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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布哈林认为，过渡时期最重要的经济成分是国营经济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性的组织。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单纯政治权力专政，还应该是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有机结合。恩格斯也曾经说过，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苏维埃俄国，国家性的经济组织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通过国家预算对国家的全部工业、铁路、矿山的开发和利用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到了苏联时期，这种集中管理形式就更明显了。布哈林认为这种管理与领导，一定要减少行政干预和强制，改用经济的方法是比较恰当的。他说：“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25]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的经济管理要掌握好度，如果国家的计划和管理工作失误，就会出现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造成商品短缺和粮食供应危机，阶级敌人也就会乘机活动，以致打破国内的政治平衡。所以，布哈林特别强调经济平衡是政治平衡的基础，党和政府必须全面规划，尽力安排好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实现经济平衡，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平衡和稳定。同时他还指出，必须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如果中央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严重影响和挫伤地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从而破坏国家的集中领导体制，使得整个领导体制变得僵化而失去活力。此前，列宁也强调在巩固国家计划领导的同时，必须给地方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广泛的权力，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建设的主动性[26]。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权限，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对国民经济发展是相当有利的，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的重要举措。布哈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从本质上是一个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又在更高水平上向平衡复归的辩证发展过程，平衡的原则是经济建设少走弯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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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思想是布哈林对苏维埃政权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结，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俄国实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虽然这一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中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但他的理论探索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允许的高度。在布哈林的“动的经济平衡”模式中，他不否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着矛盾，也不否认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计划和市场之间、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他反对用单纯的阶级斗争和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他主张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些矛盾，力求保持再生产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作用，又注意把它们引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可以说，布哈林的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的建设模式，是一种比较渐进、比较灵活、较多地考虑到落后国家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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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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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市场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否定、排斥到肯定、利用两个阶段。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布哈林认为商品和价值等经济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时期。他在所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中断言：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么，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消失了。“货币不再是普遍的等价物，而成为产品流动的约定的——并且是极不完善的——符号”[27]，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因此，在这里能有的，一方面是某种叙述的体系，另一方面则是规范的体系。但是这里不会有研究“市场盲目规律”的科学地位，因为市场本身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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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在当时的俄国实行直接产品交换是行不通的，结果碰了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布哈林对他的战时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布哈林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点与其说是发展经济和提高生产力，不如说是消费现有的储备。当需要恢复经济的时候，它就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它是“堵塞的”周转制度，“堵死了私人的个人主义刺激因素，甚至堵死了在工人阶级中也有的这种刺激因素”[28]，要想恢复和发展生产，有赖于放开商品流转，除掉束缚生产发展的羁绊。在实践的推动下，布哈林开始重新审视市场问题，并逐渐由持否定态度，转为持肯定态度。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他从理论上反复探讨了这一问题，形成了“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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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市场理论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列宁的批评教育和耐心帮助；其次是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警示，最后曾经犯过的“左派幼稚病”及其深刻教训，也促使他毅然转向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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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是布哈林思想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市场关系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市场关系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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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是联结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纽带。布哈林经济纲领的基础，就是认为工业的发展有赖于不断扩大的消费市场。坚持生产的“链条”必须总是“以生产……进入个人消费过程的消费资料为终结……”，“在我国，农业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我们的工业发展得比较差一些，它的发展也取决于农业的增长”。“不要脱离庄稼汉的基地，逐步发展工业。要记住，农民经济积累的每一个戈比的钱也就是社会主义工业积累的每一个卢布的基础。在自己的全部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中都要紧紧地抓住庄稼汉。”[29]布哈林认为，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农业的发展，他非常辩证地阐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工业发展的最快速度绝不能靠最大限度地从农业那里取得资金的办法加以保证。事情绝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拿得少些，我们就可使农业有更多的积累，这样明天我们就可保证使自己得到对我们工业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使农业取得更大的收入，我们下一年将可以从这笔更大的收入中比去年拿到更多的东西，可保证使我们的国营工业在未来的岁月里得到更大的增长，更大的收入。如果我们在头一年……用不那么快的速度前进的话，我们的增长幅度以后将会提高得更快。”[30]同时，布哈林也十分强调工业是农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柱，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没有工业向农业提供电力及大型农业机械，农业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农业的旧耕作方式至多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小农经济将永远是小农经济，将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布哈林认为，市场关系是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主要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联系的纽带。他强调，工农业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提供市场，因而相互促进。二者之间的市场关系“意味着我们使得城市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农村的繁荣，同时使得农村能够在经济上促进城市的繁荣”[31]。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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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是开展竞争的重要平台。布哈林反对左派用强制手段，不等价交换来取得发展工业所需的粮食、原料等。他强调，竞争是实现商品交换的主要媒介。他认为，竞争有两个作用：①通过竞争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他说：对“私人资本不能用一道命令予以没收，也不能用革命的宝剑机械地一挥来砍倒”[32]，国家应该用竞争，用经济斗争来反对农村私商及富农，应该建立起自己的信贷机构——信用社以反对农村高利贷者，在国家的援助下，以自己物美价廉的商品及低息贷款同私商、富农和高利贷者开展竞争，并逐渐挤垮农村资产阶级。可见，布哈林是反对用行政命令乃至暴力手段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的。这种主张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可以限制私人资本谋取暴利，推动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改善经营管理，以便逐步排挤和消灭私人资本；二是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消灭私人资本，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损失。无疑，布哈林的这种主张是切实可行的。②竞争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布哈林指出，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行提高价格的政策，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只会滋长企业经理们的自满情绪，产生不求上进的思想。而竞争可以打破他们安于现状的心理，促使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价格。这样在保证生产力按社会主义方向增长的同时……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竞争能力的条件，以便在展开经济斗争而不是实行压制的过程中战胜自己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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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是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国营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占主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这一理想目标，是不能动摇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然而，这种计划必须符合实际，通过市场调节来实现，并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地加以调整、补充和完善计划。