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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长波理论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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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对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的划分持谨慎态度，因为“长期波动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运动过程”[2]。中小周期的波动和长期大波动交织在一起，时间跨度大，内外因交错，情况复杂，因而，“对长波周期的划分应有较大的允差范围”[3]。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经济长波的长度和转折点都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其长度在40余年到60年的区间变化，人们不可能确切地把转折点固定在某一年份，可以有5～7年的误差。从康德拉季耶夫对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长波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个长波的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转折点都有5～7年的交差转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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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还用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在长期波动的上升阶段中，繁荣的年头占优势；而在长期波动的下降阶段中，则是萧条的年头占优势。此外，康德拉季耶夫还做出了以下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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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在长波推动下多种经济周期综合运动的演进过程，在大周期下降时期出现的中周期的特点必然是经济萧条时间长而严重，上升时间短而弱；在大周期高峰时期出现的中周期具有相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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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每个大周期的高峰开始前，有时就在其高峰开始时，一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新的发现和发明导致生产技术发生深刻变化，贸易和货币流通条件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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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一次长期高涨开始时，通常黄金产量会增长，并且由于新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国家的参与，世界（商品）市场一般有所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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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长期波动的衰退期间，农业通常出现特别明显的长期萧条。这种情况发生在拿破仑战争之后；19世纪70年代再度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又可看到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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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指出：“下降波的发展逐渐形成新的经济长期上升的前提。这种上升当然不是必然的。国民经济制度本身的有机变化一般能改变经济动力的性质。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变化，那么在下降期之后接着就会出现经济上升。新的周期不会完全重复前一次的周期，因为国民经济在先前的周期末就已处于其发展的新阶段。不过，新周期的一般机制基本上是原先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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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波动具有国际性。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情况各不相同，但长波理论无一例外地适用于这些国家。康德拉季耶夫所掌握的统计数据中除法国棉花消费、美国的木材与糖的生产等几个少数事例以及美国内战与拿破仑战争这样的非常事件影响以外，世界各国经济部门中的价格指数、利润率、工资、外贸以及生产与消费数据等方面，都受到这种周期性波动的制约。虽然个别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会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他认为，经济长波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的部分。康德拉季耶夫以他的“长波”理论为依据，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中不切实际的冒进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苏联经济不可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其发展也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的制约。他已经断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已开始了“长波”中的衰落期，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苏联经济的发展也不可能很快。因此他对“不现实的”高速度与计划工作中的高指标持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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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长波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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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这一理论提出以来，在国际经济学界就掀起了“长波研究热”，许多经济学家对长波产生的动因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对长波的存在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统计证明。但一直到今天，人们对长波动因的分析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引起长波运动的决定性因素究竟是什么？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存在着引起长波的内在动力？三是长波是由单因素决定，还是由多因素共同起作用？此外对长波是随机性，还是规律性以及是否真正存在长波这样的关键问题认识也不一致。因此，可以说西方对长波理论的研究仍处在深入的探索中。西方长波学派对“长波”起因的解释中，现代长波技术论流派的影响比较大。主要代表人物有熊彼特、门施、冯·丹因等。他们普遍将技术创新或由技术创新决定的创新寿命周期，视为“长波”的终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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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康德拉季耶夫之后，熊彼特在长波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突破。运用早期建立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批判性地发展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对长波现象做出了“内生化”理论解释。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发展本身是不平衡的，它是流量系统自发和不连续的变化，而引起这种变化的根源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也就是“创新”。在熊彼特的理论中，长波周期是由那些影响深远、实现时间长的技术创新活动，即产业革命所导致的，每一个长波都包括一次产业革命及其消化吸收过程。他认为，创新是打破经济“循环流转”稳态，推动经济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革命性因素，因为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必然会导致新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普及。新兴产业的崛起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必然会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与之相伴随的经济增长。而当新技术全面普及后，经济结构的升级就会处于停滞，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亦将消失，从而使经济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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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冯·丹因提出了从创新生命周期和基础设施这两个主要维度解释长波运动的新观点，并认为对长波的完整解释需要考虑两者间的相互影响。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预期来决定的，从而，一旦预期发生变化，不管是由于真实的原因（如正在明显形成过剩生产能力），还是由于想象的原因（如对新技术的鼓吹、对战争的恐惧），都很难转变它们。实际上，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泡沫”（过度的繁荣）和“危机”（过度的衰退）的出现。他认为，长波持续的时间是由基础技术创新的性质决定的。他的这些发现，为认识长波运动在今天的表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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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方还存在非经济原因长波论流派。该派解释“长波”起因五花八门。例如，有人认为长周期的存在和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有关，有人则认为跟人的世代交替有关，还有人认为与厂房和设备的更新周期有关，也有人猜想长周期跟专利保护的年限有关。