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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是要说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同时也说明加尔布雷斯是人们心目中经济学家的典范。随后我将回到对政治的讨论上来。当然，加尔布雷斯是为数不多的被大众所熟知并阅读其文章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许多书是畅销书，当然他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流畅的笔调、激荡的思想，还给语言贡献了新的词汇［“传统智慧”（convensional wisdom）就是其一，还有“私人的富足与公共的污秽”（private affluence and public squalor）］。尽管他获得了哈佛的教授职位并具有较强的公众影响力，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尔布雷斯本人算不上一位经济学家。酸葡萄心态吗？当然，在任何领域中的学者都会对他们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并且享有很高人气的同事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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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加尔布雷斯于2006年4月过世后，我重拾《丰裕社会》一书，所获甚丰。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加尔布雷斯不属于我们经济学家中一员的原因在于他的方法论。加尔布雷斯的著作涵盖了经济学的很多方面——企业管理、增长与财富、公共服务提供、通货膨胀等，但是他使用的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关键还不仅仅在于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非常文学化而且没有方程。另一位杰出的大众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加尔布雷斯有同样的政治见解，但是我们从专业角度考虑还是把克鲁格曼归为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没有接纳加尔布雷斯，因为他没有建模。模型并非必须用数学方程表述。但使用模型来表述真实世界，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和关系，就可以既雅致又精简地表述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所以我们这些建模者读了《丰裕社会》，即使同意其中的说法，也没有发现其说服力在哪儿。还让我们没有机会反驳它的假设和实证结果。对经济学进行界定不是通过其探讨的主题而是依据其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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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非经济学家就会判断：加尔布雷斯很棒，经济学家们都是在胡扯。因此对经济学的批评不绝于耳，我自虐般地读了很多，然后扔得远远的。至此，我所花的大量篇幅说明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所进行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直接反驳这些批评。我简要说明如下：一些传统的批评是合理的——当然是的，但是更多的批评歪曲了经济学，原因就是带有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我确信很多外界的批评根本不知道过去20年经济学发展的状况。事实上，随着今天它被大学和政府广泛运用，经济学在不经意间正在经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并没有被夸大。实证经济学家正在用非常详细的应用结果充实着经济和社会，而这些结果可以和其他学科中任何重要的发现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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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有自闭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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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圣母大学的经济学院被分为两部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系以及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系。在外行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因为计量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相互并不排斥。实际上在之前经济学院还没有分家时，这两者在思维上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点了，也研究不到一起去。学校的管理委员会和其他学院都在进行机构重组，以解决智力资源（毫无疑问也是个人的）之间关系紧张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认为非传统经济学家和传统经济学家之间的不同是如此之大，而继续将其维系在一起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引自Monaghan，2003。）所以经济学院被分成了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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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异端（即经济学和政策研究学系）招罗了一些“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中的精英。“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当时，寻求主流经济学替代理论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托马斯·卡莱尔的著名论断“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这些批评既有来自经济学专业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在我所收集的抨击经济学的资料中，有一篇罗伯特·库特纳（Robert Kuttner）于1985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他指责大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学生都是天才的白痴，“懂得深奥数学理论的天才，缺乏实际经济生活的白痴”。他的很多文章不但反对使用数学，而且还批评使用建模的方法。尽管他最后呼吁建立一个“新范式”（罗伯特自己的理解），但对此并不乐观，“存在异议的范式在经济学中根本无法立足。因此正统经济学需要依靠意识形态、专业的社会学以及增加关注度、支持和资助的政治策略而得到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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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图书能列出一串长长的书单来，包括乔治·布罗克韦（George Brockway，1995，2001）、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1993；也可以参见Heilbroner and Milberg，1995）、托尼·劳森（Tony Lawson，1997）、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1998，2000）、菲利普·米洛斯基（Philip Mirowski，2002）和保罗·奥默罗德（1994，1998，2000）等经济学家的著作。甚至还有一本怪诞的小说（Legendre，2006）借鉴了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2006）深奥的理论。2所以这些著作被文学期刊、新闻报纸兴高采烈地咀嚼着——评论编辑非常喜欢这个可以公开凌辱经济学的机会。对所有这一切，《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代表所有人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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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不被理解，除了自身没有谁好责怪的。因为它痴迷于数学方法，对真实世界的行为和制度力量缺乏关注——这些纷繁的东西无法体现在整齐划一的公式里。在将自己装扮成“硬科学”的过程中，经济学与相关学科如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脱离了关系。它失去了与常人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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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这位专栏作家曾赞扬“现代经济学非凡的多样性”。我曾经也是一位专栏作家，所以尽量避免对这个职业进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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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济学内部不同意见的声音正在以制度的形式出现。《美国经济评论》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桥头堡，在1992年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提倡“经济学要多元化”；1993年，它的一位作者霍奇逊（Geoffrey Hodgson）协助建立了国际经济改革联邦协会［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the Reform of Economics，ICARE，现在改名叫ICAPE，其中P代表“多元化”（pluralism）］。