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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物，它是在国家工业化迅速高涨，商品粮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展开的，并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完成的。应该说，推行农业集体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由于集体化的完成，使苏联的经济成分由多种形式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利于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有利于城乡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有利于加强城乡联系，有利于普及和提高农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所有这一切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苏联农业集体化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效果，主张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主张使用强力甚至暴力手段，不考虑或不重视群众的意愿，这些都违背了列宁的思想，在实践中也酿成了极其惨痛的后果，它的教训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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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对苏联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小农经济是分散落后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与现代化国家的概念是不相符的。任何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把小农业变成使用先进生产工具的大农业。苏联小农业变成大农业的过程与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过程不同，它是以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面貌出现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是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把苏联看成是敌对物，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苏联要想生存就必须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的最高和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从1925年起，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成了苏联国家生活的中心内容。苏联的工业化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粮食、原料，这些问题只有现代化的大农业才能解决。斯大林农业集体化理论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集体化将分散的小农户联合为集体农庄，把分散的小块土地联结成为整片的大块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碍，大大扩大了播种面积，为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国家从农业机械和耕作技术等方面对集体农庄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农庄能够组织大规模生产劳动，较好地发挥了农业生产资源的效益，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在党和政府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农业集体化大大提高了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使国家的粮食征购量逐年递增，国家成功地获得了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的一部分被用于出口换取工业设备，解决了工业化资金的积累问题，促进了苏联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由于工业化的启动，苏联社会步入了快速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获得了快速提高，从而使苏联用1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的工业化历程，赶上并超过了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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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理论违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农业集体化是农村社会生产关系的一次伟大变革，是传统的个体占有生产资料和个体生产劳动向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和集体生产劳动的一次伟大变革。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的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人们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也与这些变化相适应而发生变化，而生产力本身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发展过程，生产力发展有它自身的历史阶段和必然规律，它既不能跳过，也不能依靠行政法令予以取消。企图凭借行政力量，强行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反而会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从个体的、简单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集体经济，所需时间长短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包括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这两方面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人为过快地实行高度的公有化，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显然是不相适应的。尽管在农业全盘集体化之前，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苏联农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和提高。但农民经济仍然是分散的，农业技术水平和农艺水平还很低，还是一种半自然性质经济，农业发展速度及其商品率都很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非改变农业生产关系不可的地步，用“拔苗助长”的办法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硬性实行过渡，只是一种穷过渡，不会实现生产的大发展，不会带来农民生活的大改善。苏联勉强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具有先天不足的性质，致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时间不能发挥出来。而农产品又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农业生产上不去，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民的收入，而且会影响全体人民的生活，使整个社会变成一种匮乏性的社会。这就在总的方面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形象。由此可以看出，当生产关系超前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实际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不管从形式上看有多么“先进”，是“大农业”，它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总之，集体农庄是一种超越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符合农民意愿、自上而下用强力建立起来的生产关系。这可能是一个基本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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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外经济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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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同资本主义世界保持一种什么关系，要不要同敌视着自己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斯大林对此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发表过一系列重要的看法，构成了斯大林经济与外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思想曾指导苏联在经济和外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许多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某些观点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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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与经济斗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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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国际分工二重性出发，对西方资本家集团，一方面要合作，另一方面要斗争，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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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人类社会在生产上的社会分工。这种社会分工进入到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就超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国际分工。马克思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71]国际分工从一开始就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发展来说，它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进步的历史作用又是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控制、剥削联系在一起的。