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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的观点，多半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如他在1894年对民粹派的观点进行批判时指出：“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主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代之以公社的共产主义的组织，那时调节生产的就不像现在这样是市场，而是生产者自己，是工人社会本身；那时生产资料就不属于私人而属于全社会。”[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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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列宁在肯定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斗争是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时，进一步指出他们所希望的“平分土地”还远不是社会主义。列宁强调说：“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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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列宁对于那种认为土地国有化同社会主义有某些共同之处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66]总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消灭商品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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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实现了大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这时，他一方面在理论上仍然肯定“货币是昨天剥削制度的残余”，向社会主义过渡最终要消灭货币的存在；所以列宁在1918年春拟定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曾说“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67]。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具体分析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现状，认为苏维埃俄国虽然已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在经济上仍然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其中尤其以小商品经济占着优势，因此不可能立即消灭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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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列宁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是苏俄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规定了苏维埃政权应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而在该文的初稿中，列宁再次肯定新社会应当消灭商品生产。他写道：“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竞赛，是各个生产者争夺面包、争夺市场上的势力和地位的斗争。消灭竞争不过是消灭生产者争夺市场而引起的斗争，而决不意味着消灭竞赛，相反，正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才可能为组织人与人之间的而不是兽与兽之间的竞赛开辟了道路。”[68]可见列宁仍然把商品生产、竞争和资本主义看作统一物而与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着。后来列宁回顾这段情况时说道：“当时我们认为可以不经过使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准备时期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曾经以为建立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一个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有何种关系的问题。”[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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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列宁着手解决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系问题。他主张在国家的监督下开展有组织的交换，要求农民在粮食垄断的情况下按固定价格向国家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国家也应按照固定价格向农民出售必需的工业品。通过合作组织和国家机关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成为工农业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为了加强粮食采购，粮食人民委员部设立专门用于交换的商品储备，国家的商品交给贫农占绝对优势的乡和村的农民委员会，不交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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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交换是国家机关通过合作组织用工业品换取农产品，没有商人介于其间，货币也只起计价作用，因而带有物物交换的性质。当时，列宁认为实行这种交换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种交换制度，不仅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而且也无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他在1918年春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在银行和大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在城市和农村小农的消费合作社实行实物交换的情况下，只要保证有几个月的和平工作，那么，俄国的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改造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全世界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也将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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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实物交换”，并不是要彻底取消货币，而只是严格限制它的职能和流通，列宁在1918年4月针对通货恶性膨胀和投机者大发横财的严重局势，要求“做到不随便发行千千万万的纸币，把不正当地落到私人手里的每张纸币都收归国库”[71]。同样，不准在私人之间进行买卖交易，绝不是要彻底取消商品交换，而是要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通过合作社进行商品交换。同时，为了更好地实行这种商品交换，列宁还号召苏维埃经济工作者向商人学习通过商业活动来实现合理分配产品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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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列宁曾计划在和平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利用经过控制的商品货币关系。同时，在现实中也正是努力按这种设想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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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共产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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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夏，协约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向苏维埃俄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社会主义制度处在危急之中。为了粉碎国内外敌人的疯狂进攻，保卫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异乎寻常的饥荒，赢得胜利，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这些措施在历史上通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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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工业中，普遍实行企业国有化。到1920年底，国有化的大型企业已近4500个。工业国有化以后，原料、燃料和工业产品全部由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统一分配，一切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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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农业中，实行余粮收集制。即苏维埃国家根据对粮食最起码的需要，硬性规定征购数字，派武装征粮队到农村，按固定价格向农民征购，违者即按敌人惩处。征购的产品由粮食和肉类逐渐扩大到了一切主要农副产品，如食糖、马铃薯、鱼、各种动植物油等。国家几乎无偿地拿走了农民的全部多余的，甚至一部分他们所必需的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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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商业中，禁止生活必需品私人买卖，实行主要消费品的定量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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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战时共产主义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政权对经济生活实行的统一管制的政策。