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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业人士对经济学的看法是新闻和报刊广泛报道的关于宏观经济运行的争论，包括经济增长预测、通货膨胀或美元走势以及金融市场是上涨还是下跌。这类经济学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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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质量很差、很虚假，因为经济学并不能预测任何细节，而继续假装可以预测无疑让经济学家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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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全是专业术语，可能在电视上滔滔不绝讲这些专业术语的人自己都不明白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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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被用于某种特殊目的，如帮某政党拉选票或者帮某投资银行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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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是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做的，大多数人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看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的公共形象常常就是阴沉的、华而不实的，被中年白人男子搞得情况更糟。4当批评经济学家只知道钱时，很容易被大家认同，因为我们在公共场合中谈的都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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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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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经济学中适当地使用数学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争论都很激烈。很多经济学家都同意马歇尔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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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我对这个学科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使用完美的数学法则来处理经济学假设未必能成为好的经济学。我越来越坚持这样的方法：（1）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式语言，而不是研究的发动机；（2）遵循它直到你完成研究；（3）将它转化为英语表述；（4）然后列举那些真实生活中的重要例子；（5）脱离数学；（6）如果你在（4）没有成功，则返回（3）再来。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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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欣赏埃奇沃斯将数学模型形象地比喻成脚手架——没有脚手架大楼盖不起来，但是脚手架不拆大楼就不算完工。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批评我们过于依赖方程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懂数学。总之这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进行的回应，在一些案例中也许是对的，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人们提出批评的主要原因。事实可能是模型中公式的广泛运用误导了非经济学家，使他们认为比起事实来经济学太形式主义了。5我们使用数学是为了表述得更清楚，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但无论如何，我想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使用太多的数学来建模，或者换言之，并不是对复杂现实的策略简化（见Dasgupta，200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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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与文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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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曾经描述过，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来自其同事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在自己信箱里留下的一个便条，这个便条上仅有一个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方程。卢卡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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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这样一个便条的常规回应是：走到楼上爱德华的办公室里，向他询问一番。但是理论经济学家是非常规的，我们不会要求解释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求知道这个方程解释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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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认为，数学模型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基本行为的模拟。一个符合实证结果的易控制的模型是经济学新观点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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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了。经济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不是因为模仿了自然科学家所使用的特定方法和方程，也不是因为它由那些令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高兴的可证伪的表述所构成，而是因为它试图从一般意义上用相对稳定的关系来模型化人类行为，并检验模型与实证结果的相关程度。这种科学方法与其他大量非实验科学所遵循的路径相似，例如进化生物学、地质学都采用了类似的方式。我相信很多对经济学持批评态度的人，尤其是那些从人类学角度出发的批评家，是不会用模型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和社会的。6当然，经济学并不是唯一因简化而被抨击的对象。新达尔文主义是这一控诉下的又一牺牲品。“智能设计”的鼓吹者从特征上将现代遗传学和生物学视为简化主义论者和决定论者。我是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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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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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很多但绝非大多数批评家在政治上属于中间偏左，我想他们把经济学视为政治右翼的主要进攻武器了。确实是这样的，在里根—撒切尔夫人时期，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市场观点站到了舞台的中心。经济“现实主义”用来证明诸如私有化和解除市场管制这类政策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经济学天生右倾，这体现在对全球化（目前的畅销书多是关于全球化主题的）的大量攻击上，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掌权开始算起，已经近30年了。但保守派在特定时期对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毕竟，20世纪80年代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应该庆祝从五六十年代的智力真空中挣脱了出来，那时凯恩斯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大获全胜，并被中立和左翼政府应用于对市场的干预中。今天的批评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应将其假设和研究向持各种政治信仰的人展示并使其了解。接下来我所要讨论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实证结果很可能推翻了传统政治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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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存在偏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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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于调查而获得的结果，其价值在于暗示了经济学家的“左”倾倾向。基于2001年3月针对美国经济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大卫·柯兰德尔（David Colander）发现这些学生将自己分为几类，其中自由派占47％，中立派占24％，保守派占16％，激进派占6％，还有6％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历年研究的数据比例显示保守派呈逐年增加的趋势（Colander，2005）。2003年一项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学者的调查所显示的政治忠诚度如下表所示（Klein and Stern，2005，www.sofi.su.se/wp/WP0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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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2003年针对美国社会科学学者调查所显示的政治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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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济学家不像社会学家“左”倾得那样厉害，但在经济学家中民主党人数仍然是共和党人数的近三倍。出于对自己党派的忠诚，经济学家的信仰（如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的效率）显然与一般大众中喜欢投票的人不同。经济学家与其批评者的不同并不在于政党政治，通过对1996年一项针对1510名普通大众和250名经济学博士的调查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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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学专业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真正原因是，公众中极端右翼理论家的看法来自经济学家的传统智慧。但是这种看法主要反映的是经济学家只是不情愿地认同极端的结论，而不是认同他们的政治倾向，因为实际上他们都是些温柔的左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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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发现，他的同事之所以心虚，并不是因为政治偏见而是因为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我想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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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改变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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