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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工农结合、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论证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争论的一个焦点。斯大林与托洛茨基都承认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在能不能用自身的力量去克服这种矛盾的问题上，他们存在严重分歧，这一分歧的根本在于能否用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因而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既有利益的一致性，又有利益的矛盾性，两相比较，前者是主要的，它构成工农联盟的基础。斯大林认为：“农民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民经济按绝大多数农户来说是小商品经济。小商品农民经济又是什么呢？它是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十字路口的经济。它既可以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那样，也可以向社会主义方面发展，像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定要发生的情形这样。”[24]这也就是说，在斯大林看来，只要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具有一致性，农民也乐意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加上掌握经济命脉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府就能克服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就能领导人民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至于工农之间的矛盾，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力量加以克服的。斯大林还指出，俄国农民与西方农民有所不同，它们更倾向于与无产阶级合作。他说：“苏联农民不能不和西方农民有所区别，因为苏联农民经过了三次革命的训练，跟无产阶级一起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从无产阶级革命手里获得了土地与和平，并因此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西方农民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自由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了斗争，从这个资产阶级手里获得了土地，并因此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未必用得着证明：向来珍视他们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友谊和政治合作并把他们获得自由归功于这种友谊和这种合作的苏联农民，不会不是无产阶级实行经济合作的最好对象。”[25]所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工农矛盾必然尖锐，农民必然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的论点是荒谬的。斯大林用这样一句话作了概括，他说，建成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为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换的基础上调整城乡关系，堵死和消灭阶级借以产生首先是资本借以产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导致阶级消灭的生产条件和分配条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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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论证了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托洛茨基派无视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全部差别，把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别混为一谈，错误地认为垄断前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比帝国主义时代更加激烈，得出了“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完全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的荒谬结论。斯大林在批判托派这一谬论时指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依然存在，而且大大加强了它的作用。这就使苏联取得了“喘息”时机，使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一国获得了建成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国际条件[27]。斯大林认为目前的这个“喘息”时期至少是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为依据的：“第一，帝国主义者阵营内的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减弱，这些矛盾使他们难以勾结起来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解放运动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还无力直接进行反对本国资本家的革命来支援苏联的无产者。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已经无力推动‘自己的’工人来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了，因为全世界无产者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情正在增长而且不能不日益增长起来。而现在没有工人是不能进行战争的。第四，苏联无产阶级的强大有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苏联红军的组织力量。”[28]斯大林的这一冷静分析和判断，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此外，斯大林还驳斥了托洛茨基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有无西方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的观点。斯大林指出：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当然离不开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但对这种援助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因为西方无产阶级对俄国的支持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西方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夺取政权这种“直接的国家援助”形式外，还有别的形式。例如，欧洲工人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他们破坏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计划的决心，就是很大的帮助。没有这种不仅来自欧洲工人，而且还来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帮助，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处于困难的境地。斯大林针对托洛茨基混淆建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加深的关系这一问题时指出：“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但这种依赖是双方面的，不只是我们的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依赖我们的经济，依赖我们的石油，我们的粮食，我们的木材以及我们广大的市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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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作用和理论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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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为苏联人民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信心、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没有这个理论做指导，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功绩是不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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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本质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与当时苏联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相结合的产物，它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纵观《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世界历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胜利”论到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再到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它们都是一脉相承的，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核心，是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假如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就会止步不前。因为，在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状态下，去探究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循环往复，就会沦为制造新的乌托邦。在这种情形下，全部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向前发展的实际方向，就将这样或那样地丧失革命性和实践性，就将遭到更多地修正和抛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地成为列宁逝世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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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行动纲领和强大动力。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置身于当时的苏联来看一看：给予厚望的西方革命没有到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尝试即“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失败；“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成就，但也造成了一批城市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者，造成了一批失业者和被雇佣者，使落后的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突出起来。