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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高速度”，首先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速度更高的速度。“高速度”的提出，是与“赶超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是后者的实现手段。所以，“高速度”在数量上的底线，就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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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高速度的发展？斯大林认为最重要的理由有两条：第一，从外部环境看，高速发展重工业首先是同资本主义开展经济竞赛的需要。斯大林指出苏联无产阶级是在经济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度取得政权的。在这里，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权，但经济技术十分落后，除少数大工业多少有点现代技术装备以外，其余的千百个工厂根本谈不上什么现代技术装备。可是在苏联周围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都拥有先进得多的现代工业，而且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斯大林估计，苏联“比先进的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47]。在这种条件下，要保证苏联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要使苏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灯塔，这就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苏联的工业，竭尽全力使苏联成为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经济上独立自主的国家。为此，必须有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斯大林提出“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48]。苏联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很好的。但这还不够。为了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还必须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这些国家。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高速发展重工业是巩固国防的需要。斯大林多次强调，为了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苏联一定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他清楚地看到，由于优先发展轻工业的道路经常要经过上百年才能实现工业化，这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是完全不适合的，因此，苏联为了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迅速建立巩固的国防。他指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可置疑的。”[49]“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50]斯大林的这些论述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所依赖的物资武器恰好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发展起来的国防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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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内部环境看，高速发展重工业，首先是解决工业品供求矛盾、巩固工农联盟的需要。斯大林指出，目前苏联还是一个个体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农业产值超过工业产值。农业生产单位分散，农业生产技术、文化十分落后。稍微先进一点的现代工业像汪洋大海中的孤岛。虽然孤岛在一天天地扩大，但毕竟还是孤岛。整个经济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求加快工业的发展，迅速实现工业化。此外，近几年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农民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工业品的供求出现了某种不相适应的状况，对工业品的需求的增长远快于工业生产本身的增长。目前出现的工业品严重短缺现象便是这种工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具体表现。迅速发展苏联的工业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可靠的手段。其次，加快工业的发展又是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落后农业的需要。斯大林强调，工业是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农业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为农村是工业产品最大的市场，是工业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者，是出口换汇以支付为满足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进口设备的最重要的物资来源。然而，当时苏联的农业仍然十分落后，不适应工业发展的需求。当时苏联农村仍在使用旧式的农具，实行古老的耕作方法，采用个体的经营方式，商品率很低。斯大林指出，为了使农业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重新装备农业，利用农业科学的成就，供应农业机器，逐步地引导个体农户联合起来，转到集体大生产的轨道上去。这就需要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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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高速度实现工业化不仅有其紧迫性，而且有其客观可能性。斯大林列举了四个方面的优越条件：①有足够的供经济发展需要的丰富的矿藏和农业资源。苏联国土辽阔，矿藏富有，土地肥沃，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②有受到千百万劳动人民拥护的苏维埃政权。它能为广大群众谋福利，是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③建立了优越的社会制度。它能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种种不治之症，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没有几百万人的失业和广大群众的贫困，因而它能以资本主义国家梦想不到的步伐持续、迅速前进；④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共产党。它富有经验，不怕困难，能够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千百万劳动人民奔向一个统一目标，并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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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业化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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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特别是高速度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如何解决资金积累，这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斯大林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意义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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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金积累的意义，斯大林指出，要推进工业化，就必须革新我们的工厂的旧设备并建立新工厂。而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革新俄国工业，就需要大量的资金。由于俄国缺少资金的特定历史状况，斯大林强调，积累资金以发展工业的问题，对于俄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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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说明资金来源时，斯大林首先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积累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他指出，历史上有三种工业化资金积累模式。第一种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这以英国为代表，它是靠数十年、数百年掠夺殖民地，从而积累资本，把它们投入本国工业并加快自己工业化的速度来实现的；第二种是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从战败国索取赔款。这以德国为代表，德国由于19世纪70年代对法战争的胜利，靠向法国人索取了50亿法郎的赔款，把这笔赔款投入自己的工业而实现工业化的；第三种是在奴役的条件下出让经营权，获得信贷，从而开始工业化进程，沙皇俄国就是如此。斯大林认为，这三种模式尽管各不相同，但相互关联，不能截然分开，一个国家不一定只用一种，比如美国，它就同时采用了几种方法。但这些途径的共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都离不开外国资本的注入。而这一切都不能成为苏维埃俄国积累资金的模式。对殖民地的掠夺和以掠夺为目的的军事侵略都是和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容的。同时，苏联人民在革命胜利后也不会再去心甘情愿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总之，这三种模式对苏联来说都行不通。