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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允许非完美信息、交易成本和其他蹚入这池浑水的干扰变量，但我们不会对超出个体控制力决定的行为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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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利、理性、行为最大化的假设总是被批评家认为是一种分散化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观点，但实际情形刚好相反。个体的选择总是其他人选择的结果。是建立在选择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而不是任何其他的方法论强调了来自社会和现实存在的机会成本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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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假设是分析社会中个体相互作用的一个有力框架。我们能够提供所有在均衡概念下的各种不同的实际制度，或者个体决策之间的最大溢出。我们能够反驳批评家对抽象的、非真实的“自由市场”的讽刺，因为在经济学中市场也是制度，而我们特别关注实证。理性最大化和均衡概念的结合，在理论上被验证是符合事实并且是从数据中提炼出来的，这使经济学变得异常强大。12尽管其他学科的从业者们一直在批评我们，但是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很难如经济学方法一般灵活和强大，也不像经济学模型那样能够被反复改进和验证。克鲁格曼曾指出：“清晰和强大的经济学分析会把你宠坏：一旦你开始尝试一个真正有见地的模型，你就开始倾向于进行更深入的思索。”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奥默罗德尖锐地批评主流经济学，他仍旧是一个经济学家，而加尔布雷斯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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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们社会未来十年令人惊讶的蓝图已经开始被勾勒，使用先进的经济计量方法和新的数据集，会对公共政策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然而，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坚实的实证结果，将使经济学变得非常有争议。经济学作为一门方法性的学科，其结果有时是非直觉的，有时与常识背道而驰。很多政治上的金科玉律就此被枪毙，这时候书呆子型的政策批评者口中流行的词语是“基于证据的政策”（evidence-based policy）［这影射了我们以前的一些东西，也许是基于偏见的政策（prejudice-based policy）］。如果证据提示你需要颠覆你旧的政策，你怎么做呢？当出现下面的情况时，政策意味着什么呢？即选民们意识到有证据表明（在英国就是如此）他们通过税收支付公立教育系统费用，又为教育质量另外付费，即或者通过直接地支付私立教育费用或者通过间接地支付房价。这两笔费用支出的数额相等，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我怀疑这时候政策将不得不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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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济学中所有发现的汇总形成了“新范式”吗？我想如果那些发现意味着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元素，范式就不会改变，但经济学家会因经济学研究什么这一共识而统一起来。经济学不是对竞争市场进行研究，而是要理解无数个体决策的结果所形成的社会整体，这些个体决策是在特定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下、在我们自己的进化史中形成的。达斯古普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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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对人类共同经验的承认；另一方面，是将每个人与他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这才使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也是它成为一门极难理解的学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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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保罗·西布莱特在《陌生人群》一书中所提到的，我们达到了富裕国家的繁荣程度以及社会的复杂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奇迹，所以即使许多国家达不到这种程度我们也不会感到奇怪。但是实证经济学研究中关于“什么在起作用”的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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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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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一个积极的论述来结束本书，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稳健的分析以及政策发生作用的证据，并因而改善了政策，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这些重要领域可能很多，我只选取了经济学家没有争议的一些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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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投资和定价。关于运用微观计量经济学来评估运输项目的投资并计算出最有效的定价方案的例子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麦克法登就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他计算了旧金山海湾地区快速运输系统的可能乘客的数量。更近一点的例子是对开往伦敦市中心的汽车征收交通拥堵费。并不是所有运输设计者都会用好经济学，但是用到之处确实能够有效改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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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政府应该通过拍卖来分配诸如无线电频谱或者矿产开采权这类稀缺的资源。特定的情况需要特定的拍卖方式，但是经过恰当设计的拍卖，可能会以最有效的方式来配置资源，并能为政府募集巨额的资金，为纳税人造福。拍卖易被一些聪明的参与者所控制，但这比起官僚主义者来决定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更好的选择。因为由官僚主义者来决策是极其无效率的，并易滋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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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宏观经济学才在意识形态上分为两派（即“货币主义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政策也因此而不稳定。新的专业共识就是货币政策（例如中央银行决定利率水平）的中期（两三年的时间）目标是使通货膨胀率维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上，而使用货币政策来扩张经济、提高增长、促进就业都是在帮倒忙。比起几十年前，大多数OECD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更低、更稳定，GDP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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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其他交易方案。美国和欧洲将市场设计的原则运用于温室气体排放的交易方案中。虽然有点阻碍——主要是相关产业游说政府加大排放许可的初次分配，市场还是得到了平稳运行并有效地减少了工业温室气体的排放。比起管制性限制，市场更有效地减少了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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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政策。在过去的20年中，经济学对竞争政策的影响日益加深，并分析了诸如合并对价格和创新的影响、反竞争措施给消费者带来的成本，以及厂商和卡特尔之间合谋的存在及本质等。有证据显示，在美国和欧洲，一个更有活力的竞争政策有助于降低价格并提高企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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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信息下的契约设计。信息经济学改变了诸如保险、外包、企业薪酬机制和公共服务提供等一系列重要领域中契约的制定方式。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企业和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呼吁全面加强监管并设定旨在确保人们的行为与预期结果（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或者公司获取更多的利润）尽可能保持一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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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重要但又被忽视了的领域，经济学家为我们的福利做出了贡献，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来自1980年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改善其他政策领域的范围是如此之大，我希望本书能作为一个案例，使经济学被更加严肃认真地运用于所有公共政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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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的经济学（第二版）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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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理所当然地要感谢在本书涉及的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家。自从获得博士学位以来20多年，我通过阅读大量内容异常丰富且令人痴迷的经济学文献，学到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然而，在本书的撰写中我不可避免地省略掉一些内容，在此我要对那些研究贡献或研究领域没有被涵盖进本书的经济学家们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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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很多人和我探讨他们的研究，并帮助我学习。这本书得到了麦克·阿蒂斯（Mike Artis）、威廉·鲍莫尔（Will Baumo1）、尼克·克拉夫特斯（Nike Crafts）、比尔·伊斯特利（Bill Easterly）、麦克·埃默里赫（Mike Emmerich）、本·弗里德曼（Ben Friedman）、爱德华·格莱泽（Ed G1aeser）、默文·金（Mervyn King）、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夏恩·马多恩（Shirin Madon）、贝唐·马歇尔（Bethan Marshall）、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保罗·西布莱特（Poul Seabright）、帕特·斯塔尔（Pat Starr）、罗迈什·瓦迪伦格姆（Romesh Vaitilingam）等人慷慨无私的帮助，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然文责自负，书中的错误、冗余或者不当之处与他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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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去世的两位朋友。保罗·杰罗斯基（Paul Geroski），在他生病之前，他帮我形成了最初的构想。要不是他无私的热心和鼓励，这本书就不会落地生根。无论何时见面，大卫·沃尔顿（David Walton）总是热心地和我讨论本书，这是建议和鼓励我的另一股积极的动力。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应用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如何发现并利用相关证据以将这个世界改造得更好等问题的研究。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深切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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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得益于波士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理查德·巴格利（Richard Baggaley）和彼得·多尔蒂（Petel Dougherty）——能伯乐相马，我非常幸运地遇到这两位能鼓舞人心的编辑。代理人萨拉（Sara Menguc）给予的帮助和建议快乐而温暖，是我的动力源泉（特别是午餐时欢快的交谈）。我更要感谢我的家人——罗里（Rory）、亚当（Adam）和鲁夫斯（Rufus），谢谢你们容忍我的分心和搬回家的堆积如山的图书、期刊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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