由于还存在众多的小农，还有不少的租赁企业，大量的自然经济，就使得苏维埃国家必须重视和利用市场机制。这些大量的无政府状态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计划，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进行计划。因此，必须利用市场调节作为计划调节的辅助手段，来处理私人资本同农民经济之间、私人资本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之间、农民经济同国营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得以联系。布哈林还特别肯定了贸易和市场的积极作用。他指出，通过市场可以加快物资周转和资金周转的速度，从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最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有利于解决商品荒的问题；通过市场可以调动农民、小生产者、甚至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客观上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通过市场可以促使国家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市场还可以促进城乡商品流通，发展商品生产。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能够减少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使市场调节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优点相结合，把各种经济成分都调动起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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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目的不只是发展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利用市场关系，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引导小生产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限制和排斥资本主义经济，从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布哈林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而是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能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胜利。”[33]“我们需要我国的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和这样的经济高涨，即与此同时要发展社会主义形式，要不断排挤和削弱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需要取得生产力的这样的发展，即它会把我们引导到社会主义，而不是把我们引导完全复兴的所谓‘健全’的资本主义。”[34]这是新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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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哈林多次强调，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尤其是大工业，确保其优势地位，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布哈林在1921年所写的《经济政策的新方针》一文中，在讲到新方针的基本任务时说道，“按照发展生产力的路线而制定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加强大工业”[35]。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来振兴、发展大工业？振兴、发展大工业，首先是要有大工业得以开工的原料、材料、燃料以及补充的设备等等。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布哈林完全赞同列宁提出过的农民经济、小工业、租赁制、租让制和对外贸易。发展市场关系的目的，就是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中取得补充产品，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壮大其经济力量，然后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手段，使之为恢复和发展大工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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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布哈林坚持和发展列宁晚年关于通过合作社吸收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影响下，通过合作社计划，利用市场关系，使农业、手工业、小商业等私人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布哈林的合作社计划的中心是在流通领域。布哈林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就曾指出，对农民来说，要使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得通过流通领域来进行，也就是说通过农民的合作社，而不是通过集体农庄形式的直接生产联系。1925年3月，布哈林再次阐述他的这个论点，强调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将不是从生产的角度开始，而是“从流通（货币、价格、贸易）到生产”。在布哈林关于从流通领域开始社会主义的思想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新经济政策下，合作社经过市场把越来越广泛的农民经济阶层吸引到社会化的体系中来，从而也就保证了它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无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第二，关于发展合作制的战略规划，布哈林指出，要尊重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规律，应当先从流通领域开始，逐步发展到生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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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布哈林论证了市场关系存在的长期性，它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许多许多年”，而不是转瞬即逝的关系。他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要继续许多许多年，我甚至要说，市场联系形式将长时期地是经济联系的决定的形式，决定的！……由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经过市场联系，经过城乡之间的市场商品流通，那么……我们的主要经济作用应当经过市场关系，也就是说，经过商品流通的发展来发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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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布哈林对市场存在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理论观点是市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俄国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市场是各种经济形式之间的桥梁，首先是联系工农业经济的手段；当非社会主义经济被完全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后，市场将随之消灭，而消灭市场的正是市场本身。布哈林从根本上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点。他始终坚持“我们必须达到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37]。按照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谓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实质是通过市场关系走向计划经济。“随着各种私人企业主及其私人经济的被排挤，随着国家—合作社经济的组织性和完整性的提高，我们将逐步地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即接近计划经济。”[38]这种关于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使得布哈林本身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因此，很难把布哈林看作“市场社会主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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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必须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过了一条曲折复杂的道路，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则是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密切联系着的。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一贯正确的。它是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演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与时俱进的品格，他能随着实践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地补充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在布哈林的经济思想中既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也有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他曾经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直接过渡”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在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前，正是他同列宁一样敏锐地觉察和认识到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否则就会导致工农联盟的完全破裂和苏联经济的全面崩溃。在长达8年之久的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布哈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历史的理论反思，在思想上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实践证明，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并非一贯正确。今天，我们在肯定布哈林经济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时，并不意味着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革要用他的观点来概括和说明。目前，我们进行的改革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处在过渡时期的布哈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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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哈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远不止上面这些。比如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建设的论述、科学技术必须走在前面的论述、在文明程度低的形势下防止无产阶级蜕化的可能性的深刻见解、用革命法制取代行政专断的思想等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到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仍然可以从布哈林丰富的思想中获取理论的力量和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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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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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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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474、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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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69002
[4]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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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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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冠乾：《苏联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15、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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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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