斯大林指出，苏联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只能是“专靠自己”“凭借我国内部力量”“靠本国节约”[51]。这也是可能的，因为通过土地国有化及大工业、交通运输、银行等国有化，免除了劳动人民对地主、资本家的大量的“贡税”；因为废除了沙皇政府对外国资本家的债务，免除了劳动人民对外国帝国主义缴纳的“贡税”；因为国有的工厂企业已经恢复，能够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并且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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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的途径：①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为国有财产；②废除沙皇的外债；③国有工业提供的利润；④外贸提供的利润；⑤银行提供的利润；⑥国家预算积累的资金；⑦农业方面的积累。斯大林进一步指出，工业化资金的这些来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创造价值并把工业推向前进的工人阶级，第二个是农民。”[52]换句话说，第一个来自国营工业和工人，另一个来自农业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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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从国营企业中增加积累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概括地说，就是“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其基本目标就是要使国营企业增加产品产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为此要对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形式、方法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形成从上到下的一整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还要对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进行最大限度的改善，例如在工业化初期，把工作日缩短到7小时，以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斯大林认为，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坚持高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要照顾到工人的眼前利益。正因为如此，工人群众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出旺盛的劳动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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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讲的资金积累的第二个源泉，是依靠农民。在斯大林看来，农业和工业这两大生产部门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在工业化初期，工业中基本的东西，是在于它已经接近战前标准之界限，如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展开，利用新的设备，建设新的工厂。工业部门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进行扩大再生产是非常困难的，新的技术设备、新的工厂建设需要大批的资本。而农业的情况就不同了。绝不应该断言在农业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发展农业的生产的潜力已经发挥完了，农业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即使不追加大批投资，也可以快速向前发展。仅仅把农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一下，都能把农业的总生产额提高10%～15%。所以，应该充分利用农业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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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化资金的第二个源泉，斯大林写道：“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为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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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虽然把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看作是工业化资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来源，但不是看作永久性的来源，而是看作临时性的来源。他写道：“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54]他认为，这种作为权宜之计的以“剪刀差”形式获取工业化资金的方式，不仅不会扩大，相反的会逐渐缩小。要在稳定农产品价格的同时，逐步降低工业品价格。他指出，通过不断降低工业品成本，从而不断地降低工业品出厂价格，是苏联工业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决定这条路线的必要性和适当性的原因有四：第一，以高价为基础的工业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工业，因为这样的工业必然会退化为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生命力的温室植物。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促使工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劳动组织、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工业才能有生命力，才能向前发展；第二，苏联工业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造成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增长；第三，工人本身就是工业品消费者。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不仅能起到稳定农产品价格的作用，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第四，只有不断降低工业品的成本和价格，才能改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推动农业生产，从而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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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剪刀差”应逐步缩小，但尚不能立即消灭。其所以不能立即消灭，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还很年轻，需要从农业中吸取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工业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合理化也是个长期的过程，因而工业品的成本一下子也不能降得很低。斯大林指出，消灭“剪刀差”的途径是通过“不断使我们的工业合理化并降低工业品价格；不断地提高农业技术和单位面积产量，逐步地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不断使我们的商业机关和收购机关合理化；如此等等”[55]。所有这些，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1929年底，斯大林根据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成就，认为“剪刀差”的消灭已为时不远，“如果集体农庄运动以现有的速度发展下去，‘剪刀差’在最近期间就会消灭”[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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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工业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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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对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首先应该看到，在理论上，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阐述社会生产中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问题时，非常强调生产资料生产在扩大再生产中的作用。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在技术不断进步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主要表现在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上。1922年11月，列宁指出：“要挽救俄国，单靠农业丰收还不够，而且单靠供给农民消费品的轻工业情况良好也还不够，我们还必须有重工业。”“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会灭亡，而不能成为独立国家。”[57]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断，揭示了重工业对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决定性意义。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与马克思、列宁关于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致的。其次，从实践上看，斯大林的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思想，也是符合当时苏联的国情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8]当时苏联是在工业落后而又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实行工业化的。