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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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分工二重性的观点。首先，他肯定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历史进步趋势。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资本主义的发展早在前一世纪就呈现出一种趋向：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国际化，民族闭关自守状态消灭，各民族在经济上接近，广大领土逐渐联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海上和铁路交通干线的铺设和资本的输出等等，更加强了这种趋向，并且用国际分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的纽带把各个极不相同的民族联系起来了。既然这一过程反映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既然它促进了民族隔阂和不同民族利益对立性的消灭，那么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过程，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前提。”[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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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资本主义所创造的那种强大的生产力，必然要冲破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分界，把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使各个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这是一种进步的必然趋势。然而，斯大林的分析没有停留在这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奴役、掠夺和剥削的一面。他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各个地域的经济联合，不是通过作为平等单位的各民族合作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一些民族征服另一些民族，比较发达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不太发达的民族建立起来的。”[74]从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出发，斯大林指出被压迫的殖民地和附属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就是“要求各民族根据合作和自愿联合的原则联合起来”，这种斗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进步趋向，因为它在准备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精神前提”[75]。在这里，斯大林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待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态度：一方面要合作，要发展这种相互依赖的趋向，另一方面又要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独立自主而进行斗争，即摆脱可能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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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应同各国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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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在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这种依赖性是明显地存在着的。但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也就是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也存在这种相互依赖性呢？斯大林从理论上明确地回答了这个新的问题，肯定了在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这种依赖性。他说：“谁也不否认我国国民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是存在的。过去和现在谁也不否认这一点，正像谁也不否认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国民经济也不例外）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的依赖是存在的一样。”“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认为，不能断言社会主义经济绝对不会有输出和输入，“而什么是输出和输入呢？这是一些国家依赖另一些国家的表现。这是经济上相互依赖的表现”[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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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的这种依赖性，同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好几百年了，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生产力，使科学技术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技术上还处于暂时落后的状态。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本国经济的过程中，更加有必要利用国际经济交往来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斯大林所说：“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它不用自己的原料换取西方国家的机器和装备，那就很难靠本身的力量组织运输业，发展工业并使城乡工业电气化。”[77]这是说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依赖的一面，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对苏联经济是否也存在依赖性呢？回答是肯定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的短暂时期，采取了封锁禁运的政策，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和国外原料的更大依赖性，也由于它们之间为摄取更大利润的竞争性，迫使它们不得不解除封锁，取消禁运，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往来。因此可以说，苏维埃国家开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他们之间的经济依赖是相互的，不只是苏联经济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更有赖于同苏联建立经济联系。1927年9月，斯大林在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了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我们需要机器装备、原料（如棉花）、半制品（金属的和其他的），而资本家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资本家需要石油、木材、粮食，而我们需要销售这些商品，这就是签订协定的基础。我们需要贷款，而资本家需要这种贷款的优厚利息。这又是信贷方面签订协定的基础。”[78]可见，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是两种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尽管在国家关系上往往要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但在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却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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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认为各国发展经济关系虽然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这并不等于丧失经济上的独立性。他指出：“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否认各个国民经济单位的绝对不相互依赖，并不等于也不能等于否认这些单位的经济独立性。”[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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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世界，许多国家在经济上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同时，也保持着或基本保持着本国经济上的独立性。这里，经济关系的性质，主要取决于相互联系的国家所具备的政治、经济条件。因此，不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许多经济上处于不发达状态的国家，只要拥有自己的主权，在发展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往时，也能够维护本国经济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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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那它就更不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控制下发展成为后者的附属品。正如斯大林所指出：“我国依赖其他国家，正像其他国家依赖我国国民经济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因而丧失了或就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它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它应当变成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小螺丝钉。”[80]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都在无产阶级的控制下，不是在资本家的控制下。社会主义国家适当地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经济关系，当然不会丧失自己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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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斯大林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在斯大林执政的前10年，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得到迅速发展。