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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断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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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他的“不断革命”论。关于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托洛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厌其烦地作过多次说明,其中以1929年写的《不断革命》和1931年写的《苏联的发展问题》两书中说得最明确最具体。他在《苏联的发展问题》一书中写道:“落后俄国的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才能获得解决。但是,在领导农民群众取得政权以后,无产阶级不能仍旧停留在民主革命上面。民主革命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直接交织在一起的。但后者非在国际舞台上不能结束。”[1]这是托洛茨基对其“不断革命”论最明确、最完整、最简练的表述。1929年他在专门论述这一理论的《不断革命》一书中声称,他的“不断革命”论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2]构成的,这就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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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对于尚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来说,由于“历史把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内容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结合起来了——不是把它们混合起来,而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了”[3]。民主革命已不再作为一个独立阶段而存在了。因而无产阶级政党不要机械地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不应拟定什么实现民主革命的最低纲领,提出建立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而是应该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可以把社会主义任务提上日程。这就是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4]他认为,对资产阶级发展较迟的国家,特别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可能,而“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取得了政权以后所实行的专政,必然立即面临同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有密切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不断革命”[5]。列宁曾明确地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错误,就在于他忽视革命(指民主革命——引者注)的资产阶级性质,对于这种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看法。”[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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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它不会停留在完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上面,而会继续完成自己的社会主义任务,开创“一个具有革命立法和积极政策的时代”[7]。在这一时期中,随着革命的发展“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但是为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进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农民的愚昧幼稚常常使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敌视态度。农民的冷淡态度,他们在政治上的消极性,尤其是农民上层分子的积极反对,必然会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发生影响。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愈明确愈坚决,它的立足基础也就愈狭窄和愈不稳。”[8]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胜利的无产阶级,只有主动把革命推向其他国家去,从而激起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革命战争才有出路。按照托洛茨基的逻辑,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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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革命的“不断性”。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但不能在一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性革命。“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在帝国主义时代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在所有国家中都已成熟,即世界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开展“世界革命”,赢得“世界革命”。他说,“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种暂时状态……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各种国内外矛盾必然随着成就的增加而增加。无产阶级国家只要是处于孤立的地位,最后必然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因此“世界革命”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前提”。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国的革命并不是独立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国际革命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尽管它有暂时的衰退和低潮”[9]。他硬说,世界性分工、苏联工业化对于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对于亚洲原料的依赖,等等,这一切使得任何一个国家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不可能的事,而企图在民族范围内实现经济的所有部门的完全平衡,就是寻求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范围完成是绝对不可能的,它在一国的舞台上开始,应当立即扩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然后迅速地发展到世界的舞台。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以他的“世界革命”来反对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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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是来源于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理论,有着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相一致的一面,即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不间断地把革命从一个阶段推向另一个更高的阶段,直至无产阶级最后夺取政权。同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又有自己的独特内容和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不断革命理论的特点。正是这一特点成为否定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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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有什么区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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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策略,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它不包括什么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和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战略,是他的“世界革命”的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观察和处理一定历史条件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上的理论和策略任意加以扩展和提高,把它扩展到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本身方面和国际革命方面,把它提高到基本理论和基本战略地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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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承认革命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是同一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在提出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承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整个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否认革命阶段,否认过渡,认为可以不顾民主革命的任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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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是违背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本意的,是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它一提出就遭到列宁的批评。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他忽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贬低农民的革命性;二是批评他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企图超越革命发展阶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没有再批判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为争论已成为过去,而且争论的问题早已由历史事实作了回答。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继续批判,是由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在1923年以后进行的,批判和辩论的中心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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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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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在苏维埃俄国最早提出应当考虑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是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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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托洛茨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认识是逐步的,也是有反复的。1918~1920年,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1920年,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干涉已被打退,高尔察克、邓尼金的叛乱已被粉碎,苏俄人民以沉重的代价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喘息时机。托洛茨基于1920年1月向党中央提出了把余粮收集制改成粮食税的建议。他提交了一份《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建议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认为:“按照消费标准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以及缴纳这些粮食和平均分配工业品的联合责任制等现行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状态,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他建议“用按产品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余粮收集制……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10]。