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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来十分重视物质利益，认为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一切阶级斗争的根源。恩格斯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他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6]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利益原则的学说。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报告中，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精神时指出，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77]而要胜利完成经济任务，就应该“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依靠经济核算”。[178]这里列宁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经济任务与一般政治、军事任务的区别。无产阶级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目的在于解决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这时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处于从属地位。人民群众在为争取本阶级的共同利益而去完成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时，可以赴汤蹈火，不顾一切艰险。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一切。而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一般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解决经济任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就不能不开始关心他们的个人物质利益了。因为他们努力完成一般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的理想追求，正在于通过政治上的解放而获得经济上的翻身。由此看来，解决军事、政治任务与解决经济任务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也就决定了解决这些任务的方法和措施是不一样的。解决军事、政治任务可以直接依靠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为赢得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而激起的革命热情。列宁指出：“军事任务可以用进攻、袭击和热情来解决”[179]，“一切伟大的政治变革都由先锋队的热情完成的”[180]。苏维埃政权正是依靠工农的热情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但在这些胜利取得之后，继续单纯依靠热情去完成经济任务就不现实了。因此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共产党人必须用全力来处理好政治热情同物质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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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维埃政权当时面临的现实，列宁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贯彻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提出了许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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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必须实际采用和试行计件工资制”[181]。计件工资是按工人所产生的产品数量或完成的作业量来交付工资，它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把工人的劳动报酬和他们的劳动成果直接联系起来，有利于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推动工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熟练程度。所以，列宁指出，实行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应该用全力去推进它”[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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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的工种中，实行奖励制”。奖励的标准，要以贸易额的大小和利润的多少为转移，并“把奖励制包括到全体苏维埃职员的整个工资制度里去”[183]。列宁认为，在共产主义到来之前我们还不能使任何劳动报酬一律平等，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仍然要付给一些人较高的劳动报酬。同时，“也不能取消鼓励成绩优良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的奖金制度”[184]。他说，在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奖金是不允许的，但是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没有奖金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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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经济工作人员中实行“分红制”。为了推动商业的迅速发展和获得必要的利润，列宁提出按营业额和按利润提成对经济工作人员实行分红制。他说：“我们可以并能学会对我们的官僚们实行分红制，做成某一笔交易，从中抽给你一定的提成（按百分比）；如果不干事，那就去坐牢。”[185]他还主张：“对职员（与经济工作有关的所有人员）改用按营业额和按利润提成分红，如有亏损，办事不力和失职情况，应予严惩”。[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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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养和利用经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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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革命时指出：“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政治活动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绝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丰富的知识。”[187]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时，需要大批的革命家和鼓动家，说服大多数群众同剥削者的反抗进行斗争；但在夺取政权以后，转入和平经济建设时期，光有革命家和鼓励家是不够的，更需要组织者和管理者。因此，早在1918年春，当时经济建设工作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任务，列宁就指出，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积极培养和造就能适应新情况、解决新任务的大批管理经济的人才。列宁不仅论述了文化科学知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培养、选拔经济建设人才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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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列宁强调要在党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中培养经济管理人才。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188]但当时刚刚夺取政权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缺少文化，不会做管理工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他们中间，“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做一个管理人员”[189]。列宁对这些干部和党员提出了重新学习，变外行为内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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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学习呢？列宁教导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来学习。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190]。由于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绝大多数缺乏经济管理工作的经验，列宁特别强调要向资产阶级学习。他指出，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镇压了他们的反抗，现在则要向他们学习。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的知识。只要他们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们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们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不会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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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宁十分注意在工人中间培养和选拔经济管理人才。列宁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更深入、更广泛、更迅速、最有效地使我们的机关“工人化”，吸收更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来管理工业，管理国民经济。这里不仅要吸收工人，还要吸收非党工农代表。工农群众中蕴藏了大批优秀人才，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选拔他们。1920年春，苏维埃俄国在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这时，列宁主持召开了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工业管理要逐步向一长制过渡。在过渡中，要举办训练班在工人中培训经济管理人才，要任命受过训练的工人担任车间副主任或副厂长，并进而把他们提拔为正职。新经济政策实行后，列宁对于从工人中培养和选拔经济管理人才更加重视了。他指出，工会应该比现在更细致、更加坚定地经常调查一切适合做经济管理工作的工人和农民，培养他们，从各方面切实认真地检查他们学习管理工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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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宁积极主张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参加经济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专家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列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说：“资产阶级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使他们都参加工作。”[191]“拒绝利用他们来参加管理和建设工作，是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祸害的极愚蠢的事情。”[192]为此，列宁强调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要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自己的业务的专家，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无论在物质方面，权利方面，思想方面以及在同工人和农民同志般合作方面，都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科学技术专家要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切实工作；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对专家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难，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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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是列宁对苏维埃俄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总结，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我们今天面临着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国情，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不论在内容、形式和要求上都比列宁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几十年前列宁总结的经济管理理论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辉。重温列宁的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使我们犹如找到了一面明镜，它可以启迪我们像列宁那样，随着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去发现新情况，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探索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总结新经验，使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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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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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开始复活起来。到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时候，它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了群众对党产生不满情绪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列宁指出，当时的一些国家管理机关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整个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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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党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学习列宁在这方面的思想，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认识官僚主义的危害，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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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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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1897年，列宁在流放中就对官僚和官僚的特点做了基本概括，他说：“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194]在十月革命的准备时期，列宁写下了伟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描绘了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构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蓝图：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彻底摧毁官僚机构，用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的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下列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95]列宁在这里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特征，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产生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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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持了6年多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列宁始终坚持通过发动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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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3～4月，列宁就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196]这种趋势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列宁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警惕。他指出：“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197]；只要苏维埃与人民保持着稳固的灵活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因此，必须极力发展苏维埃的罢免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只有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198]。列宁特别提出要详细地、系统地、反复地研究和总结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工作的经验，并把它定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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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918年3～4月时，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还只是一些预察，那么到了国内战争时期，当国家需要采取一系列坚决果敢的措施应付非常形势的时候，许多苏维埃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软弱无力、官僚主义作风，便很快暴露出来了。因此，列宁更加尖锐地提出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他号召“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把更多的工人安插到机关里去”[199]。“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200]，要“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201]来排除爬进“安乐窝”里安闲度日的守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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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觉察到，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能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他看出了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的“妄自尊大凌驾于真正事业之上”，“以傲慢的官僚主义的冷淡态度”对待实际工作，不学无术的自负，刚愎自用，官场习气，而且主要表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身上。因此，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对党来说是一种“新的脓疮”。从这时起，他就把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而且把反官僚主义的重点集中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上。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而党的领袖又是党的意志的体现者。如果不首先把党的中央委员会整顿好，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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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2年，即在俄共（布）十大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列宁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重要演说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在苏维埃中身居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202]几乎与此同时，列宁在一封信中发出了最严厉的正告：“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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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在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中的复活，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的有害影响，绝不是一个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列宁站在时代的前列，认清了官僚主义这一浓烈封建性的资本主义“遗毒”在苏维埃内部“部分地复活”的现实，并毫不留情地同这种“祸害”作斗争。这场斗争构成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同一切剥削阶级之间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列宁革命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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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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