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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帮助私人小工业、小商品生产合作社的恢复和发展，充分发挥地方小工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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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发挥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对内发展合作制，对外实行租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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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实现从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变。列宁强调指出，不是余粮收集制，也不是粮食税，而是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产品交换农民的产品，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实质，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商品交换。因为首先，商品交换应当是收集粮食的主要手段，如果供应给军队和城市工人的粮食不正常，国家就无法进行经济建设；其次，商品交换也是衡量工农业间相互关系是否正常的标准，如果没有正常的商品交换，工农的经济联盟就无法巩固；再次，商品交换也是建立比较正确的货币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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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工业和农业问通过商业发生的联系。在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链条中，商业是苏维埃政权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就一定能够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链条。另一方面，也表现为社会主义经营方式和领导方法的改变，要求一切生产单位和供应单位必须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商业化原则”，即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规律办事，走向企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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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是沟通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渠道，是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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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和意义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借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它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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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为寻找新的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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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3～10月期间，列宁认为商品交换就是这种结合的形式。当时列宁认为可以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关系把商品交换的形式确定下来。就是说，由国营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通过合作社等交换机构，有组织地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商品交换。这样做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贸易中存在着私人的市场自发势力冲击尚未巩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危险。国家调节工农业之间的交换应该能够限制市场的自发势力。所以直到1921年6月列宁还认为用来交换农民粮食的社会主义工厂的产品，“已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决不单纯是商品，已不是商品，已不成其为商品”[84]。可见，这时的商品交换在很大程度上是产品交换，不是商品自由买卖，不是现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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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经济生活的实践中，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租让制”和“租借制”），国家提供的工业品数量和品种相当有限，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由于是实物交换，各地的等价交换物很不相同，这样就给商品交换带来很大困难，这就使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又遭受到了新的失败，主要表现是：国家同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而个体的商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经济生活的实践表明，直接通过计划来组织劳动产品交换行不通。那种力图在与农村结成联盟的范围内使贸易形式保持地方性的、直接的产品交换的性质，排除货币和发达的商品流通的尝试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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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新经济政策实行半年后，列宁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指出：“自1921年春天以来，我们制定了一连串的法令和决议，写了大批的文章，进行了一切宣传工作和立法工作，这一切都是适应商品交换的发展的……结果怎样呢，结果……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了，就是说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不想故意看不到自己的失败，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85]列宁在分析商品交换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921年春一致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当时作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我们通过商品交换可以更直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在这方面还需要通过商业这条更加迂回的道路。”[86]这说明商品交换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离”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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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新经济政策同现实生活完全统一起来，列宁提出了继续退却的问题。列宁在10月底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即用“通常的买卖、贸易”[87]代替商品交换。列宁还强调，“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88]，这里所说的商业，已不再是排斥货币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物交换了；而已变成了自由贸易、现金交易和私人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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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投下商业这枚棋子，对于加速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商业是实现工人阶级国家掌握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结合的桥梁。农民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特征决定了只有实行商业的原则，才能为他们所接受。采取商业的原则，对农民是个让步，也可以说是一种退却。列宁说：“我们必须退到国家资本主义、退到租让制、退到商业……我国经济既遭破坏……不作这样的退却，我们就有革命的先头部队向前跑得太远而脱离农民群众的危险。革命的先头部队不同农民群众相结合，就会葬送革命。”[89]退回到商业，实际上是要恢复俄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同农民的正常关系、实现工人和农民密切合作的经济联系，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前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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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的发现，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是列宁在探索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方面的重大理论突破和理论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只有在找到了商业这个工农业关系的“结合点”之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最终被发现了。至此，直接过渡在理论上、实践上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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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营企业必须实行“商业化原则”，按价值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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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列宁的大量著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列宁在对新经济政策进行理论论证时，已经形成了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必须按照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商业化原则”来组织经营。列宁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学习管理经济”，“学会经商”；国营企业必须“采用新的原则”即“商业化原则”，实行“经济核算制”，“按商业化原则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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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列宁在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中正式提出按“商业化原则”（或商业化精神、准则、办法）搞经济事业的观点。他建议，“拨出一万金卢布作为奖金，奖给一批按商业化原则办得出色的企业、部门、机关”[90]。中心意思是，企业和机关要根据市场情况改善经营，有效地克服亏损，取得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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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由“商品交换”向商品买卖的转变和把国家变成一个“精明的批发商”的意义，解释了为什么要采用“商业化原则”的问题[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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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理论上阐明按商业化原则办事的口号，列宁于1921年10～11月，写了一篇论文提要，题目就是《按商业化原则办事》。列宁拟从经济上和政治上论述采用这一口号的理由，并且分析了商业化原则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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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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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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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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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缩减企业数量，使其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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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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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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