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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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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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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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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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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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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五章 瓦尔加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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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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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叶甫根尼·萨姆伊洛维奇(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 1879-1964),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1879年11月6日,瓦尔加出生在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的家庭。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参加过奥匈帝国和德国的革命。1906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属该党左翼。1909年瓦尔加获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11月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他在布达佩斯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一时期,他对匈牙利政治和经济的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撰写和发表了大量有关失业、国有化、土地改革、税收和民族问题的文章。1919年参加匈牙利苏维埃革命,曾任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匈牙利革命失败后,瓦尔加于1919年8月流亡奥地利,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1920年移居苏俄,加入俄共(布),在共产国际任职。1927年起转为从事学术理论工作。1927~194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并任《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杂志主编。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委员,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作出过卓越贡献。1958年,出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杂志主编,也曾担任过《太平洋》和《中国问题》等杂志的主编。1963年曾荣获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列宁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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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生前被认为是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一位伟大学者。苏联学术界对他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苏联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同瓦尔加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理论科学研究领域,瓦尔加的特点是善于敏锐地观察和捕捉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并把它上升到理论高度;善于把经济问题同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条件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善于提出和探讨最复杂的、有争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他熟知哲学和历史问题,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成果丰硕。据统计,瓦尔加一生写有论文、专著达749种。主要专著有:《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新现象》(193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1946)、《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问题》(1953)、《20世纪的资本主义》(1961)、《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概论》(1964)》等。在这些著作中,瓦尔加力求用现实的材料来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危机,他深刻分析了帝国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现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矛盾、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世界资本主义的商情运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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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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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联理论界根据斯大林的观点,一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为垄断组织所掌握,并根据垄断组织的利益进行活动,因此国家是垄断组织的国家,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它只是为垄断组织服务。由于工厂、企业、铁路、银行都归私人资本家所有,真正的经济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因此国家在经济中不可能有什么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国家只不过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和征收捐税的机构。同时,由于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统治,资本主义经济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谈不上有任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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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对此持不同的意见。当时,他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不是从战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出发,而是相反,从国家在资本主义战时经济中的作用出发来分析问题。瓦尔加指出,认为国家是全体资产阶级的机关和认为国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这两种观点都有对的地方,也都有不对的地方,这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按照瓦尔加的看法,在“正常情况下”,即当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没有遭受现实威胁时,它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受到直接威胁时,在非常情况下,国家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正确的。对于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否在一定条件下采取反对某些垄断集团的行动以及能否在一定条件下,如在战争条件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瓦尔加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在某个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受到的威胁越大,动员全部经济来保证必需的军事供应越迫切,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全体垄断资本的利益,为了避免在战争中遭受失败,不得不反对为私利而妨碍战争进行的某些垄断资本。他又说,为了进行战争,国家采购了几乎所生产的产品的一半,分配原料和劳动力,确定价格,等等。他反对国家服从垄断组织的提法,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国家和垄断组织这两种力量的结合,其目的,一是在反对国内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二是通过国家来对国民收入做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垄断组织和国家力量的结合,首先是以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的,垄断组织派遣自己的代表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位,反之,将军、部长也经常在国家机关转任垄断组织方面薪金优厚的职位。其次也以共同解决重要经济问题的形式来进行。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基本上是通过国家调节经济、国营企业、国家征用和再分配大部分国民收入等形式来表现。国家和垄断组织二者是独立的力量而不是单方面的从属,不是国家机构从属于某些垄断组织。所以他认为,说每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并向国家机器发号施令的中心,这种理论是不对的。他认为,国家的阶级性和它在经济上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无产阶级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在经济中起决定作用。尽管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超阶级的国家,但在战时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别的垄断组织,而是它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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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计划化的可能性问题,瓦尔加指责说,1947年的讨论不是进行具体地历史分析,而是表现出教条主义,说什么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全部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手段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国家只是通过法律和命令规定资本家生产什么物品,进行调节等等。虽然资本主义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计划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种类的“计划”,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要求交战国家动员几乎所有经济联系的战争,对大部分生产进行计划是不可避免的。