苏联从西方引进机器和设备规模之大，是历史上罕见的。仅1928年，苏联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机器设备相当于国内生产量的43%，1931年苏联购买机器设备的数量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1932年这一比重又增加到约占50%。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在世界上占第一位[81]，引进的项目涉及国民经济的各领域。苏联许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建造起来的。但苏联和西方的经济关系在发展过程中又充满了斗争。1927年，英国首先掀起反苏运动。法国、德国、美国也发动了所谓反对“苏联倾销”的运动。对此，苏联曾经给予坚决的回击。比如，1930年10月，苏联通过了专门的决定，对那些企图限制苏联对外贸易的国家，停止购买其商品，迫使这些国家不得不取消对苏进口的某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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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讲，斯大林是很重视发展苏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他不是从局部角度，而是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利益出发，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加速经济发展，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表现出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斯大林关于利用外资的光辉思想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它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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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对外经济战略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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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国内经济形势的局部好转，党内斗争的激化，斯大林的对外经济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认识上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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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8月，斯大林在谈到苏维埃俄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必然性时，曾经说过：“如果苏维埃俄国邻近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或者几个苏维埃国家那就能很容易根据以原料换取机器和装备的原则同这些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一个或几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之前，苏维埃俄国和我们这个领导它的党就不得不寻求同敌视我们的西方资本家集团建立经济合作的形式和方法，以便取得必需的技术装备。”[82]这里，斯大林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而不是同时在许多先进国家取得胜利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来论述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交往的必然性的。按他的看法，苏联从西方引进技术装备的原因在于它的邻近还没有一个或几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国家。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取得了胜利，与这个国家相邻又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那么它就可以从这个国家输入技术装备，而不必去“寻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迂回道路”了。世界上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以世界分工的发展为基础，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而完全从地理环境上看邻近有没有一个工业发达的苏维埃大国，从而决定有没有同西方发展经济关系的必要性，那是很片面的。正是从这种片面认识出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时，斯大林便认为，这些国家可以从苏联这样的工业发达的大国引进技术装备，而不必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了。可见斯大林战后的这一观点是他30年前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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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苏联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认识上的另一个片面性是他在强调实现经济独立，减少对资本主义依赖的同时，在他的头脑中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盲目追求自给自足的思想。他过分强调已取得的成绩，认为苏联从生产的技术设备和新技术装备的程度和规模看，已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先进”，“苏联的工业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因此主张自己生产一切，把进口减少到最低程度。如果说为了反对当时流行的所谓“尽量广泛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口号，为了摆脱沙俄时期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减少过去对西方的过分依赖，建立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那是完全正确的主张。但是，设想经济上完全不依赖，特别是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增强要完全脱离这种依赖，则是忽视国际分工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进步作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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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大林这种竭尽全力减少对外界的依赖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支配下，苏联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利用外资的数额迅速减少，先进技术的进口1937年比1931年减少87%，贸易额急剧下降，理论界出现了一种闭关自守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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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片面追求自给自足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是由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决定的。从国内来讲，沙皇俄国曾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工业很不发达，经济过分依附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十月革命后，经过三年国内战争，使本来就很落后的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经济状况迫切要求苏联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摆脱历史上造成的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状况。另外，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论对发展对外经济也起了一定的限制作用。大家知道，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末，社会主义经济“自然经济论”或“实物经济论”在苏联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而自然经济本身就带有封闭性、内向性，它无需对外开放就可以实行“内循环”。反之，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与社会分工发展一致的，价值规律的作用驱使生产者到更大范围去寻找市场和原料，必然催促生产者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在苏联对外经济指导思想中，“互通有无论”一度占有支配地位。这种“互通有无论”正是“自然经济论”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合乎逻辑的表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外贸易只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或可有可无的补充。从国际来讲，当时的苏联是一个被工业比较发达的敌视俄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威胁。当时，斯大林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虽然也谈到要“加强同所有国家的事务联系”[83]，但更多地却强调要和现代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批评党内的许多领导人“完全埋头于经济工作”，“十分陶醉于经济上的胜利”，“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由此产生的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威胁事实”。斯大林强调，正是这一基本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包围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如果闭眼不看资本主义包围这一事实，而认为我们的外部敌人如法西斯分子并不企图一有机会就向苏联实行武装进攻，那才是可笑而愚蠢的。”[84]因此，为了摆脱历史上形成的对世界资本隶属的状况，为了防备意外情况的发生，减少帝国主义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苏联必须减少对外界的依赖。所以，客观的历史条件、战争逼近的国际环境是斯大林减少依赖战略思想产生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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