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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苏维埃俄国经历了三年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以后，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广大农民对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极为不满，“战时共产主义”体制暴露了严重的错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为了扭转这种困难的局面，摆脱困境，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布），总结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果断地中止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于1921年3月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理论是列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精华，它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影响。今天，研究列宁的这一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马列主义理论建设都具有无比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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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经济政策提出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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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一般是指1921年春开始实施的有别于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论述主要集中在《论粮食税》一书中，而其后的一些著作，如《在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十月革命四周年》《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论合作制》等文章中，进一步阐释和论证了一些与新经济政策有关的理论问题，从而使新经济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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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是在1921年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又是从国内战争时期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而行之的，所以列宁把它叫作“急剧转变”和“退却”，并且说是在当时极其危急的环境迫使下，必须和不得不实行的退却。这样，就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新经济政策只是或者说主要是在当时情况下，为了克服那些严重的困难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换句话说，新经济政策只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种暂时退却，在实行了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之后，自然就要转为进攻，结束这项政策了。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就远远不够了。实际上，“新经济政策”包含了列宁早已开始探索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许多重大理论认识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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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走什么路？特别是在农民占绝对优势（俄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技术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这样的国家里，怎样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胜利后急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他们所处的时代特点，曾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确立的国家中，在社会经济充分发达，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已充分具备后，一旦发生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夺取政权，就可以在原有的生产社会化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过渡理论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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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直接过渡的理论观点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者列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列宁虽然看到俄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却估计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要艰巨一些，困难一些，因而持较审慎的态度。但他基本上还是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过渡”理论。如1917年4月，列宁在《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一文中写道：“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33]1918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即被视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最佳途径。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给苏维埃俄国带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实践证明，在一个小农国家的条件下采取直接过渡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于是列宁在1921年春国内战争结束后不久，便毅然决定放弃“直接过渡”的打算，并且提出了“间接过渡”的理论，列宁认为，由于俄国有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有工农联盟，所以俄国可以通过间接和迂回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具体办法和途径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而是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在斗争实践中敢于正视现实，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断创造、发展和实践的方法，正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好范例，列宁的间接过渡思想，为新经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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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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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中心内容。列宁为制定这一符合形势需要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1920年冬天以来，列宁阅读了大批农民信件、申诉和请求，他把这些称作农民情绪的最好晴雨表。他经常向农民发函征询意见，多次接见农民代表。他访问农村，参加农民的集会，召开座谈会倾听意见，列宁在接见唐波夫省的农民代表时说：“我知道，当农民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的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34]列宁出席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非党农民代表会议，仔细听取农民的发言，记录了他们发言的内容，并把自己的记录分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人民委员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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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研究和探索，列宁认为有必要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因为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使得本来就比较落后的俄国经济更加残破不堪。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要实行过渡，必须首先解决工人、农民生活上的燃眉之急。究竟是先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还是先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列宁经过分析和思考，认为，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困境，就需要提供粮食和燃料，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极大的障碍。而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购，扩大燃料的来源，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革新政策应该从满足农民的利益开始，“谁若不明白这一点，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去认真思考问题而陷于空谈”[35]。“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36]而这种办法的关键与核心，就是要在经济上向农民让步，改变粮食政策，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满足农民合理的经济要求。当时列宁认为，“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周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经营自由。第二，需要供应商品和产品”[37]。就是说需要用物质的东西去满足农民的要求。但当时的苏维埃俄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还拿不出大量的工业品满足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必须废弃余粮收集制，实行粮食税政策。