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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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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学中最热门的领域之一——社会资本的研究引发了经济学的新热点，对社会资本的关注要比对个人理性自私选择的简单叠加的关注更多。我希望我可以为社会资本下一个简洁而浓缩的定义，但是很不幸，这样的定义实在太多了。看这个，“社会生活的特征——网络关系、社会规范、相互信任——能够使参加者用更有效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Puttnam，2000）。或者是这个，“一种实际的非正式的形式，它可以提高两个或者更多人之间的合作关系”（Fukuyama，1996）。我们会在下面探讨精确的定义，但是现在就请先接受这个关于个人决策综合结果的定义。这个名称和这些定义同时都意味着社会资本——不管它是什么——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改善有效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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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这个词在1916年被首先提出，但是它被广泛接受则在1993年对意大利的宗教研究发表以后。作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发现了经济表现与每个地区的收入、政治和社会传统之间的关系。意大利南部比较贫困，并不是因为那里缺少金融中心或大都市，而是因为那里的人的素质比较低。南方人更不愿意相信国家的制度，更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更喜欢靠熟人办事，给家庭和朋友开后门。帕特南从1970年开始这项研究，那时正是意大利宪法开始把中央集权分散化的时候。当时，南方已经比北方落后很多了。帕特南观察到，在他研究的一个名叫皮埃特拉佩托萨的小镇上，很多家庭住在只有一个或者两个房间的小石屋里，用手在田里打谷子。权力的下放是否帮助当地的经济赶上了工业繁荣的北方呢？没有。20年后，南方还是一样落后。帕特南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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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比较落后的地方，共同的生活已经在几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妨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什么？社会资本，作为民众意识的指标，可以帮助团体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而达成合作共识。居民显然不可能喜欢贫困和落后。外国的压迫一度可能作为他们不幸的一部分，但是当地的实验证明自治绝对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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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社会资本——国民思想的一种指标，是群体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所使用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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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的研究激励了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在内的人去探索社会资本和经济结果之间的联系。有几项研究确认了正向的联系（比如，Bowles and Gintis，2002；Dasgupta and Serageldin，1988）。在这项研究中，社会资本通常用对问卷（通常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中问题的肯定回答来衡量。该调查每五年在很多国家进行一次，问受访者的问题是：“你觉得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在和别人交往中越小心越好？”复杂的定义就这样马上转换为一个广泛的问题。但是，回归结果是很深刻的。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早期论文发现，信任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并且对大型组织的业绩有很强的解释力。作者总结说，“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结果似乎在全世界都适用”（La Porta et a1.，1997）。在同一年，其他的实证研究者也发现“信任和民众互助与强有力的经济表现联系紧密”（Knack and Keefer，1997b；Knack and Keefer，19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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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实证研究显示，社会指标与好的经济结果之间确实存在着正向的联系。但是要把这个发现付诸政策制定方面的实践，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到底是社会关系中的哪个方面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有一段时间，上述的研究把社会资本的某种衡量指标对经济结果进行回归，还有很多其他指标可以用来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标准，比如文化信仰、制度指标或者民主等政治因素，所有这些回归都可以取得正相关关系。我们也要明确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肯定我们没有观察到强大的经济造就了这些和谐的社会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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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定义上。社会资本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和行为模式相关的？文化是不是有一个有用的定义用以区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以及与管理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政治过程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如何有效地把这些概念模拟出来，并且包括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的反馈信息以及分清因果关系的方向呢？我相信无论是在经济学家之间，还是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之间都绝对没有达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的共识。当然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关于实证结果的共识，比如说关于“文化”比“制度”或“社会资本”是否更能作为经济结果的最终原因——这也关系到政策分析，因为要改善经济表现，在改革制度和适应传统社会关系或者文化信仰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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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对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这类大概念的使用非常怀疑。