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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9日，斯大林在回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的提问时，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就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等一系列学术问题的争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参加争论的经济学家是在搞烦琐哲学。他说，争论双方都“陷入了学究式的抽象议论”，并上纲说，他们的争论“当然是合乎我们的敌人的心意并对他们有利的”[20]。斯大林的批评虽然正确地指出了讨论的错误倾向，但他完全抹杀这场理论讨论的意义，并把它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产生了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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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苏联20年代否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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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没有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精髓，而拘泥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原理进行逻辑推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主要著作《资本论》《反杜林论》中，都预示过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经济，不存在盲目的自发力量调节，社会生产将由人们自觉地进行计划管理。但是他们都没有论证这种社会理想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什么时候实现，更没有阐释过这种社会理想的实现将宣告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持政治经济学取消论的人则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将迅速实现这种社会理想，并自以为补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再需要政治经济学。显然，这些人对历史发展的曲折和复杂性估计不足，而马克思却是有相当充分的认识的。就消除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来说，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绝不是短时间内可轻易完成的任务。“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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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政治经济学取消论被接受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在于经济学家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计划社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阶段已经消灭了商品、价值、价值规律，消灭了竞争，国民经济完全由国家计划安排。由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不存在商品拜物教，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现象，因此，也不存在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的矛盾，从而政治经济学失去了作用。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即使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中，经济关系的本质形态与现象形态也绝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揭示这种矛盾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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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维埃组织经济的作用加强了，人们的主观因素也大大加强了，因而人们以为主观可以支配客观了。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党的干部、知识分子，以至于普通工农群众普遍产生了一个错觉，似乎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所不能的。没有理论经济学，也可以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时，经济学界在唯心主义影响下，否认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规律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否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矛盾需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解决，否认人们主观认识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规律之间的矛盾，认为根本不需要通过实践—理论—实践的反复过程去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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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社会现实对政治经济学取消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工人、农民摆脱了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成了国家的主人。新成立的工农政府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对土地、银行、铁路、船舶等重要产业实行了国有化。苏维埃政权为了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进攻，被迫实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中心的具有强制性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个时期货币被禁止，工资、利润和信贷等经济杠杆均被取消，实物经济占统治地位。正是这种情形，使得党内一部分领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轻易地得出了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治理能够取代盲目的市场经济的结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取消论开始泛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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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政治经济学消亡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并开始偃旗息鼓了。其原因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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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公开发表了列宁批评布哈林的遗稿。1929年10月苏联出版了《列宁文集》第11卷，首次公开发表了列宁的遗稿《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这是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的决定性打击，有力地推动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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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这一著名评论中表述了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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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针对布哈林在该书卷首所写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的科学”，列宁评论道：“定义比恩格斯的倒退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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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把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不是有组织的社会经济的科学”的观点，列宁指出：“商品生产也是有组织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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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针对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的提法，列宁说：“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Ⅰ（v＋m）和Ⅱc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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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这些简单批语，实际上否定了布哈林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商品经济的”，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存在客观的生产关系，它们都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这些论述中，沿着列宁的逻辑思维，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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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又一次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重申了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各个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关系，只有坚持马克思的这一原理，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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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不仅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甚至于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将存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规律，都可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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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不仅在社会主义阶段，而且在共产主义阶段也是适用的。1930年，当列宁对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一书写的书评，在《列宁文集》出版修正增订第二版发表时，苏联经济学界才知道列宁是一贯主张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历史上形成的各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观点。这时，苏联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有必要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至此，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必要性问题的长期争论，以承认社会主义存在政治经济学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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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经济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学是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转变”的突破口。斯大林亲自上阵，对经济学家们进行打压。