粮食税本身就意味着，农民在交完粮食税后，可以自由处置其余粮，可以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其贸易的自由。实行粮食税以后，国家所征收的粮食比余粮收集制时期要少得多，这时，国家要满足城市、工厂和工业对粮食最起码的需要，就要拿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交换粮食，这样就会促进工农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双方的生活改善和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同时也可促进地方小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帮助国家同农民发展商品经济联系，从而巩固苏维埃政权，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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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的形势，认为农民就其切身的物质利益提出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他说，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使农民“得到在现有经济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的刺激”，必须“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展经济，增加播种面积”[38]。列宁接受了非党农民代表提出的“按百分比收集余粮”[39]的意见，着手改行粮食税，并“同意使税额与农民积极性相适应的原则，即依照农民积极性的增高而降低税率”，“在迅速地缴足税款的条件下，使农民在地方经济流转中有更大的自由运用其纳税以外的余粮”[40]。根据列宁的提议，俄共（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接着，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令，规定1921年度的粮食税额为2.4亿普特谷物，比上年度余粮收集额减少2亿普特，并允许农民在纳税后可以全权处理剩余的一切粮食、原料和饲料，可以用来改善和巩固自己的经济，也可以用来提高个人的消费，用来交换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农产品。允许农民在地方经济流通范围内实行交换。为了交换农民纳税后剩余的产品，国家建立了专门的农具和日用品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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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中论证了实行粮食税的特殊意义。他说：“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种代替是与缴纳完粮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41]。列宁明确指出，实行粮食税并不是新经济政策的最终目的。“粮食税，是从极度贫困、经济破坏和战争所迫使采取的特殊‘战时共产主义’，进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又是从带有小农在居民中占优势所造成的特点的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42]这就是说，粮食税本身也是一种过渡形式。列宁认为，首先把余粮收集制变为粮食税，然后再从粮食税过渡到工农业的产品交换，而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向社会主义的工农业产品直接过渡，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1921年俄国工业生产状况恶化。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换取必需的粮食，而余粮收集制又无法延续下去了。因此，为了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整个农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只能采用粮食税。从这个意义上说，粮食税作为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产生的特殊性，带有俄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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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税是对经济上过于激进的余粮收集制的一种否定，使农业政策回到重新认定农民小私有的基础上来，因而“必须以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为基础”[43]。而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能提高生产，能改善农民的生活地位，恢复和发展工农业，巩固苏维埃政权，因而也就为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1921年12月列宁在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总的说来，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自己更有保障，经营的兴趣也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只要提高生产力，就有更宽阔的道路可走。”[44]粮食税实行的第二年，农民自愿出售的农产品，比第一年增加1/5（由1.16亿卢布增加到1.4亿卢布）[45]。这标志着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农民能够通过商品交换为城市提供粮食，而恢复起来的工业也能够为农村提供必要的商品了。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新型相互关系建立起来了。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并未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而是出现了“中农化”趋势，显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命力和新经济政策对农民的吸引力。可见，粮食税既不是继续进攻，又没有使农民倒退到资本主义制度，而是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错误，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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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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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减轻农民负担，允许农产品自由贸易，扩大城乡商品流通，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巩固工农联盟。正如列宁所说：“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46]列宁把工农联盟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提出来绝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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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农联盟是发展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保证。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探寻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途径，解决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小农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遇到的是如何处理工人阶级同农民的关系，特别是同农民的经济关系。列宁通过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严肃地指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是“决定因素”。如果忽视这一事实，忽视他们的生产特点和传统习惯，忽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不对他们实行同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刺激，要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列宁十分中肯地指出：“为了逐渐发展强大的工农联盟，除了在工人国家的领导和监督下发展商业并逐渐提高农业和工业的现有水平外，就没有任何别的出路。我们绝对必须走这条路。我们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和实质就在于此。”[47]。可见，在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小商品经济之间（即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就成为苏维埃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任务。同农民建立经济联盟，同他们结合起来，同他们一道前进，速度虽然比以前慢得不可估量，但广大农民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运动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所梦想不到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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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农联盟是稳定苏维埃国内政治局势的要求。工农联盟不仅是发展经济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必需的根本保证，而且也是苏维埃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所谓国内政治形势，主要是指社会各阶级间的力量对比。由于革命和战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成了统治阶级，积累了领导国家的丰富经验。但是它在国内战争中承受了最大的牺牲，严重的经济破坏又影响了这个阶级，使它的队伍开始缩小，部分人甚至丧失了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开始削弱。其次，第二种力量是农民阶级，它占俄国居民的绝大多数，但它是动摇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一种力量。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由于实行余粮收集制，用军事办法“剥夺”农民，引起了这个阶级的强烈不满。最后，第三种力量是地主和资本家阶级，它们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因而不得不改变斗争策略。它们企图利用农民的不满情绪，在假装拥护苏维埃的口号下推翻苏维埃政权。上述情况充分表明，农民已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换句话说，农民的向背直接决定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因此，这时“农民问题”，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提到了首位，并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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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农联盟也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问题。