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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宁积极主张吸收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家参加经济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专家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列宁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说：“资产阶级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遗产，给我们留下了最大的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地大量地利用他们，使他们都参加工作。”[191]“拒绝利用他们来参加管理和建设工作，是会给共产主义带来无穷祸害的极愚蠢的事情。”[192]为此，列宁强调一切领导机关，无论是共产党，苏维埃政权或工会，都要像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的、精通和热爱自己的业务的专家，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更好，无论在物质方面，权利方面，思想方面以及在同工人和农民同志般合作方面，都要使他们满意自己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科学技术专家要采取异常慎重和灵活的态度，尊重他们的切实工作；他们将通过自己那门科学所达到的成果来承认共产主义；对专家不分青红皂白的非难，把他们统统叫作“资产阶级”专家的行为简直是给共产党人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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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理论是列宁对苏维埃俄国初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总结，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我们今天面临着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国情，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不论在内容、形式和要求上都比列宁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尽管如此，几十年前列宁总结的经济管理理论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辉。重温列宁的经济管理理论和实践。使我们犹如找到了一面明镜，它可以启迪我们像列宁那样，随着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去发现新情况，不断地研究新问题，探索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总结新经验，使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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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反对经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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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在苏维埃国家机关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官僚主义开始复活起来。到了国内战争基本结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时候，它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成了群众对党产生不满情绪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列宁指出，当时的一些国家管理机关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整个苏维埃国家是一个“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的工人国家”[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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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党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列宁以极大的精力同官僚主义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对这段历史进行考察，学习列宁在这方面的思想，研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认识官僚主义的危害，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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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僚主义是一种“新的脓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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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早在1897年，列宁在流放中就对官僚和官僚的特点做了基本概括，他说：“官僚是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一个特殊阶层……与俄国的落后性及其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是人民在官僚面前完全无权，特权官僚完全不受监督。”[194]在十月革命的准备时期，列宁写下了伟大的著作《国家与革命》。在这部著作中，列宁描绘了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官僚机构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蓝图：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彻底摧毁官僚机构，用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的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下列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95]列宁在这里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特征，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产生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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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持了6年多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列宁始终坚持通过发动人民群众管理监督国家来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思想，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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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8年3～4月，列宁就指出：“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196]这种趋势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列宁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警惕。他指出：“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197]；只要苏维埃与人民保持着稳固的灵活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因此，必须极力发展苏维埃的罢免制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只有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198]。列宁特别提出要详细地、系统地、反复地研究和总结人民群众参加管理工作的经验，并把它定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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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918年3～4月时，列宁对苏维埃政权中的官僚主义还只是一些预察，那么到了国内战争时期，当国家需要采取一系列坚决果敢的措施应付非常形势的时候，许多苏维埃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软弱无力、官僚主义作风，便很快暴露出来了。因此，列宁更加尖锐地提出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克服官僚主义的问题。他号召“必须加紧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把更多的工人安插到机关里去”[199]。“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使他们监督整个国家机构”[200]，要“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201]来排除爬进“安乐窝”里安闲度日的守旧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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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列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他觉察到，在苏维埃机关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能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他看出了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共产党人的“妄自尊大凌驾于真正事业之上”，“以傲慢的官僚主义的冷淡态度”对待实际工作，不学无术的自负，刚愎自用，官场习气，而且主要表现在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人身上。因此，列宁指出，官僚主义对党来说是一种“新的脓疮”。从这时起，他就把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同加强党的建设联系起来了，而且把反官僚主义的重点集中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身上。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基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共产党来实现的，而党的领袖又是党的意志的体现者。如果不首先把党的中央委员会整顿好，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构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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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1922年，即在俄共（布）十大总结了同分析官僚主义有密切关系的争论以后，列宁对官僚主义这个祸害看得更清楚，更明确，更严重了。1922年，列宁在《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的重要演说中指出：“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在苏维埃中身居要职（也有不担任要职的）、由于为人诚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202]几乎与此同时，列宁在一封信中发出了最严厉的正告：“共产党人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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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官僚主义在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中的复活，官僚主义对布尔什维克党产生的有害影响，绝不是一个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的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列宁站在时代的前列，认清了官僚主义这一浓烈封建性的资本主义“遗毒”在苏维埃内部“部分地复活”的现实，并毫不留情地同这种“祸害”作斗争。