从理论上讲，宏观范围内的任何周期都对长周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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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国学者主要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以及科技革命是生产力的发展动力两个方面分析长波产生的原因：①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束缚生产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再生产继续进行下去，资本家被迫在自身利益允许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加以调整。这种调整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是在激烈的竞争和矛盾冲突中进行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由于这种调整被限制在资产阶级利益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因此，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一矛盾。资产阶级被迫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及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出现长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当资产阶级对生产关系作出一定的调整，使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它能够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可是这种迅速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又促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使经济陷入长期的慢性萧条。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在迅速发展和慢性萧条的交替中向前运动的。②科技革命由高潮转入低潮。科技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疑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了新的科技发现和发明，并不一定就会产生科技革命。只有当这种发现和发明能够为资本家带来超额利润时，才会在生产中被广泛采用，因而也才会产生科技革命。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要受到资产阶级利益的制约。由于这种制约的作用，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是忽高忽低，呈曲折状态。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地自我否定的过程，这种自我否定的力量是在它的发展过程中蓄积起来的，是一个由低潮到高潮、再由高潮到低潮的过程。从历史上看，科技革命往往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一场大的科技革命通常包括准备、高潮和低潮三个阶段。准备阶段是科技理论取得突破和理论开始向实用技术转变的时期；高潮阶段是理论转变为实用技术、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时期；而低潮阶段则是技术发明高潮已过，新的理论突破尚在酝酿的时期。这三个阶段不仅构成了科学技术发明的一个完整周期，使得科技革命的发展也呈现周期波动的现象，而且也成为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波动的一个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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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长波理论的经济贡献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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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波”理论之所以得到当代世界经济学界的普遍承认，主要是由于它建立了一种历史、经济理论与统计学分析相结合研究长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模式，从而奠定了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迄今为止发现的各种经济周期中，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最长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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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世界上对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尽管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不管怎样，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康德拉季耶夫20世纪20年代就能根据大量的资料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上存在长期波动周期并可以此来把握世界经济增长波动的大趋势，因而，对从宏观上揭示经济成长过程的本质方面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日本经济学教授河野健二在评价康德拉季耶夫时说：“从对经济进行长期展望这一点来看，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库格曼、朱格拉尔曾提出了7～10年周期论。康德拉季耶夫则更进了一步，提出了约隔25年即1/4世纪出现上升与下降交替的理论。我认为，他的理论在于研究社会深部的力量，就像研究人体，不注意伤风感冒、肚子痛等常见病，而是注意人的青春期、生育期、更年期‘危机性’的症状。”[5]事实上，康氏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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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拉季耶夫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确定了长周期的长短，从经验上描述了每个周期中上升和下降阶段的表现。不过，康德拉季耶夫虽然猜测长波的存在与科技革命浪潮有关，但对长波出现的原因却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康德拉季耶夫认为，“长波”背后肯定隐藏着资本主义经济本质所固有的因素，但他所列举的这些因素，诸如由发明与发现引起的重大技术进步、战争与社会动乱、农业周期对整个经济周期的影响、黄金的发现以及长周期与中短周期的相互作用等等，都显得支离破碎，相互间看不出多少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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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由于“长波”理论本身具有康德拉季耶夫自己也承认的经验性、假说性与不完善性，由于发展经济学几十年来的进步，康德拉季耶夫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显得陈旧和过时，方法上也显示出时代的局限，一本西方经济学著作这样评论道：首先，仅仅两个半周期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假说。其次，那些采用了别的技术以消除偏差及短周期影响的研究者们没有发现康德拉季耶夫所发现的那种模式。康德拉季耶夫观点的强有力的只是在价格水平数列和利率方面，而像生产与消费数据这样的现实数列却似乎并未显示出与长周期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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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长周期最多只可能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经济中存在，人们已经观察到，不同国家的长周期的步调并不一致，那么，可以想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快，这些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必然会增多，产品、服务和生产要素会不断越过国界流动，使得这些国家的长周期的步调趋向一致，但这一趋向一致的过程又会被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浪潮打破，因为技术革命最先会在一个国家出现，然后才向其他国家扩散。所以说，在大量的周期性因素和非周期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是否还存在一个稳定的长周期，还有待人们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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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经济周期理论同普通的经济成长阶段论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它认为经济发展具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周期，而且相邻两个周期紧密相连，所以经济周期理论能够帮助人们把握世界经济增长波动的节奏和运行轨迹，允许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进程做出一个预测，特别是在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时期，这一理论提供的思考模式有助于人们看到未来的大势，不为眼前的混乱和困难所吓倒，树立信心。按照前几波的时间外推，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20世纪末开始应该进入第5个长波，于是，现在国内外都有人在第5个长周期的框架下讨论未来几十年中的主导技术、管理方面的变革以及国家应该采取的政策等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正在大大推动当代发展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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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Белых А.А.О теории больших циклов конъюктуры Н.Д.Кондратьева，Вестник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Сер.5，Вып.1，№ 5，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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