新的难题很多，但此时革命导师列宁又已去世。总之，先天已不足，后天又失调；国际上有强敌环伺，国内党内矛盾重重；客观形势十分凶险，主观力量又有重大损失。在这样一种危局中，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着焦虑、困惑和迷茫，以往的革命热情渐渐代之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颓废情绪。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犹如一柄炽炬，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追求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心希望重新点燃；犹如可以遥望的灯塔，牵拉着航行者的信念、光荣和梦想；犹如一把无形的擎天柱，激励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胆略和壮美情怀，使断送苏联社会主义成为不可能。而这一理论的内容，就是质朴而简明地建成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引导劳动人民在解放自己的道路上步步扎实前行的指南，就是苏联人民完全懂得的唯有发奋才能驱散阴云、扩充光明的宣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一个革命口号，对于坚定苏联人民的革命信念，动员苏联人民的建设热情，号召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等方面，确实起过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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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一面旗帜，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思想，为党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20年代中期，联共（布）党内先后产生了几个反对派，党面临着组织上分裂和思想上瓦解的危险。在当时的情况下，党需要一面旗帜来维护党的组织统一和思想统一。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恰恰起到了旗帜的作用。它不仅批判和战胜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且批判和战胜了“新反对派”的投降主义，驳斥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前途的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了全党，并确立了该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指导地位，解决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理论问题。在党组织的建设中，党从自己的队伍中清除了极少数不肯改正错误的反对派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从而在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巩固了党的团结和实现了党的组织的统一。同时，党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应有内容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应以不同的思想理论为依据和指导。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联共（布）党的最重大的任务，就是领导人民在苏联建设并建成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当时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一国建成论”为理论依据。以这一理论为依据，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够目标明确、方向正确。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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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应该说，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既有卓越贡献，又有明显错误。这一理论后来被斯大林绝对化，因要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而实施了一些超越发展阶段的措施。从国际共运的历史来看，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误读，很大程度上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超越阶段，急于过渡之失误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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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成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是：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阶级统治和消灭了阶级，消灭了私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也消失了。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时也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了消灭阶级，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第二就要消灭工农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30]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标准仅仅归结为消灭本国的资产阶级，抹杀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的消灭三大差别和阶级差别、消灭阶级统治的科学内容。同时，它也降低了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带来了一系列的历史副作用，如导致了实践中的急躁冒进。由于确定的标准较低，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社会主义的建成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开始。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片面强调高速度，甚至于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冒进，以“力争”早日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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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错误地提出在苏联一国可以完全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并且曾反复强调这一点。而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始终主张：在世界革命尚未最终获胜前，一国的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完全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的，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力量。如列宁就曾指出：“按事情本质来说，要想在一个国家内彻底战胜资本是不可能的。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31]可见斯大林的说法是有悖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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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现在斯大林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两个互相对立、互不相容的世界。他认为两大世界体系终将发生决定性的斗争，不是你消灭我就是我消灭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世界市场被人为地分割成互相对立、互相平行的市场。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资源多少，都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有其他的做法，这样，就造成了二战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僵化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被束缚了手脚，错过了第三次技术革命，与同时起步的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距离，在实践上给了反社会主义者一个有力的论据。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也为闭关自守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心安理得地关起门来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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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论述，为俄国制定和实施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实行对外经济战略的总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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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工业发展模式：高速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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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俄国的经济不仅落后，而且还严重地依赖外国资本。因而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此，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首先就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32]。尽管列宁生前还未来得及实现国家工业化，但他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使被战争极度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工业化准备了条件。斯大林实践了列宁的国家工业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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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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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联共（布）党内围绕如何选择工业化的经济体制与发展战略问题展开了几场争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正是在这些争论和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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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争论是在布哈林、斯大林等人与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之间展开。