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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是建立在承认革命发展阶段的基础之上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是同一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在提出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首先承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整个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否认革命阶段，否认过渡，认为可以不顾民主革命的任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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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是违背马克思不断革命思想的本意的，是脱离俄国革命实际的，它一提出就遭到列宁的批评。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他忽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贬低农民的革命性；二是批评他混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企图超越革命发展阶段。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没有再批判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为争论已成为过去，而且争论的问题早已由历史事实作了回答。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继续批判，是由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在1923年以后进行的，批判和辩论的中心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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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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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表明，在苏维埃俄国最早提出应当考虑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是托洛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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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苏维埃政权时期，托洛茨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认识是逐步的，也是有反复的。1918～1920年，苏维埃俄国实施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1920年，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武装干涉已被打退，高尔察克、邓尼金的叛乱已被粉碎，苏俄人民以沉重的代价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喘息时机。托洛茨基于1920年1月向党中央提出了把余粮收集制改成粮食税的建议。他提交了一份《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的报告，建议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认为：“按照消费标准实行的余粮收集制以及缴纳这些粮食和平均分配工业品的联合责任制等现行政策，正在降低农业生产，造成工业无产阶级的涣散状态，并且有使全国经济生活彻底瓦解的危险。”他建议“用按产品比例征税的办法代替余粮收集制……供给农民的工业品和农民缴纳的粮食量”[10]。这与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精神大体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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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建议由于种种原因未被接受，遭到否决。正因为托洛茨基早有改余粮收集制为实物税的想法，所以当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倡导下改余粮收集制为实物税，利用商品交换重建工农联盟和城乡联系时，他便是最积极的拥护者。他后来回忆说：“列宁起草了头几个关于转入新经济政策阶段的非常谨慎的提纲，我立刻站到了他的一边。”[11]他开始认真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所提出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就工业、农业、财政、贸易等问题广泛发表意见，向中央提出建议。1923年4月21日他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做了长篇报告，详尽地论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原因、实质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具体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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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首先阐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原因。他在报告中指出，革命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曾试图以一种高度集中的管理办法来取代市场交易和交易所等繁琐复杂的经济活动。当然，这种模式的形成在很大的程度上与我们所处的战争环境有关。这种办法虽然对保障战争需要起了一定作用，但却没能解决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采用战时共产主义这样的办法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在党的十一大上，托洛茨基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时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我们是从什么开始的？我们是从……在经济政策里和资产阶级的过去实行急遽而不妥协的决裂开始的。原先有过市场——现在取消，自由贸易——取消，竞争——取消，商业计算——取消。代之以什么？集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神圣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它分配一切，组织一切，操心一切：机器运到哪里，原料运到哪里，成品运到哪里……由统一的中心通过它的负责机关来决定，来分配。我们这个计划碰壁了。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我们没有这个准备，或者用列宁同志的表述，因为我们的文化水平低……这么说来，我们的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只谈经济方面，错误在于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领域里承担了力所不及的任务。在国家的现有条件下，在它自身的技术、生产和组织水平的现状之下，它没有能力以集权主义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12]于是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市场这个“魔鬼”，用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允许农民在完成了粮食税交纳后，可以到自由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剩余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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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工人国家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方式、方法和机制来建成或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经济”[13]。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方法”就是市场，就是商品交换机制。他指出，为了使每一个企业成为统一的社会主义机体一个组成部分而有计划地发挥其作用，就必须允许它们有一个在市场条件下从事活动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要持续许多年。在这许多年中，每一个企业或一类企业必须适当地适应市场，并接受市场对它的控制。他认为，由市场加以控制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他强调运用市场关系来调节俄国的经济生活。