这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大体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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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接受,遭到否决。正因为托洛茨基早有改余粮收集制为实物税的想法,所以当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倡导下改余粮收集制为实物税,利用商品交换重建工农联盟和城乡联系时,他便是最积极的拥护者。他后来回忆说:“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11]他开始认真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议。1923年4月21日他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详尽地论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具体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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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首先阐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他在报告中指出,革命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曾试图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来取代市场交易和交易所等繁琐复杂的经济活动。当然,这种模式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战争环境有关。这种办法虽然对保障战争需要起了一定作用,但却没能解决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采用战时共产主义这样的办法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在党的十一大上,托洛茨基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时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我们是从……在经济政策里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实行急遽而不妥协的决裂开始的。原先有过市场——现在取消,自由贸易——取消,竞争——取消,商业计算——取消。代之以什么?集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分配一切,组织一切,操心一切: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或者用列宁同志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么说来,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12]于是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这个“魔鬼”,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允许农民在完成了粮食税交纳后,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剩余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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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方法和机制来建成或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经济”[13]。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就是市场,就是商品交换机制。他指出,为了使每一个企业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机体一个组成部分而有计划地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有一个在市场条件下从事活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要持续许多年。在这许多年中,每一个企业或一类企业必须适当地适应市场,并接受市场对它的控制。他认为,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他强调运用市场关系来调节俄国的经济生活。他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激活”俄国已陷入严重倒退和停滞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生产力,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的恢复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不过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保证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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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前途,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14]托洛茨基格外注意新经济政策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忧心忡忡地说:“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2500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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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快发展大工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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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恢复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1921年工业只有1913年的13.8%,1926年工业是1913年的108.1%,比1920年增长近7倍。但是,托洛茨基还是认为国营工业发展速度太慢。托洛茨基说:“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城市缺乏商品来交换农产品。”[16]因此,他在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尖锐地批评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说这些计划忽视工业,把工业发展速度定得太低,甚至说:“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提出这种束手束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17]托洛茨基针锋相对地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加速发展工业的计划。他要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紧恢复和发展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企业,关闭那些不能迅速促进国民经济复苏的企业。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问题就是经济计划和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在1923年底发表的《新方针》中,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业专政”的思想。1926年7月托洛茨基等人在《十三人声明》中指出:“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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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加快发展大工业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只有加速发展工业,才能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发展水平。他强调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是:“取得胜利的归根到底是那种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经济水平的制度。历史的争讼不是立刻,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来决定的。”[19]目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是极其落后的遗产,因而劳动生产率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许多。这种严重情况决定了俄国必须以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发展速度向前发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二,只有快速发展工业,才能向农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吸引农民向国家多交粮食,并且以先进技术装备改造农业,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增长。托洛茨基说:“既然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而这两种倾向的合作和竞赛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以可以说,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20]其三,只有快速发展工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说在国营经济综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财政金融手里。”[21]而如果工业发展太慢,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阶级性衰退,这就将削弱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基础。归根结底,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慢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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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托洛茨基认为资金是有的,资金的基本来源主要是改变国民经济收入的再分配,把国民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那里转到社会主义成分那里,从富农经济那里转到国营工业那里;把耐普曼的积累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作为提高工人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具体办法是:①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工业的纯投资;②通过税收积累资金,征收私营企业主的各种超额利润,征借富农和富裕阶层的粮食;③增加商品、降低成本、减少杂费、精减官僚机构;④厉行节约制度;⑤利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借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提供一部分资金;⑥选拔好人才;⑦减少决策失误节约资金;⑧通过信贷积累资金;⑨动员私人积累;⑩减少流通费用;(11)停止酒类的国家专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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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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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实现工农业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在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托洛茨基首先着重分析了农民分化现象。托洛茨基认为,1917年至1918年间,农村随同十月革命而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这种平均化过程大约一直持续到1922年。而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分化过程又出现了。一方面,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1924~1925年预算的调查材料共同整理后,把农户分为五类:①无产者;②半无产者;③中农;④业主;⑤小资本主义。托洛茨基根据实际材料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23]。“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并成为“剥削贫农的工具”[24],富农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他们还企图影响中农。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则愈来愈多地陷于破产、失业,受雇于富农、富裕中农和城市资本家,“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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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农村的形势提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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