1925年12月，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倾反对派在十四大上提出了“超工业化论”。托洛茨基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一切以工业为中心，严格服从国营工业的利益，实行所谓的“工业专政”。他们把高速发展工业同战胜资本主义相联系，反复强调工业落后的危险性，要求坚决实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保障工业化的高速度[33]。关于工业化的资金来源问题，托洛茨基等人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具体地说，国家财政投资大力支持工业；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对农民课以高额赋税。时任党中央书记和政府财政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托洛茨基的有力支持者。他把20世纪20年代初期和中期苏联经济中出现的商业危机视为工业固定资金不足，认为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增加工业固定资本来扩大生产。那么，如何获取这部分资金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他认为，在苏联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只有迅速实现工业化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且由于苏联相对弱小的工业承担不了积累资金的重担，在不可能通过掠夺殖民地的途径积累资金的情况下，苏联只有通过行政的手段从农民身上获得工业化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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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坚决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他认为，对社会主义经济以外的经济——小生产不能实行剥夺，不能通过使农民经济破产的办法来排挤农民经济，而应该通过合作社使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生产[34]。如果听任原始积累的骑士去同小生产打交道，就会损害工农联盟。布哈林认为，如果采取剥夺和“吞没”的方针，就会使农业衰败，农民收入降低。而农民的市场容量，是直接决定轻工业、部分地是决定冶金和其他工业规模的重要因素之一。社会主义工业中的积累必须同农民经济中的积累问题相联系。如果农民需求缩减，就会出现销售危机，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缓慢，而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积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经济的“函数”。采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建议，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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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工业化资金来源问题上赞同布哈林的看法。他认为，“左”倾反对派提出的掠夺积累工业化资金的做法将会“瓦解城乡结合，破坏工农联盟，从而摧毁真正工业化的任何可能性”[36]。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的来源是国有工业的利润、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财政预算。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在这次争论中有了新的发展，但是还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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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化问题的第二次争论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进行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也在这次争论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鲜明的表述。在与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争论时，斯大林与布哈林关于工业化问题上的认识是比较接近的，但在粮食收购危机爆发后，斯大林逐渐根据新的社会形势转变认识，形成了与布哈林不同的见解。1928年1月，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爆发，不是粮食歉收，而是由于富农的破坏捣乱，于是认为实施农业集体化方针是保证国家从农业获得工业化资金的必要措施。在他看来，为了继续对农民征收“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37]，使国家不再反复面对粮食收购的危机，就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就是说在面对广大农村的社会动荡和工业化进展困难的双重危机时，斯大林坚决提倡从农业积累资金以高速推进工业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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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以保证整个工业最大发展速度的论调是错误的，“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工业的发展，“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38]。他认为，即使工业的发展速度慢如“蜗步”也决不能掠夺农民。1928年9月，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的文章，指责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是回到了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论”的老路。斯大林与布哈林针锋相对，在1929年1月底至2月初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提出终止对“布哈林分子”的纵容态度。同时，他称布哈林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折中主义的反党文章”，旨在延缓工业化发展速度等。斯大林不仅在思想上批判布哈林的工业化理论，而且在苏联掀起了针对布哈林工业化思想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并把他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全面运用于苏联的经济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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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经济由农业转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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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应从何入手呢？斯大林认为，首先要从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始。而工业化的必要前提是恢复和发展农业，提供较为充分的粮食、原料和市场。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说是“要发展工业就必须从农业开始”[39]。1925年12月，斯大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的《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报告中指出，在前一个阶段，为了建立苏联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首先发展了农业。因为在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要恢复与发展工业必须能够供给城市以足够的粮食，供给工厂以足够的原料，同时也要为工业创造足够的市场。在空地上是无法建立工业的。要创造一切条件，就必须使农业首先恢复与发展起来。苏维埃政权自1921年起，就着手恢复和发展农业，到1925年，农业达到了战前水平的87%。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要前提已经具备了。现在应当转入苏联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集中力量于工业的发展。因此，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布把经济建设的重点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上来，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斯大林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在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是依靠农业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现在我国经济状况中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了”，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上”[40]。斯大林认为，在当时苏联经济中之所以出现“商品荒”，就是因为工业落后，因此，要加速工业化。于是，在1925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工业化、把苏联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历史任务。这就是：“（甲）进一步增加国民经济的产值；（乙）把我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丙）在国民经济中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优势；（丁）保证苏联国民经济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具有必要的独立性；（戊）增加非税收部分在国家预算总额中所占的比重。”[41]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是被作为决定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大会而载入史册的。上述五点方针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基本内容。它包括：（1）促使国民经济普遍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使苏联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同时，限制和排挤私人经济并最后消灭私人经济；（3）必须迅速发展工业，但也不能牺牲农业，而农业的发展必须走集约化的道路；（4）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发展不能并重，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5）工业化要从国力出发，量力而行；（6）在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同时，逐步摆脱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依附性，保证苏联经济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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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业化的核心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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