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内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实物化。农产品的采购主要按固定价格摊派。国家无偿供应企业以生产资料，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无偿地交给国家。在城市，工人的工资90%以上是实物。在农村，设想用工厂的产品直接换取农民的粮食，但由于产品太少，就只得付一些严重贬值的纸币或什么也不付。社会的支付手段基本上实物化了。由于这种情况，苏维埃机关中的某些干部开始提出取消货币的问题。例如，早在1918年12月召开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就有人主张坚决消灭货币，认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势必要求放弃私有资本主义关系，要求最终消除货币对经济的影响。1919年3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提出依靠银行的国有化，俄国共产党将竭力实行一系列办法，来扩大非现金结算的范围和准备取消货币。1920年1月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三次全俄代表大会上提出一个口号：“逐步以实物结算代替社会关系中的货币表现”。同时，在这次大会上拟定了消灭货币的具体措施，规定进一步实行工资实物化；同国外实行实物结算；加强同农村的实物交换；建立新的核算单位（它不是货币，而是劳动券）；撤销国家银行等[72]。1921年初，从逐步过渡到废除货币和货币结算出发，通过了废除货币税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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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党内少数干部和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消灭货币以及货币的代替物问题。例如尤·拉林说：“货币作为价值的唯一尺度，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作为支付手段，当苏维埃国家解决了在收购农产品方面自己同农民的关系的实物化的任务以后，当工人和职员的全部配给定量实际提高，使他们不必求助于任何苏哈列夫卡[73]的时候，货币必将结束自己的存在。这种情况都在我们预见范围之内，并且在最近几年内就将实际得到解决。那时货币将失去自己的意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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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关于消灭货币的种种错误思潮，列宁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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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指出，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初期，立即消灭货币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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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说，能不能一下子把货币消灭呢？不能。还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社会主义者就说过，货币是不能一下子就废除的，而我们根据切身的经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货币消灭之前，平等只能是口头上的、宪法上的，同时每个有货币的人都有实际的剥削权利，要消灭货币，需要很多技术上的成就，而困难得多和重要得多的是组织上的成就。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要保留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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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30日，列宁在写给苏维埃俄国消灭货币税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当前由于苏维埃俄国还没有能力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所以农民还必须依靠商品流通，对货币就有需要。列宁警告说：“在没有向农民提供可以消除对代替物的需要的那种东西时，就废除代替物（货币），从经济上看是不正确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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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虽然商品交换带有很大的强制性和垄断性，但商品货币关系仍然保持下来，而且列宁还强调要努力发展商品交换。他在1918年末说：“从战时的观点来看，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要求我们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取得粮食和短皮袄，来减轻工人缺少鞋子、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痛苦，我们就必须把商品交换扩大3倍至10倍。”[76]还说：“必须使我们的商品交换的轮子正常地转动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前的全部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巨大的工作。”[77]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与农民的相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商品交换的形式。因为实行“国家垄断制”和“余粮收集制”，并不是把粮食、布匹和其他主要消费品无偿地拿来，又无偿地分配出去，不采取交换的方式，而是在国家控制下，不准私商参加。只由消费公社和合作社这种销售机构采取交换的方式来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有卢布作媒介，受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的规律所制约。在合作社和国营商业组织与国营工业企业的相互关系中，也采用了货币结算的买卖方式。手工业品也采取买卖的方式。当然，这种买卖带有强制分配的性质，并且价格远远偏离价值，因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品货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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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虽然同一些主张马上消灭商品货币的极“左”思潮进行了斗争，但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里，他的主导思想还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视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的。比如他对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所说的“过渡时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商品生产和平衡状态”是表示赞同的，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趋势和农民的商品资本主义趋势之间”的斗争[78]。在另一个批示中他写道：“我们这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同维护（或恢复）商品生产的农民的和资本主义的各种企图进行的斗争。”[79]显而易见，在理论上，列宁仍然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并把当时尚存在的货币交换看作是商品流通的“残余”[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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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以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中心内容的经济 “试验”遭到了惨重失败。实践证明，这一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是行不通的。正如列宁在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原因时所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没有充分根据”的，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81]。其所以产生这一错误，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和经济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直接由国家来全面组织经济生活很难管得合理，而且只能主要靠行政强制手段，这就势必把经济生活统得过死，无法保证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进行，不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二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占优势的分散的小农经济不相容。农民一旦得到土地并进行个体经营，就必然要求一定的贸易自由，而且他们所习惯的交换方式是商品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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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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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和办法，在大敌当前，为了保住无产阶级政权，还是可以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但是，当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已经被粉碎，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人们就感到这种境况无法继续忍受下去。工人和农民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之下，农民暴动接连发生。因此，当时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列宁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形势，指出，“到1921年春我们就在经济战线上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受的任何失败都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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