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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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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8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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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8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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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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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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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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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4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第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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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四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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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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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耶维奇(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1886-1937)是苏联著名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苏联20世纪20年代“左”倾经济思想的代表,曾对苏联早期的经济学理论作过开拓性贡献。1903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派,曾任俄共中央书记。十月革命后,他是1918年“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内战争时期在红军中工作。他是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纲起草委员会成员。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当选为三名中央书记之一。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以后又担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主席、《真理报》编辑等职。从1923年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成为托洛茨基派的首领之一和主要理论家。1927年被开除出党。后来自己承认了错误,宣布与托派断绝关系。1929年恢复党籍,后再次被开除出党。在1937年1月公审所谓的“反苏托派中心案件”中,他被诬陷,命令他出庭受审,但他拒绝出庭,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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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崭露头角的。这一时期,在苏维埃经济建设问题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贯坚持“左”的立场,主张采取“左”倾政策,他的许多经济著作都是论证这种“左”的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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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主要著作有《共产主义ABC》(与布哈林合著,1919),书中对布尔什维克党纲做了很出色的解释,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党的任务,并且对阶级间和群众间的关系做了极好的说明,受到了列宁的赞赏。这本书发表后,成为苏联在20年代教育党员的标准教科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其他著作还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1921)、《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1922)、《现代法国的经济与财政》(1923)、《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1924)、《新经济学》(1926)等。其中《新经济学》是集中他的经济思想的代表作,也是托洛茨基派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这一著作集中论证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在当时工业化的争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来苏联经济思想的发展和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都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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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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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那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在何种形势下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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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2月,苏俄通过对大资本的剥夺,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的任务基本上已经解决。当年3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从事经济建设和管理国家的任务已成为当时的主要任务。这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奥辛斯基起草了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关于目前形势的提纲》。他们在《提纲》中反对列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生产力上面来的方针,认为这是放弃阶级斗争,是右倾的表现。他们提出立即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并在国内进一步破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立即实现生产资料最坚决的社会化。针对这种思想列宁曾写了《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评《提纲》,指出它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职能,而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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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制定新经济政策,把余粮收集制改变为粮食税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又提出,实行这种政策会使“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首先落入手工业者手里”,会有利于资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而使大工业瓦解。在1922年3月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又同列宁展开激烈争论。这次争论的实质涉及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路线问题。列宁在政治报告中肯定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商品经济活动的重大意义,而普氏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苏联进入了非常特殊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大工业,但同时又在市场的基础上进行全部经济活动,一方面存在着借以调节经济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市场和经济过程试图给予并且必须给予调节影响的国家计划的国家银行。因此,当时存在着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极大程度上是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异常复杂的结合。他反对把这种独特的经济制度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和资本主义的市场不相容,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他在《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一书中,专门论述了这种独特的制度,称之为商品社会主义制度,即社会主义同商品市场并存、斗争和最终战胜它的制度。列宁阐明了租让制和合作制的特点,批评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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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出现了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第一次经济危机(销售危机):即工业品积压、农产品收购困难。俄共(布)中央认为这是城乡结合的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工农业产品价格出现了剪刀差。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在1923年10月向俄共(布)中央递交的《四十六人声明》中,在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一书中,把危机的产生都归咎于“经济中的无计划性”,他认为出路是加强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来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作斗争。他不同意俄共(布)中央提出的降低工业品价格和改进货币流通来改善工农关系的办法,反而提出“从外部通过征收直接税”来强制取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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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是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的第5个年头,由于新经济政策采取了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利用市场机制等措施,使得苏联经济恢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25年的农业、工业和运输业与1913年相比,农业产值达到87%,谷物收获量达到94%……工业总产值达到75%……铁路运输货物周转量为80%。”[1]斯大林认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应转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阶段,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工业上。为此,1925年,苏联宣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同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正式提出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但是,对于实现工业化道路和方针问题,党内存在意见分歧,并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和斗争。作为反对派的托洛茨基提出了“超工业化”的方针。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是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这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杠杆。”[2]而当时苏联的“工业化——社会主义的基础——发展太慢……加速工业化,尤其是对富农(这里也包括中农—引者注)征收更高的税额……这既有利于工人,也有利于大多数农民”[3]。“为了使我国工业化,我们需要输入机器。而农民需要输出粮食及其他产品。如果我们不输出,我们就不能输入。”[4]可见,所谓的“超工业化”是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快工业化速度,为此应从农业中抽调尽可能多的资金,要向农民,尤其是向富农、中农征收高额赋税,同时提高向农民供应的工业品价格。这实际上是一条牺牲农业,剥夺农民来发展工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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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支持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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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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