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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经济内部两种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斗争的问题，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之为“理论上最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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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肯定，苏维埃经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种不同性质、具有不同调节手段的经济制度共处的舞台，是某些社会主义关系和在绝大程度上是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异常复杂的结合。前者是计划，后者是市场，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两者在本质上不能相容。他说：“不承认这两种规律的存在，不研究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就不能对我们的经济作出任何科学的分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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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基本观点是原始积累规律是调节国营经济内部活动的规律，也是过渡时期的基本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调节私营经济的规律，他间接通过私营经济与国营经济的交换影响国营经济。原始积累规律作用的结果是国营经济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是私营经济扩大再生产，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商品经济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在全部大工业都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地方，这一过程势必推进得更远。”[11]他认为，对国营经济来说，商品经济是“异类”，是从外部强加给它的。在国营部门中商品货币关系正在消亡，价格、利润等价值范畴徒具形式。要扩大国营经济，限制私营经济就要“把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计划对立起来，把价值、价格同生产的劳动耗费对立起来，把商品和产品对立起来”。他认为，在确定生产计划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绝不能让价值规律成为生产的调节者。这里既表现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价值规律的天然敌视，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计划经济的天然忠诚。他批判了价值规律是生产调节者的观点。他说：“这种观点悄悄地假定，在我们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在商品经济中起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内部和外部都会产生压力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国营工业如果不是现在完全垮台，也会在新经济政策中逐渐垮台，国家垄断会变得徒有其名，亏损的企业会倒闭，只有赢利的企业才能存在等等。特别是运输业和冶金业应当停办或者转到外国资本手中。”[12]他主张在国营工业内部建立行政命令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原始积累规律限制价值规律。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不是在农民经济商品性增长的基础上把农民引上合作化的道路，而是建立类似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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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经济就其垄断程度而言比美国还要厉害。既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破坏”了商品经济，那么，把全部大工业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国家，也完全可以把这一过程推进得更远。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初期，不仅不能发挥它本质上固有的优越性，而且还面临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经济优越性的挑战。尽可能迅速地度过这一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此消彼长的斗争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逐步战胜价值规律，不仅具有客观可能性，而且更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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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贯穿《新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理论的核心是：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充满着两种规律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起主导作用。他主张按照这一规律来改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他说，原始积累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决定着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着把国内的剩余产品转归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之用的规模。他要求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价格政策、工资政策、财政信贷政策、外贸政策自觉服从原始积累规律而同价值规律进行斗争。这样就势必需要一种高度垄断、高度集中、排斥市场机制的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走一条依靠剥夺农民、牺牲消费者利益、实行高速度、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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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归根到底就是研究“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13]。理论研究必须要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脱离了“一般历史运动”的理论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这方面，《新经济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新经济学》作为一部研究过渡时期经济的较早著作，其基调是不妥的，因此曾饱受各种诋毁和指责。但它为过渡时期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作者在书中通过论证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实际上回答了一个工人阶级掌权的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起码是给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思路、一种方案（尽管这也许并非最佳方案），它在对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问题的第一次系统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却足以使其经得起更长时间的历史考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实际上也是影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之一。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作为政治上的失败者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政治对手依然根据他规划的蓝图，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因此，无论它所起的正面作用，还是它所具有的缺陷，都需要认真总结并吸取其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需要研究这种理论。同时也需要指出，这一理论虽然其本身不能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但是在对这一理论的批评中，却引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理论建设的许多基本原则，为了全面了解理论的发展过程，更必须对此作一些具体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经济学》对后来人研究过渡时期经济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中，它应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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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挥等主编《苏联经济概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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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7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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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6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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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托洛茨基言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7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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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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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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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89、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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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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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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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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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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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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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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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170456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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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五章 瓦尔加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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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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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叶甫根尼·萨姆伊洛维奇（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 1879-1964），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879年11月6日，瓦尔加出生在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参加过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09年瓦尔加获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11月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他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他对匈牙利政治和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失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税收和民族问题的文章。1919年参加匈牙利苏维埃革命，曾任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瓦尔加于1919年8月流亡奥地利，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1920年移居苏俄，加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任职。1927年起转为从事学术理论工作。1927～194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并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杂志主编。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作出过卓越贡献。1958年，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也曾担任过《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等杂志的主编。1963年曾荣获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列宁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