匿名在某些情况下是好事，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变成了负担；传统的村庄里的紧密关系可以起支持作用也可以起负面作用；社会资本也可以是积极的或者消极的；信任减少了交易成本，使市场更有效率地工作，但是市场的范围越宽，信任可以持续的难度就越大。还没有一个框架可以概括综合行为，因为今天的制度决定了明天的经济表现，而这反过来影响了制度的进化。要理解这些反馈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而这仍然是今天最有活力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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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170456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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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第九章 为什么经济学如此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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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一位在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工作了57年的教授，尽心尽力地教授经济学研究生并因此获得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佳教师奖，这个奖项由学生组成的一个五人委员会每年评选一次，加尔布雷斯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的家里招待获奖者和评委。那年，我也是评委之一，但是我错过了跟这位伟人交谈的机会，主要是我觉得跟他攀谈有距离。我的同学们，这些超过六英尺的高大北美男子仅仅齐加尔布雷斯的肩，而我还不及这些男子的肩膀，看来这位伟大的教授和我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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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某种程度上，那年的学生评选委员会的评选结果是让人难以接受的3:2，而我正是在少数派这边。1让我来解释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是1982年，罗纳德·里根刚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组成横跨大西洋的联盟，用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证明了其政策的实用性。就经济学而言，对理性预期的痴迷达到了顶点——极端理性选择、完美预期进入商业周期，宏观经济控制给自己穿上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数学外套。有些学生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可以展示男子气概——看！我把微积分做得太棒了！我发现这非常吸引人，因为它采用了极端的经济学基本假设，从而将简单的模型和富有启发性的真实世界形成对比。我的论文就是验证理论在哪些具体方面无法解释美国工业的就业和薪酬水平的。我想你不是保守派也可以进行这项经济学研究。毋庸置疑，人们对宏观经济学中最先进观点的态度反映了他们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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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我们的学生评选委员会。多数人选斯蒂夫·马格林（Steve Marglin），一位给我们讲授经济学史的终身教授。当被哈佛大学聘任时，马格林是一位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当获得终身教职后，他转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我想他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但是不及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另一位候选人，一位很有天赋的经济学家（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他将对我们而言非常困难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技术分析变成了令人激动而又十分有趣的课题。我觉得我的同学选择马格林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证明他们是激进主义分子，忽略了颁奖的目的——名义上是奖励我们所受的教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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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是要说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同时也说明加尔布雷斯是人们心目中经济学家的典范。随后我将回到对政治的讨论上来。当然，加尔布雷斯是为数不多的被大众所熟知并阅读其文章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许多书是畅销书，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流畅的笔调、激荡的思想，还给语言贡献了新的词汇［“传统智慧”（convensional wisdom）就是其一，还有“私人的富足与公共的污秽”（private affluence and public squalor）］。尽管他获得了哈佛的教授职位并具有较强的公众影响力，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尔布雷斯本人算不上一位经济学家。酸葡萄心态吗？当然，在任何领域中的学者都会对他们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并且享有很高人气的同事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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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加尔布雷斯于2006年4月过世后，我重拾《丰裕社会》一书，所获甚丰。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尔布雷斯不属于我们经济学家中一员的原因在于他的方法论。加尔布雷斯的著作涵盖了经济学的很多方面——企业管理、增长与财富、公共服务提供、通货膨胀等，但是他使用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关键还不仅仅在于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非常文学化而且没有方程。另一位杰出的大众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加尔布雷斯有同样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们从专业角度考虑还是把克鲁格曼归为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没有接纳加尔布雷斯，因为他没有建模。模型并非必须用数学方程表述。但使用模型来表述真实世界，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和关系，就可以既雅致又精简地表述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所以我们这些建模者读了《丰裕社会》，即使同意其中的说法，也没有发现其说服力在哪儿。还让我们没有机会反驳它的假设和实证结果。对经济学进行界定不是通过其探讨的主题而是依据其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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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非经济学家就会判断：加尔布雷斯很棒，经济学家们都是在胡扯。因此对经济学的批评不绝于耳，我自虐般地读了很多，然后扔得远远的。至此，我所花的大量篇幅说明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直接反驳这些批评。我简要说明如下：一些传统的批评是合理的——当然是的，但是更多的批评歪曲了经济学，原因就是带有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我确信很多外界的批评根本不知道过去20年经济学发展的状况。事实上，随着今天它被大学和政府广泛运用，经济学在不经意间正在经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并没有被夸大。实证经济学家正在用非常详细的应用结果充实着经济和社会，而这些结果可以和其他学科中任何重要的发现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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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自闭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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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圣母大学的经济学院被分为两部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系以及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系。在外行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计量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相互并不排斥。实际上在之前经济学院还没有分家时，这两者在思维上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也研究不到一起去。学校的管理委员会和其他学院都在进行机构重组，以解决智力资源（毫无疑问也是个人的）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认为非传统经济学家和传统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是如此之大，而继续将其维系在一起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引自Monaghan，2003。）所以经济学院被分成了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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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异端（即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系）招罗了一些“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中的精英。“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时，寻求主流经济学替代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卡莱尔的著名论断“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这些批评既有来自经济学专业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在我所收集的抨击经济学的资料中，有一篇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于1985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他指责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学生都是天才的白痴，“懂得深奥数学理论的天才，缺乏实际经济生活的白痴”。他的很多文章不但反对使用数学，而且还批评使用建模的方法。尽管他最后呼吁建立一个“新范式”（罗伯特自己的理解），但对此并不乐观，“存在异议的范式在经济学中根本无法立足。因此正统经济学需要依靠意识形态、专业的社会学以及增加关注度、支持和资助的政治策略而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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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图书能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单来，包括乔治·布罗克韦（George Brockway，1995，2001）、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1993；也可以参见Heilbroner and Milberg，1995）、托尼·劳森（Tony Lawson，1997）、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1998，2000）、菲利普·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2002）和保罗·奥默罗德（1994，1998，2000）等经济学家的著作。甚至还有一本怪诞的小说（Legendre，2006）借鉴了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2006）深奥的理论。2所以这些著作被文学期刊、新闻报纸兴高采烈地咀嚼着——评论编辑非常喜欢这个可以公开凌辱经济学的机会。对所有这一切，《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代表所有人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