他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要“激活”俄国已陷入严重倒退和停滞的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生产力，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的恢复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不过在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一定要牢记保证社会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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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前途，托洛茨基认为：“新经济政策不会破坏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但布尔什维克的专政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14]托洛茨基格外注意新经济政策后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忧心忡忡地说：“新经济政策在初步阶段的发展，没有受到坚决的阶级政策的制约和修正，将造成同样性质的更大危险。2500万小农户是俄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逐渐从这一大批人中出现的富农阶层，正在重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下埋藏一个大地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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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加快发展大工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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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恢复时期的工业发展速度是很快的。1921年工业只有1913年的13.8%，1926年工业是1913年的108.1%，比1920年增长近7倍。但是，托洛茨基还是认为国营工业发展速度太慢。托洛茨基说：“近年来工业发展得太慢，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城市缺乏商品来交换农产品。”[16]因此，他在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提纲中，尖锐地批评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提出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说这些计划忽视工业，把工业发展速度定得太低，甚至说：“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提出这种束手束脚、悲观透顶的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对社会主义。”[17]托洛茨基针锋相对地向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自己加速发展工业的计划。他要求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抓紧恢复和发展那些对国民经济起根本作用的企业，关闭那些不能迅速促进国民经济复苏的企业。在1923年党的十二大上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中，托洛茨基突出强调的问题就是经济计划和加快工业发展问题。在1923年底发表的《新方针》中，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业专政”的思想。1926年7月托洛茨基等人在《十三人声明》中指出：“只有当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是落后于整个经济运动，而是带动其他的经济部门，并不断地使国家的技术水平更加接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才有保障。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无论对无产阶级还是对农民来说都是至关紧要的目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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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加快发展大工业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只有加速发展工业，才能赶超资本主义国家先进发展水平。他强调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是：“取得胜利的归根到底是那种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经济水平的制度。历史的争讼不是立刻，不是一下子，而是要靠劳动生产率的系数来决定的。”[19]目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是极其落后的遗产，因而劳动生产率要比西方国家落后许多。这种严重情况决定了俄国必须以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更快的发展速度向前发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其二，只有快速发展工业，才能向农村提供充足的工业品吸引农民向国家多交粮食，并且以先进技术装备改造农业，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增长。托洛茨基说：“既然在我国经济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倾向的斗争，而这两种倾向的合作和竞赛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所以可以说，斗争的结局将取决于两种倾向的发展速度。换句话说，这就意味着，如果国营工业发展速度比农业慢，而农业又越来越快地分化出两个完全对立的集团：上面是资本主义农场主，下面是无产者，那么这种过程自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20]其三，只有快速发展工业，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他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关心的主要目标必须是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工业，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说在国营经济综合体当中，‘专政’权必须掌握在工业手里，而不是在财政金融手里。”[21]而如果工业发展太慢，则意味着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下降，阶级性衰退，这就将削弱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基础。归根结底，在托洛茨基看来，只有工业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工业的发展速度快慢才是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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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工业需要资金。资金从哪里来？托洛茨基认为资金是有的，资金的基本来源主要是改变国民经济收入的再分配，把国民收入的相当大一部分从资本主义成分那里转到社会主义成分那里，从富农经济那里转到国营工业那里；把耐普曼的积累用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作为提高工人阶级劳动生产率的条件。具体办法是：①从国家预算中拨出工业的纯投资；②通过税收积累资金，征收私营企业主的各种超额利润，征借富农和富裕阶层的粮食；③增加商品、降低成本、减少杂费、精减官僚机构；④厉行节约制度；⑤利用对外贸易垄断制、外国借款、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等提供一部分资金；⑥选拔好人才；⑦减少决策失误节约资金；⑧通过信贷积累资金；⑨动员私人积累；⑩减少流通费用；(11)停止酒类的国家专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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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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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化的道路是以实现工农业结合、巩固工农联盟为前提的，在这个前提下，他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方法。在论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时，托洛茨基首先着重分析了农民分化现象。托洛茨基认为，1917年至1918年间，农村随同十月革命而出现了人所共知的农村平均化现象，这种平均化过程大约一直持续到1922年。而转入新经济政策后，分化过程又出现了。一方面，共产主义学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根据1924～1925年预算的调查材料共同整理后，把农户分为五类：①无产者；②半无产者；③中农；④业主；⑤小资本主义。托洛茨基根据实际材料和经济学家的分析，说明“在农村中发生的不是双方面的分化过程，而是单方面的‘普遍上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上层集团比别的集团增长得快些，但同时中农也在增长，而下层集团在减少”[23]。“不仅农村很大一部分财富、而且基本财富都转入了资本主义上层手中”，并成为“剥削贫农的工具”[24]，富农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中心人物，他们还企图影响中农。