比如，查尔斯·曼斯基（Charles Manski）已经强调因为对所检验的对象概念不明确导致了实证证据无法得出结论。他提出三个具体的社会互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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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你的选择的其他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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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行为基于你对其他人选择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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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偏好（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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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基认为“社会资本”的思想在这三个渠道以外没有任何贡献（Manski，2000）。目前还缺少大家公认的确切的定义，下面就是我在阅读了相当一部分关于快速增长的文献以后，对如何考虑这些相关的社会概念问题的理解，还有对到现在为止的实证研究的总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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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的进化过程可以为人们之间的合作提供一个基本的解释。现在已达成共识的是，人们相互之间的无私是从早期的人类合作共同捕捉猎物开始的：在打猎中合作可以增大生存的机会，很明显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由来（Bowles and Gintis，1999）。一些研究者也认为我们继承了一些学习社会规范的秉性，和我们学习语言的能力一样，即使对语言来说，我们学习的最大变数也在于我们所成长的环境（见Ostrom，2000；Ostrom，1990）。虽然有进化的基础，互相报答和互相合作的程度还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相差很大。然而实证证据显示了一些共同的模式（Bowles，1998；Fehr and Gächter，2000）。个人的品性不同，一些很自私，一些天生就是合作者，还有一些人视情况而定。要得到一个合作的结果，需要有足够多的相互支持者，但并不一定是多数。原因似乎是我们即使会付出一些代价也非常愿意严惩那些自私的人，而这样做会抵制不合作的人。惩罚的威胁使社会规范得以保留，即使自私的人占大多数。我们如何看待别人的信仰也很重要，即使我很自私，如果我认为别人会合作，我也愿意合作。有趣的是，面对面的交流会加强合作的行为。所以社会惩罚、交流、相互预期以及人们的选择如何被限定，都影响着我们与别人合作的程度而不是进行自私（有限）理性选择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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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保罗·西布莱特提出了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使我们不再谋害彼此，我们不久以前并且现在在某些国家里还这么做过？是什么使我们在规模越来越大、分散而独立的社会中改变为相信对方，并且遵守自己的诺言？相信别人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一些研究者把“信任”和“社会资本”基本当成同义词来使用）。我们相信非常亲近的家庭成员之间是基于相互的感情。我们似乎也从进化中获得了在小组中互相帮忙的传统，比如说因为你帮我杀死了一头大象我就会和你分享这个猎物，而作为回报我会帮你杀死一头大象也期望你能分我一点肉吃。不然的话，信任就取决于制度的存在来保证每个人都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遵守他们的诺言。对经济学家来说，制度就是博弈中的均衡策略。制度协调着个人的行为，以使对别人应该如何做的所有期望都不会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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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谢林（1978）提供了最漂亮的例子——交通灯。在红灯时停下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因为他们都想避免事故；并且每个人都很自信其他人也会这么做，因为他们也想避免事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完美的制度，因为这不需要很多监管和强制执行。其他制度可能就需要管制，尤其是当个人意图和社会需要不符时，其他人仍然能监管他们自己，因为即使某个人没有即刻的利益要做某件事情，他们也已经对名誉投入了很多而成为一个对社区热心的人以便在未来占点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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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框架里，对每个人来说，相互强化的、关系所有个人利益的行为规则就是社会规范。在我的国家英国，车开在左手边，遇到红灯要停下是规范。在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正式的规则也一样，但是社会的规范是车开在路的中间，在路口的时候直接开过去，因为其他人都这么做，所以按照规则会使你特别慢。社会规范和相应的涵盖了规范的制度是自我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存在着多重均衡——从社会和个人福利角度来说，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好或者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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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什么决定了什么样的均衡可以实现？很多结果的可能性意味着，现在实现的均衡是由过去所决定的——这就是另一个路径依赖的例子，我们已经在第二章讨论过，在任何时间作的决策都会对未来的结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即使确认了历史的重要性，仍有两种回答，并且还不明确哪个是正确的，甚至还不明确它们是否互相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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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确实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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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社会规范和制度是由个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交流网络、强弱关系的数量和普遍性形成的。帕萨·达斯古普塔把“社会资本”解释为经济中的社会网络。和很多包括各种各样分散而抽象的概念（规则、信仰）相比，这种说法的优点就是简洁。我们知道网络在实践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且社会网络和其他自然世界里的网络很相似。所以这个定义意味着我们也可以使用现有的分析网络的工具来理解社会资本的模式和效果。对社会网络的关注同样帮助我们理解在社会行为和态度中看到的各种动态。网络工具使我们可以分析传播效果、社会规范行为中的变化（有时候在非常重要的时刻出现而成为“尖点”现象）、交际人士的重要性、在收入分配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指标中的“80
