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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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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 1879-1953），原名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Джугашвили），1879年12月21日出生在格鲁吉亚市的一个农奴家里。父亲祖辈皆为农奴，母亲亦为一个农奴的女儿。约·维·斯大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担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长达30年之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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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斯大林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开始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比利斯组织，从事宣传工作。189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从此逐渐成为职业革命家。从1900年12月列宁在国外创办《火星报》时起，斯大林就拥护该报的立场，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和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发展党的组织。这时，斯大林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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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1年3月至1917年2月，斯大林一直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此间，斯大林先后被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始终未间断过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1912年1月在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上，缺席当选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4月，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了《真理报》。1917年2月革命后，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1917年10月16日，斯大林出席了列宁主持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会上选出了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同年，斯大林协助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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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1920年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期间，斯大林担任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受列宁的委托，先后转战西方战线、南方战线以及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等职。1922年4月，在列宁病重时，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后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列宁逝世后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继承了列宁的伟大事业，在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对苏联的重重包围、封锁下，在国内异常困难、复杂、艰巨的环境中，竭尽全力排除各种干扰，始终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仅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苏联这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国，于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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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全面进攻。当时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苏维埃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斯大林，领导苏联党、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不畏艰难险阻，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经过四个年头，取得了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是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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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被战争中断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对工业布局作了全盘调整，仅仅两年时间就恢复到战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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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患脑出血在莫斯科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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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全局，应当肯定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当然，斯大林一生也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曾犯过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例如在经济方面，斯大林建立了高度集中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过分强调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作用，忽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在政治方面，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把个人权力放在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肃反扩大化。在对外关系方面，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不能正确处理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关系，等等。在斯大林的错误中，有些是原则性的错误，有些是具体工作中的错误，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错误，有些是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先例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错误。对此，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进行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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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进行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工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过许多贡献和发展。斯大林最具代表性的经济著作有《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5）、《论列宁民主主义倾向》（1926）、《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等，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基本问题、新经济政策和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等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他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1926）、《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等著作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1929）、《胜利冲昏头脑》（1930）、《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1930）等著作中，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理论；并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9）等著作中，广泛涉及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斯大林在后期的代表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中对苏联长达30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作了总结，从而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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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理论基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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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或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涉及经济发展的战略与社会发展阶段等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斯大林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在探索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从而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理论逻辑上讲，“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斯大林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去分析社会形势，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是对列宁“一国胜利”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从历史进程来考察，这一理论是苏联20世纪20～30年代所处的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与党内斗争的产物，科学地回答了在苏联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从思想上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从“一国建成”论入手来研究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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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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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环境下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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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国际形势方面看，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从1918年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国家则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从1921年起，革命高潮逐渐消退。从1924年起，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度过了战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西欧资产阶级政权再度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新的世界革命的高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难以形成，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获得了继续生存、发展的机会，而且能够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共同对付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苏联。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不但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支持，而且还将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一新形势，苏联国内许多人产生了怀疑情绪，认为在得不到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提供的物质支持的条件下，在落后的苏联是很难建成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求苏联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策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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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形势看，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在国内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在国际上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到1925年底，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到战前水平并开始获得一定发展。农业总产值已达战前的87%，大工业产量约占战前的75%，国内商品流转总额达到战前的70%。苏联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有了很大增长。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的工业已占工业总产值的80%；1924年初至1925年夏，加入各种合作社的农户已由174万户增至500万户。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国营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超过战前水平。在工农生活改善的基础上，群众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有所上升。同时，随着生产的恢复，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包括城乡劳动人口失业和城乡资产阶级的形成等。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企业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根据国家法令，企业有权辞退多余的职工，因此广大城市和农村在开始出现一批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失业者，两极分化加剧。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势力的发展，则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阶级基础的担忧和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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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人们对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建成社会主义产生了疑问。苏共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一国凭借自身的力量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争论的另一方是以斯大林为首，基本观点是一国不仅有可能、有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建成社会主义。正是在与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又称列宁格勒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中，斯大林逐步提出并完善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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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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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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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在1924年中之前。在此阶段，斯大林一直认为只有几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一国才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这种认识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领袖都无一例外地持有这种观点。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充满信心，抱有希望，大家都认为它是十月革命的归宿，更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和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巩固政权，也不可能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方面，列宁曾作过大量的、公开的论述。他说：“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我们一直说，我们把自己看作是而且只能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大军中的一个部队。我们这支部队所以走在前面，绝不是由于我们程度高、素质好，而是由于俄国的特殊条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至少要在无产阶级在若干先进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说取得了最终胜利。”[2]他又说：“我们甚至远没有结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不借助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结束这个过渡时期。”[3]他还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4]列宁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从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5]列宁因此告诫全党：“俄国革命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历史课题就是：必须解决国际问题，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从我们狭隘的民族革命转到世界革命。”[6]1918年列宁在谈到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时就写道：“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定将胜利”。[7]列宁的这一思想，是他在分析大战刚刚结束的欧洲形势得出的，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当时列宁认为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而且俄国和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是“平衡成熟的”，俄国革命孤立的情况是不会持久的。列宁也看到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下苏维埃俄国很难长期保持下去。1921年6月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能够生存，当然不是长期的。因此，他反复向全党阐述这样一个道理——“即要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工人的努力”。列宁反复强调这一点是鉴于当时苏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内苏维埃政权正在同帝国主义卵翼下的白匪进行着残酷的国内战争；在国际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正在兴起。因此，列宁用了很大精力组建世界范围的共产党即共产党国际，以便更有效地领导国际革命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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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以上认识，在党内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直到1924年5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初版中表述的，仍然是与列宁上述观点一致的思想。他写道：“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努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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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1924年底到1925年初。这是一个十分短暂的阶段，是斯大林的思想从“不能建成”论一步一步向“能够建成”论转变的阶段。斯大林在1924年12月写的《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为了批驳托洛茨基讲的“‘工人’的国家在经济上还远没有走进社会主义阶段，俄国的经济高潮只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到来”的观点，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论证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与列宁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列宁在1922年认为：“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将来……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日常生活中了……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9]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又说：“国家支配着一切基本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10]斯大林通过对比，认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对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直接否定，是不相信俄国革命有力量和有本领来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批驳反映了他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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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1925年1月，斯大林在《给德-奥夫同志的信》中，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和一般胜利。在这封信中，斯大林将“一般胜利”与“完全胜利”连在一起，具体界定了二者的含义。他写道：“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指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要得到免除复辟的完全保障，就只有通过‘几个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11]在这里，斯大林将“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明确划入了“一般胜利”的范畴。所以，尽管斯大林此时尚未对苏联能够单独建成社会主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他的思想确实正在接近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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