“专政的最高原则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使无产阶级能够保持领导作用和国家权力。”[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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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基础。离开工农联盟，不可能有牢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策的领导。在苏维埃俄国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总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要把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农民建立起正确的关系。从长远看，这种政策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要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无产阶级建立同农民的正确关系，对农民做出一系列让步，使他们在经济上获得实际利益。无产阶级要善于抓住一定时期内的主要矛盾来制定方针政策，善于加强对政策的指导，以解决最主要最迫切的问题。党有了正确的政策，农民就会跟党走。没有正确的政策，必然损害工农联盟，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在从战争转到和平经济建设的时刻，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来迅速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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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其形式也不一样。列宁论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工农联盟发展的两个阶段和两种形式，这就是国内战争年代的军事联盟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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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第一阶段是军事联盟的形式。列宁指出，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够粉碎敌人，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是与当时无产阶级同劳动农民建立了军事联盟分不开的。这种联盟有着深刻的政治基础，因为俄共领导的这场反对阶级敌人的战争，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无产阶级使广大农民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新生。但是军事联盟必须辅之以经济联盟，正像列宁指出的，“如果没有这两个阶级的一定的经济联盟，军事联盟甚至连几个星期也不能维持”[49]。所谓经济联盟，就是“农民从工人阶级国家那里得到了全部土地，得到了免遭地主和富农蹂躏的保障；工人在大工业恢复以前，则从农民那里借取粮食”[50]。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济联盟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上，而是通过余粮收集制，农民把自己生产的粮食拿出来，供应军需民用，保障军队能够坚持战斗，使工业不致完全崩溃。这种联盟，虽然对赢得战争的胜利，起过不小作用，但是这种经济政策把千百万小生产者赖以生存的经济渠道堵死了，使小农经济难以存在，更不要说发展。因此，余粮收集制不是过渡时期工农联盟的政策。必须重新加以认识，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来改善小农的生活状况，提高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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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联盟第二阶段是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经济联盟形式。1921年春，列宁对苏维埃俄国面临的形势作了如实的分析和判断。当时，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破坏和农民生产情绪的低落，农业状况极度恶化。与1917年相比，苏维埃俄国的播种面积减少了2100万俄亩，总产量从330亿普特下降到170亿普特[51]，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使农民，而且也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工农联盟出现了裂痕。1921年2月，在国内外敌人煽动下发生的喀琅施塔得暴乱，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种情况表明，在内战基本结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原有的工农联盟的基本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客观环境。出路何在呢？必须减轻农民的负担，放宽和改变农业政策。列宁指出：“我们必须从军事联盟过渡到经济联盟，从理论上看，实行实物税可能成为经济联盟的唯一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牢固的经济基础，其理论上唯一的可能性就在这里。社会主义化的工厂把产品交给农民，农民则以粮食来交换。在小农占多数或至少不算少的国家里，这就是保存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52]由于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碰到的政治、经济危机都顺利地克服了，工农经济联盟建立起来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经济利益都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新经济政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正常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就是无产阶级团结和依靠农民来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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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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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突破，对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历史影响。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潮流中，人们普遍感到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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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的方法论，为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提供了范例。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53]列宁在探索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要求，突破“昨天的理论”的束缚，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例如，在制定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政策时，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提出了关于在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应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列宁在这里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定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考虑到了苏维埃俄国的国情：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小农经济还是汪洋大海，生产力还很落后。因此俄国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必须通过迂回的道路，必须采取“改良主义式”的逐步的、审慎的过渡方法。正因为列宁坚持从实际出发，认清每一种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才使他提出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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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进行改革创新和策略转变的有益经验。列宁时代，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可以进行改革，是一个争论激烈的问题。当时一些人对新经济政策产生怀疑和误解，更有人持公开反对的态度。但列宁不仅在口头上承认要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而且还身体力行，集中千百万人的实践经验，成功地领导了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改革。由于这次改革，“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54]。与列宁的改革创新精神密切相关的是他灵活机动的策略转变艺术。列宁清醒地意识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比马克思设想的理论原则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从事这样错综复杂的、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必须掌握一种随机应变的革命艺术。这就是必须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教训，不墨守成规，随时准备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调整方针政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随时准备“换车”，换上“马车”，或者换上“火车”[55]，总之，是换上适应当时情况和当地道路的“车”。在列宁的领导下，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曾两次“换车”，从产品经济换到“商品交换”，再换到“商品买卖”。这充分体现了列宁的领导艺术充满了丰富的辩证法。今天，我们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为了把我们的改革事业胜利推向前进，为了在改革道路上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列宁的改革创新精神和策略转变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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