:20”模式，以及“先发制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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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和经济之间的相关性是在社会网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中产生的。社会网络用增加经济行为的方法对市场进行补充。一个例子就是产业集聚。长期以来人们都认可经济活动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市区和城镇，乡下要少得多。很多这样的集聚都是专业化的，同一行业里的许多公司彼此相邻。有时候是因为地理原因，比如自然资源或者良好的气候，然而通常情况下是由历史机缘和相互强化的溢出效应的合并效果造成的，这个原因在内生增长理论中非常重要。产业集聚会很快建立起熟练劳动力和供应商的圈子，厂商喜欢在那里出现，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大量的工人和合同工；工人也喜欢在那里出现，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公司需要得到他们的技术。用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话来说，无论何时都有专家知道如何做。社会网络很明显对这些集聚非常重要，人们彼此交换如何工作、如何寻找工作以及对新商机的想法和窍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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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也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传统的关系可能会妨碍人们在国家的另外一个地方找工作，或者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不同的批发商。发达国家中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儿童有时候也被寄予子承父业的厚望；西西里的村民仍然对陌生人保持戒心，并把“税”付给当地的神甫。就像曼库尔·奥尔森指出的那样，一些群体对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而增加自己成员的利益非常在行。他对民间组织的负面看法要比帕特南更甚。一份实证研究显示“信任”对经济有益，而紧密的家庭关系却对经济有负面作用（La Porta et 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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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很明显，社会资本（如上面所定义的那样）不全是好事，也有其阴暗面。网络在包含人的同时也在排斥人。网络也可以包含上下级的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总有一些人在剥削另一些人。很多发展中的经济体都具备这样的社会关系特征——常见的就是佃农和地主关系的例子。你可以将社会责任比为腐败，把民间组织视为特殊利益集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1997~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始于亚洲的一些大公司无力偿还它们的银行贷款。在危机之前，很多评论家都赞扬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并将其和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和缺少团结精神相对比。结果，亚洲价值观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成为腐败、因循守旧的代名词。事实上有很多网络的例子，其包含的关系都非常紧密。黑手党就是一个，并且帕特南也发现，总的来说，意大利南部的人们和他们的家庭与村子的网络联系极其密切，所以对网络以外的人就不够信任，其实这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和整个经济来说都不是好事。市场中的交换肯定更加匿名化，但是匿名有其好处［Bowels and Gintis（1993）有更详细的讨论，虽然他们怀疑过市场的好处；另外，McLaren（2000）认为市场可以比人格化关系能更好地保护个人免受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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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和市场之间的互动是社会科学辩论的焦点，也是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区别所在。网络是人格化——每个人的身份和信誉都很重要。市场是匿名的。对于很多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只能对市场的域似乎在增大而网络的域似乎在减小这样的事情表示遗憾，而这似乎就是从资本主义出现之际一直到现在的主题。在19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都很讨厌社会关系中市场交易的结果。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作为一个艺术批判家，2000年写下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留给这个后来者》，书中批判了“自命的政治经济科学”所倡导的“社会行为的有利模式可能由社会偏好的影响以外的东西来决定”。另外一个与市场关系唱反调的人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在1957年的《大转型》一书中认为市场应该是经济生活中小的辅件，而社会中互助的原则应该主导经济决策。他抱怨说市场观统治了现代生活，也破坏了社会。事实上他抨击自由资本主义是因为其带来的社会冷漠以及随之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今天在书店里可以看到很多“反资本主义”的标题，其中许多也是畅销书，其内容从不合逻辑的反全球化到严肃的社会工作，由像理查德·桑内特（Sennett，1998）或者麦克·戴维斯（Davis，2006）这样的学者所著的书，都对市场给社会带来的影响表示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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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市场可以抑制或者损害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时，社会网络就会妨碍市场工作——它们可以阻止资源流向更有效的用途，并使收入和生活质量比实际能到达的程度要低。对在传统社会关系中不幸一端的人来说——贫困的、低级别的、少数族群的人——市场匿名性就是对那些个人关系的非常好的改善。就如帕萨·达斯古普塔所指出的：“当每个社区中的社会关系阻止了市场的增长时，它们的存在就抑制了经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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