这场斗争构成了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同一切剥削阶级之间所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列宁革命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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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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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仅仅数年之内，官僚主义为什么能在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机器中复活？它为什么能够影响到俄共（布）这样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呢？根据列宁的分析，其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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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社会历史根源。1547年，伊凡四世自封为“沙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到二月革命时，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直到20世纪初，俄国工业生产总量和技术水平仍然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和美国的后面。在国家制度方面，沙皇制度同欧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不同的是，它深深地打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印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到处笼罩着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沙皇俄国的官僚主义就不能不表现得特别严重。“官吏的飞扬跋扈、横行霸道和人民本身的敢怒不敢言，这就使这些官吏滥用职权和侵犯普通人民的权利达到了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惊人地步。”[204]十月革命时，苏维埃政权虽然从上到下打烂了旧的官僚机构，处死了沙皇，驱逐了与苏维埃为敌的高级的旧官僚，但也争取和留用了一部分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旧官僚、旧职员。列宁认为争取这些职员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是很必要的。但这些人由于长期混迹于沙皇封建专制主义的官僚机构，已经养成了利用管理地位为个人营利的习气，他们必然要把官僚主义的一些陋习，如受贿、高高在上、工作无效率等带进新的国家机关。列宁表示：“我们已经把这种旧官僚主义分子赶走，加以清查，然后把他们安插到新的位置。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205]可见，从苏维埃国家刚刚诞生时起，它就患上了官僚主义的畸形病。要清除这些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等等，需要一定的时间，必须付出艰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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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根源。列宁认为考察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不能仅仅着眼于旧社会的遗毒，还应看到它同小生产的经济条件的联系。列宁早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就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列宁指出：“试把官僚主义这个问题拿来从经济方面观察吧。”“官僚主义的经济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散漫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工农业间的缺乏流转，缺乏联系和协作”[206]，并特别强调：“包围状态”（指国内战争及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所产生的官僚主义正是“小生产者散漫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农民愈分散，中央机关的官僚主义也就愈难避免”。[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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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村的现实完全证实了列宁的上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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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是一个农民的和极端贫困的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根据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宣布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全部地主的土地均被没收，无偿地交给劳动者使用，农民获得使用的土地达15000万公顷以上。这样，使农村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生产者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农业集体化又尚未进行，俄国农村存在着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苏维埃国家理应迅速发展工业，用工农业之间的产品交换来支援小农逐步走上社会主义大生产道路。但是革命后接着就发生了国内战争。战争中被迫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取得了内战的胜利，但工农业之间的流转却被人为地被堵塞，小生产者更加破产了。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主要靠手工操作，技术极其落后，广大农村处于封闭、保守的状态、小生产的这些特性和缺陷不可避免地要在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关中反映出来，成为产生官僚主义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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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水平低下。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说过，在俄国，有将近4/5的儿童和少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俄国的农奴制的国家结构，注定了在青年一代里有4/5的人要成为文盲”。“人民群众这样被剥夺了受教育、获得光明、求取知识的权利的野蛮的国家，在欧洲除了俄国以外，再没有第二个。”[208]虽然，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苏维埃政权也为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当时战争频繁、经济衰退的条件下，要改变这种状况是相当困难的。直到1920年，在占全国居民85%的农村人口中，文盲还占70%。生活贫困和文化水平低下，使广大群众缺乏参与国家管理的条件和能力。苏维埃俄国还不能实现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则，还不能由全体劳动者来实行国家管理。正如列宁当时所说，工人是一心一意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但“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很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怎样建立，建立不起来。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知识和文化”[209]。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实行“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的办法[210]，只能采取以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代表群众来管理国家的办法。列宁曾说：“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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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家机关的军事化和集中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0年底，即国内战争时期，苏维埃国家的工作发生了向军事化和集中化方向的转变。①战斗命令制的加强。由于当时军事任务成了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自然要导致军事机关和与镇压职能有关的国家机构的发展，如军事指挥机关、红军管理事务机关、肃反委员会、革命法庭、警察局和工农民警战斗部队等。战争年代，所有部门都要纳入军事部门的管辖。战争环境要求加强集中领导。这就导致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使国家机关本身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明显的命令主义色彩。在战时共产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苏维埃作为政权机构的作用和苏维埃制度必要的民主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削弱。苏维埃机关所拥有的民主选举制度被抛弃，在很多地方都以设立革命委员会来代替选举产生的苏维埃；②经济管理集中制的确立。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苏维埃国家决定在全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与此相适应，对国民经济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总管理局拥有极广泛的权限。它负责组织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制订全国的经济调节计划、统一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调节机关。它有权没收、征用、管制工商业和其他部门的企业，有权强制这些企业联合成辛迪加，等等。这种国民经济硬性管理制度是由于战争的特殊条件造成的不正常的经济管理方式，它片面强调国家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而忽视发挥地方与企业的主动性；越来越片面地强调国家集中管理和一长制原则，而忽视了民主管理的原则，劳动群众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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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国内战争时期国家机关的军事化和经济管理的集中化，一方面使苏维埃政权在党和列宁的领导下渡过了难关，夺取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生存、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派生出一些不符合“公社原则”、不利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附属物。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指出：这一时期，“党的工作方法总的说来趋向于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由党的领导机关发出，普通党员必须绝对无条件地执行，不得加以讨论。”[212]由于需要极端集中化，就发展了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战斗命令制往往采取被歪曲了的不必要的压制形式；必要的特权变成了各种舞弊行为的凭籍；党机关的必要的紧缩削弱了党的精神生活，如此等等。这一切引起了党内的危机。”[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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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阐述官僚主义赖以生存的根源的同时，也进一步指出反对官僚主义、加强和改善苏维埃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在列宁看来，这是一场长期的广泛而又深入的社会革命。它涉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领导、群众等各方面。列宁指出：想经过二三次斗争，想通过实行“外科手术”就能“抛弃官僚主义的肿瘤”，不是卖假药就是幼稚，“只能慢慢地经过顽强的努力使之减少”[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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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和清除官僚主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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