另一方面，“底层和中等农户”则愈来愈多地陷于破产、失业，受雇于富农、富裕中农和城市资本家，“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胜利”[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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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认为农村的形势提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谁战胜谁的问题要由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的一切阵地上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即由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按照哪一种发展道路来分配国民收入、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资产阶级平分秋色的斗争来解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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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相适应，党内也形成了两条路线。托洛茨基认为，存在着两个互不相容的立场，一条路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另一条路线是一心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立场。后一条路线托洛茨基称之为修正主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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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认识，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的农村政策，在政治路线上要强调阶级政策和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和中农，对富农进行斗争。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强调搞大规模集体化，使小生产尽快过渡到大生产，走社会主义道路。其具体做法：一是维护和巩固土地国有化。因为土地国有化可以而且应当成为苏维埃政权手中向农村资本主义蜕化过程作斗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建立合作社，基本农民群众最易于接受的目标是合作化，并从财政、信贷、技术、机器设备等方面帮助他们不断发展，使之成为反对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的工具。合作化要建立在日益增长的农业机械化过程的基础上。如果没有生产方式本身的技术革命，如果没有农业机器，就不可能在真正的农业集体化方面展开顺利的和广泛的工作；三是更加迅速地发展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发展集体经济，来对抗农村中日益增长的私营农场。他还要求“把贫农组织为集体农庄”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他认为，“在大规模公共生产基础上改造千百万最小的贫苦农户的基本道路正在于他们的集体化”[27]；四是在税收上限制富农等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照顾和扶植贫民。1926年4月，托洛茨基派提出了改革农业税，免除占农村人口40%～50%的贫农和力量单薄的农户纳税，不追加中农的税额，必须通过征借形式从富农手中取得一部分余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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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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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要实行计划经济，有很久远的思想渊源。十月革命后，在列宁的主持下制订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内战结束后国民经济转入恢复和发展时期，制订和实行科学的经济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托洛茨基主持交通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搞了个关于机车修理的五年计划，以1042号命令执行。这个计划执行之初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列宁和政治局都曾给予肯定。1923年党内围绕这一命令是否正确展开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实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提出了自己关于计划与市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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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首先指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质，认为国民经济计划无非是对国家经济的“预见、协调、指导、管理”。一句话，计划就是苏维埃国家对经济的领导。不过计划并不一定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强硬的行政管理。计划应当是一种机动灵活的领导，它首先是一种调度，是替固定消费者，也就是国家预测市场变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生产。他强调，没有集中计划，各种经济机构和企业的目标会互相干扰，导致经济混乱，不利于生产的合理化和资源的集中使用以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最终降低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混乱会导致官僚主义，企业停工，恶化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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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指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局部计划同整个国家的经济计划是有关联的，它们是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为了做好经济计划工作，必须把各种局部计划、日常的短期工作安排同全国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密切联系和结合起来，使之相互协调。国家计划一定要同煤炭工业、冶金工业以及财政等各具体业务部门的计划相衔接。没有这些局部计划的保证，国家计划就会架空，就无法付诸实施；而各业务部门的具体计划如果不同国民经济总计划相衔接也就无法同其他部门相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危机、冲突和混乱”[28]。不但需要制订远景计划，还要有中期和年度计划来保证长远目标的实现。计划的执行情况要经常进行认真检查、监督，并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一定要避免主观武断的官僚主义作风。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不要企图直接发号施令直接管理，它的主要任务应当是预测、推断、协调、建议、提醒、修正。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要努力把经济机关的行政命令作风和唯意志论工作方法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样做不仅不会削弱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相反，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济计划委员会的作用还会日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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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对待计划与市场的态度具有灵活性，经历了一个由集中计划到计划与市场并重的变化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托洛茨基虽然也赞同市场交换，但一直认为那是一种暂时的措施，所以主要还是强调制订完备计划。他曾说，“在国营工业争取控制市场的斗争中，计划经济是我们的主要武器。”[29]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他与斯大林完全决裂并被迫远走他乡之后，通过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批判，托洛茨基才领悟到完备计划的不可行性及计划与市场的互补性。他指出：“如果确实存在一种在拉普拉斯（Laplace）科幻中描述的全世界整体思想——这种思想可同时记录大自然和社会的所有进程，测试其运动的动力，并预测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当然，这种思想可事先拟出一个正确无误的详尽经济计划，自小麦公顷数开始一直到背心的纽扣，无所不包。说实在的，往往据官僚看来似乎他们正是具有这种思想，并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容易使自己从市场和苏维埃民主的控制中摆脱出来。实际情况是，官僚极端错误地评价其精神财富。”[30]考虑到计划的局限性，他提出“计划……通过市场检验，并采取重要措施，通过市场予以完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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