2000~2001年，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学生和学者掀起了“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该项运动的评论家在遣词造句上非常精明：他们是多元论者，天资聪颖，能抓住问题的关键，观点开放。这暗示着正统经济学刚好相反。其实，他们确实是多元论者因而其内部观点也不一致——愤世嫉俗的左翼学生想知道，要过多久无风无浪的运动才能掀起轩然大波。然而从在线期刊的提供者和订阅者的数量可以看出，大量经济学家认为主流经学是自闭的，就更不用说非经济学家的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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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指明经济学为什么自闭，非自闭的经济学又是怎样的。我读过的那些评论仍在争论新古典经济学（至今还在很多大学被教授）是“冷战”的产物（Fullbrook，2002；Garnett，2005；Mirowski，2002）。毫无疑问某些体制的真相确实如此：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军费预算促进了大学里博弈论和线性规划的发展。主要是美国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学校，在获得军事拨款后，一直在经济学专业占据优势并保持领先地位。另一个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影响是它的数学处理，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就是某个数学学派的产物（Miowski，2002；Weintraub，2002）。3这些大学和它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塑造了现代经济学。我想任何专业人士都不会否认这个历史渊源。问题是其所占的分量如何，对目前的实践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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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改革运动者的说法，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垄断了课堂。尽管其主张很奇怪，但经常在课堂和学术报告厅被讨论，它忽略了世界经济问题［全球化、贫富差距、环境问题、技术进步等（Edward Fullbrook，2005）］。主流经济学禁止“批判性思考”，“成功地将一代学生洗脑，使其看待经济问题时只会从概念出发”。改革运动者特别批判了理性选择的方法论——假设个体行为相互独立、效用最大化，强调增长而不是福利。最后，主流经济学忽略了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任何读到这里的人都会意识到，在过去的20年里，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在不断地验证和解释各种各样的假设。但是很多批评都没有谈到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所以如果主流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改革，那推行经济学改革的经济学家又抱怨什么呢？难道他们没有注意到唯一的宿敌已经不存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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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批评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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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的、数学的方法脱离了“真实世界”，被归结为自闭——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甚至是如此多的经济学家都觉得一个时代以来从未改变的这些特征就是经济学的特征呢？为什么批评如此之多，却几乎没有主流经济学家回应？为何总是将自己作为围攻的对象并到处树敌？在思索了很多年之后，我认为有以下一些相互作用并强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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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公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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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人士对经济学的看法是新闻和报刊广泛报道的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争论，包括经济增长预测、通货膨胀或美元走势以及金融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这类经济学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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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质量很差、很虚假，因为经济学并不能预测任何细节，而继续假装可以预测无疑让经济学家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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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是专业术语，可能在电视上滔滔不绝讲这些专业术语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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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被用于某种特殊目的，如帮某政党拉选票或者帮某投资银行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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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是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做的，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看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的公共形象常常就是阴沉的、华而不实的，被中年白人男子搞得情况更糟。4当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钱时，很容易被大家认同，因为我们在公共场合中谈的都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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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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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经济学中适当地使用数学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争论都很激烈。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意马歇尔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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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对这个学科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使用完美的数学法则来处理经济学假设未必能成为好的经济学。我越来越坚持这样的方法：（1）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式语言，而不是研究的发动机；（2）遵循它直到你完成研究；（3）将它转化为英语表述；（4）然后列举那些真实生活中的重要例子；（5）脱离数学；（6）如果你在（4）没有成功，则返回（3）再来。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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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欣赏埃奇沃斯将数学模型形象地比喻成脚手架——没有脚手架大楼盖不起来，但是脚手架不拆大楼就不算完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批评我们过于依赖方程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懂数学。总之这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进行的回应，在一些案例中也许是对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人们提出批评的主要原因。事实可能是模型中公式的广泛运用误导了非经济学家，使他们认为比起事实来经济学太形式主义了。5我们使用数学是为了表述得更清楚，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但无论如何，我想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使用太多的数学来建模，或者换言之，并不是对复杂现实的策略简化（见Dasgupta，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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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与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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