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苏联必须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迅速地建立起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这关系到工业化的成败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而要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就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当时，斯大林拥有的政治权威是其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获得社会普遍认可的动力，而后者则是前者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正因为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理论和其他理论满足了时代的要求，历史才选择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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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用了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基本上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工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的总产值；到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的工业生产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第五位，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6.5%，而重工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1.1%，“六五”计划的头三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13%，而国防工业为39%，从1941年6月到10月，东部地区各工厂的优质钢材产量就提高了1倍多，1944年的产量比战前提高了2.7倍，从而保证了生产坦克、大炮和弹药的需要，为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必要的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工业化的胜利保证了以最新的技术装备武装整个工业；保证了国家的经济独立而不至于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这对巩固苏维埃国家政权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证明，斯大林的主张和所坚持的工业化道路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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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不仅对苏联经济发展起着指导作用，而且，对以后经济还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一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一定的局限性，对苏联以后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危害，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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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斯大林的工业化方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理告诉我们：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两大部类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果人们在工业化过程中违反社会再生产的规律，不遵从轻重工业之间客观存在的比例关系，不考虑各国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拿着“从……开始”的模式硬套，把本国的工业化建设纳入这个框框内，那就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给国家的经济生活乃至政治生活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这方面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例如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迫于国际形势不顾一切地集中全力将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搞上去，对于维护苏联的独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把在当时特定条件下采取的方针绝对化了，当成普遍规律，不分时间、地点、条件，长期坚持实行这个方针，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造成苏联经济结构很不合理，比例失调，从而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缓慢，人民生活改善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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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又是一条过分强调国家工业化发展速度，忽视发展效益的方针。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争取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高的增长指标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脱离国情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单凭主观愿望去制定和执行无法实现的高指标，或者把高速度视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唯一标志，而不顾经济发展效益，也是错误的。在经济生活中，速度和效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前者反映经济生活量的方面，后者体现经济生活的质。所以，经济发展速度固然很重要，但它必须是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取得的，才有意义。所谓工业发展的高效益，就宏观来说，发展应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之上的；工业的整体结构应当是合理的，而不是失衡的。效益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对此，斯大林没有足够的认识。斯大林这种重速度、轻效益的经济思想，对苏联的经济建设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它是导致苏联走上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而不是集约型经济发展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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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分地剥夺农业、剥夺农民必然会阻碍农业的发展，并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的价格政策，长期以来是重工业品低价，轻工业品高价，农产品购价极低。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再分配使国家取得高积累，迅速发展重工业。靠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借以发展工业，这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高积累，工农群众节衣缩食忍受暂时的低生活水平，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说是在所难免的。问题是苏联推行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被剥夺得越来越厉害。加之这一政策长期推行，使苏联的农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粮食和农副产品是和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的长期落后也就必然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进一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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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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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两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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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评价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首先必须区分“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农业集体化”的概念比较宽泛，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全过程，而“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概念较为狭窄，是指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全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但“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又有一定的联系和一致之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分散的农民经济转入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轨道。为了叙述简捷，人们往往把“农业全盘集体化”通称为“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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