1929年12月，斯大林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这个演说中，他特别强调“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关于我国经济问题还流行着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于是他提出了“彻底铲除和抛弃这些理论”的任务。这次演说拉开了迫害大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切林采夫、马卡罗夫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序幕。这些人不仅在学术上受到批判，被戴上政治帽子，而且后来还被指控参与“破坏活动”，遭到逮捕和监禁，大都死于不白之冤。著名的土地问题专家、老布尔什维克И.А.泰奥多罗维奇被捕牺牲。提出长波周期理论的康德拉季耶夫于1930年被捕，后来在精神极度崩溃的状态下死于狱中。这一时期被处死的经济学家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A.B.奥金佐夫、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经济学家A.В.康托罗维奇、劳动管理科学专家О.А.叶尔曼斯基等。土地问题研究所的领导人（如盖斯特尔、克里茨曼等）被逮捕，研究机关也随之被关闭。1927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为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被开除出党，撤销了党内的职务，从此在经济学界消失了。20世纪20年代末相继去世的经济学家还有亚.波格丹诺夫，他在十月革命后曾任国立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在他身上进行输血试验失败而逝世，终年55岁。曾任联共（布）中央委员的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1928年逝世，终年58岁。在短短几年内，苏联经济学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相继死亡或去世，对苏联经济学的发展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济学消亡论的坚持者或反对者或死亡或消失，经济学的争论也就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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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苏联30年代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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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笼罩在苏联经济学界的阴影开始消散，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随着20年代末对政治经济学消亡论的反省和批判，先前那种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的讨论，已经让位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实际步骤，即让位于对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这时在苏联经济学界既出现了许多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也出现了一些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人们开始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内容及其体系，从而进入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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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卢森贝、加托夫斯基等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许多论述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文章。1931年，苏联经济学家沃兹涅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在文中指出了“建立和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独立学科”的问题。高等学校还逐步开设了“苏维埃经济理论”课。其实际内容除涉及一些理论问题外，很大的篇幅都是论述经济政策和考察贯彻经济政策的具体措施。如1933年发表的红色教授学院的教学大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第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篇，社会主义再生产；第三篇，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生产率；第四篇，苏联的流通；第五篇，国民经济计划；第六篇，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这一新课程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雏形。从大纲的内容来看，它具有这样几个特点：①这个大纲还只是苏联对过渡时期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的体系化，是一个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体系，而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体系；②当时苏联经济学家还认为苏维埃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是一般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而是在苏联具体的条件下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23]。这就使苏维埃经济理论必须把苏联在过渡时期中采取的具体经济措施即经济政策作为基本内容；③这个大纲是从叙述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分析苏维埃经济的“出发点”，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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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受到主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把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经济现象和过程的最终原因。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归结为经济政策了。比如，沃兹涅先斯基认为，“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国家政策应当成为研究的中心”[24]。波里林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应当包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刻也不能脱离无产阶级专政所奉行的政策。苏联经济的整个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政策作用的基础上。”[25]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高等学校又开始取消“苏维埃经济理论”课程，而改开“经济政策”课程，其主要内容几乎全是对当时经济政策的描述，很难谈得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规律的认真分析。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过渡时期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理；苏联经济和政策的历史概述；以新经济政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原则；过渡时期的再生产和调节问题；过渡时期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货币和信贷在过渡时期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苏联和世界经济。这门课程更加偏重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历史叙述，理论性和系统性远不如“苏联经济理论”。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回避作深入的理论分析，不再进行独立和深入地研究规律，而热衷于收集和整理统计资料，一方面，引经据典和进行语录注释，另一方面粗浅地叙述一些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回避作深入的经济分析，也不说明现象之间的连贯性和联系。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经济学精神状态的写照[26]。至于那时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用波里林的话说，“几乎成了经济措施史教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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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在苏联经济学界虽然逐步肯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必然性，承认了研究经济规律的重要性，但是，由于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因此在理论研究过程中，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一度盛行，把规律的客观性与自发性相混淆，把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混淆，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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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客观规律的存在，但对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做出了主观主义的解释。阿·帕什科夫表示，“我们的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根本不同：我们的经济规律是自觉创造的[28]。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经济学界，不仅流行“自觉创造规律”的观点，也流行“自觉实现规律”的观点，即不仅把规律的产生看成是主观的，而且把规律的作用也解释成主观的东西。德·瓦洛优伊和格·拉普申娜在1972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在苏联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经济规律只有通过党和国家有计划地组织和指导的劳动群众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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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苏联发展的基础，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更广泛的经济规律。由于在苏维埃经济中，计划过程是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组织和领导的，最终导致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基本经济规律。加托夫斯基在《论苏维埃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基本经济规律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地加以实现的，“这种情况逻辑地导出这样的结论：应当把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把计划看作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计划本身是无产阶级专政派生的因素，所以它不是过渡时期经济的基础，不是它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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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纯计划经济。既然是计划经济，当然就不会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就可以“自觉地”安排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如何发展了。例如，苏维埃党校编写的《苏维埃经济理论原理》的作者们断言：“计划法令也是经济规律，因为计划……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际生产关系。”“计划作为经济规律是经济规律的高级形式，就像整个苏维埃经济同以往所有的经济制度相比是最完善的经济一样。”[31]科弗曼则直接地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计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化规律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计划本身也就能够被称为过渡经济的基本运动规律。”[32]这一观点影响深远，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仍有人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基本经济规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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