为不可知的市场而进行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活动已经造成了一种与这样的生产有着本质差别的状况。就是在和平时期,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自己的“五年计划”,虽然这类计划同苏联的五年计划有本质的区别,但它们也有一定的意义。国家通过在国营经济中的直接投资和利用税收政策影响私人经济里的投资,使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局部的计划性,这是在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下所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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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变化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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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瓦尔加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引起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必然造成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处境,因而资本主义市场便不能按照资本对增值其价值的要求来扩大容量。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讲的,“市场的扩大不能和生产的扩大齐步并进”,生产过剩危机便随之产生。危机只是强制地、暂时地把计量的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做一解决。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的这个基本矛盾就不会消失,而且会由于每次危机的结果而更加深刻,从而导致新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但是每次危机的产生,并不是同质现象的机械重复。每次危机都在经济方面、亦在社会方面使资本的集中化过程加速向前发展,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因此每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更加接近一个崩溃的新阶段。商品生产的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导致危机的发生。然而,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无产阶级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乃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因此,它们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进程。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要从资本主义积累的实质、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过程所起的作用的实质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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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变化趋势问题。瓦尔加认为周期长度的缩短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总的趋势,如1825~1851年间平均为11年,1857~1900年间平均为8.5年,1900~1929年间平均为7年,这是资本主义再生产一般规律所引起的结果,也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相一致的。马克思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10年或11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1]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不到解决,而经济危机周期逐渐缩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一基本矛盾的变化情况。战后,国际垄断资本为了加速资本积累和固定资本更新,加强竞争能力,扩大国内外市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极力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结果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化。同时,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缓冲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不致使这个矛盾充分“爆裂”,从而不断地积累起来。因此,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果,致使再生产周期缩短,更加频繁地爆发经济危机,致使经济危机进一步深化。瓦尔加认为,经济周期长度缩短的趋势还将延续下去,因为在战后时期,除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继续加剧以外,还出现了使周期长度缩短的新因素,如工厂建设的期限比战前短,无形损耗比战前快,新投资主要用于设备现代化,等,所以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周期的长度将进一步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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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再生产周期的同期性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格局和影响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高度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空前增强。尽管各国都无例外地推行着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措施,但在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政策体系上却各不相同。由于各国的基础不一,经济的起点又各异,所以,实行这些政策的结果是不同的。这就扩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加剧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对各国的影响。瓦尔加从对这一形势的分析出发,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没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周期。大体说来,美国和英国以及加拿大比较类似,而德、法、意又略有不同。在前一类国家里交替发生不显著的好转和不深刻的危机,而在后一类国家到现在(指1964年)还没有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过他认为,不可能设想资本主义世界这两大部分的再生产周期的进程会永远不相同,迟早会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统一的经济周期。这种统一的周期将与战后在美国和英国所看到的那种周期相类似,即“不深刻的危机之间的间隔将更短,在此期间真正的高涨阶段将愈来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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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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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军事化是把国民经济纳入军备轨道的结果。主要表现是:国家大量增加军事开支;国防工业畸形发展,成为工业的中心和主体;科学研究主要为军事需要服务;对社会主要经济活动实行军事性质的管制,等。国民经济军事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对外扩张而出现的。它是垄断资本利用国家追逐超额利润的一个灵活的、重要的工具。军事生产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呢?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没有详细加以论述,他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示,就是把资财耗费在作战上,等于把一部分国民财富抛到海里去。这个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经济上看,是对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生产力的破坏,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从军事政治上看,国民经济军事化还将刺激各军事大国的军备竞赛,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加剧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战乱和整个世界局势的紧张不安,增加了战争的危险性。军事生产虽然属于重工业范围,但军用品却和生产资料不同,在使用过程中并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别的商品里去。同时,它们又不是普通的消费品,因为它们既不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又不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当中执行必要的职能,即更新劳动过程中消耗了的劳动力并进行整个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因此,瓦尔加认为,作战的资料显然不能列为生产资料,也不能列为普通的消费资料,不能参加正常的再生产活动。相反,军事生产消耗大量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巨额的非生产性支出。军事生产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表现。大量军事生产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变态。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推行激化了垄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往往以筹措军费为名,通过增税、通货膨胀、大举发行公债等办法,肆意搜刮民财,再以军事采购和军事订货的方式送到垄断资本家的腰包中去,对国民收入进行有利于资本家的再分配。瓦尔加从两方面揭示了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实质:从个别企业家来说,军事生产是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手段;从总的社会再生产来说,由于很大一部分生产以军火的实物形态脱离再生产,军事生产只能导致社会积累速度的减慢和国民财富的减少。这种国民财富的减少只能促使劳动者状况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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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加的这一论断是他自己关于国民经济军事化理论的一个新的发展。在1946年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他指出,军事生产曾经使交战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时都“普遍贫困化”了。当时,有人批评他说,“瓦尔加未从阶级分析上对待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能够指出,贫苦大众是战争的主要负担者,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某些阶层却因战争致富[2]。瓦尔加接受了批评,并在《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问题》1953年版中纠正了这一错误,认为“为战争而生产成为垄断资本发财致富的主要源泉”,但是,却没有提到军事生产导致整个国家财富减少的问题。而在上书1957年版中,他才对军事生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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