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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盲目冒进、超越阶段、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恩、列的原意，而且在思想理论界也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在超越阶段的思想影响下，有的学者把社会主义解释为社会的“过渡状态”，缺乏自身的基础。由于理解上的不正确，就把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说成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就是要开展旨在克服资本主义残余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价格、利润等（形式上类同资本主义范畴）当做不可避免的“恶”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在实际生活中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以致消灭。实质上是企图人为地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而“加快”进入共产主义，把未来的目标当做当前的任务来办，以致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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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宣布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苏联已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实际上已为苏联的社会性质定调，在这种经典式的正统思想的统治下，理论界呈现出一派万马齐喑的局面，有关苏联社会性质的不同观点得不到发表的机会。在整个20世纪40、50年代，苏联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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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1961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第三个党纲，表示苏联20世纪60年代初就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开始，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上出现了新的动向。从那时起直到苏联解体前夕，关于苏联社会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提法不断变更，其中较大的变动有四次，这就是：①赫鲁晓夫的“建立共产主义论”，宣布苏联要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②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即1976年勃列日涅夫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③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认为当时苏联虽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但仅仅处于这一历史阶段的起点；④戈尔巴乔夫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论”，认为苏联虽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下面对这四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演变情况作一些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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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赫鲁晓夫：“建立共产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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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执政后，试图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的思想。他批判斯大林急于“开始制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详尽时间表”，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企图“用直接的产品交换来代替苏维埃贸易”。但这种纠正是很不彻底的，因为赫鲁晓夫也是坚持认为苏联处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因此，当苏联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以后，赫鲁晓夫就坐不住了。他在1959年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苏联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认为苏联已进入“建设共产主义时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时期或“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时期。集这种观点之大成者，是1961年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这个党纲认为，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取得“完全的、最后的胜利”，已经过渡到“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这个党纲还具体提出：“党庄严宣告，这一代苏联人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更明确：“苏共的三个纲领好比一支三级火箭。第一级使我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级使它上升到社会主义，第三级的任务则是引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报告拟定了建设共产主义的20年规划：第一个10年（1961～1970年），要在苏联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个10年（1971～1980年），将在苏联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说明赫鲁晓夫不仅未能纠正斯大林的“超越阶段”的思想，反而进一步把它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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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在他执政后期，看到了斯大林的经济模式的弊病，曾试图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经济体制实行调整和改革，他积极支持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为经济改革大造舆论，提出要利用经济杠杆，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但是，赫鲁晓夫的超越型理论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的改革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关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问题，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明确规定，“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必须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但由于他宣布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计划经济同商品货币关系不相容，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商品货币关系很难说得到充分利用。又如，当时随着经济改革理论准备工作的开展，经济界开始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但由于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却没有直接提它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它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发生作用。这些都说明在赫鲁晓夫“超越阶段”思想的影响下，苏联的经济改革无法迈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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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勃列日涅夫：“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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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看到赫鲁晓夫的左倾冒进、超越阶段的政策给苏联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后果，赫鲁晓夫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提法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根本实现不了。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犯了“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报告中，他首次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实事求是地、科学地估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后多次讲话都说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1971年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他又正式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报告中他还强调：发达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还刚刚提出，还有待于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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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便成了苏联理论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苏联学术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书籍，论述了发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地位、基本特征和建成标准，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苏联领导层和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依据和标志是：“社会生产规模、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拥有“强大的经济潜力、科技潜力和高度的生产力水平”；“工农联盟有了发展”，他们“同知识分子在政治和思想上的一致更加巩固”，苏联“成了全民国家”；“基本上解决了各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发展水平拉平的任务”，“保证了各民族在法律上、实际上的平等”，形成了“人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因而，认为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也就是成熟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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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人都认为当时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根据列宁关于划分社会发展阶段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规定的标志做依据的观点，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标志不应当是反映社会发展的量的指标，而应是质的指标。划分社会发展阶段既要十分重视经济标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应考虑上层建筑的标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精神文明）和国际条件的标志。苏联理论界列举了很多标志，但值得探讨和研究的有下列几种：①生产力的高度发展；②社会结构的高度完善；③上层建筑的高度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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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点，苏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虽比20世纪30年代后期有很大发展，但仍然存在着比例失调，劳动力匮乏，资金周转积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趋势等问题，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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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列宁指出，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消灭阶级对抗，而且要消灭阶级差别。但从苏联的现实来看，仍然存在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这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还有很大差别，阶级矛盾仍然存在。要消灭这些差别，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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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点，苏联的政局比较稳定，社会秩序比较安定这也是事实。但是，苏联的政治制度缺少民主，人民不能当家做主，选举流于形式。公民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特别是民族矛盾还是比较尖锐的。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问题也很多，金钱万能、享乐至上、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等思想普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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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苏联的社会现实，苏联领导人执行的一些主要政策与列宁所构想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是不相符的，有些甚至是相违背的，因此，还不能说苏联已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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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勃列日涅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要纠正赫鲁晓夫的冒进错误，这一理论本身承认苏联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范围之内，强调社会主义有一个在自身基础上完善和发展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提出这一理论表明他比赫鲁晓夫更接近实际，这是他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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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仍然带有粉饰现实、不切实际的因素。它把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加以理想化，把苏联的社会描绘得“尽善尽美”，而实际上，苏联的社会发展遇到重重困难，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经济体制僵化和其他一些原因，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不断下降，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发展的转变十分缓慢，苏联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有差距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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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理论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矛盾。这种严峻的形势，使垂暮之年的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后继者不得不重新考虑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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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德罗波夫：“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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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即着手对“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的提法进行修改。在实际行动方面，他针对苏联前一时期积存下来的种种弊端和陋习，比较放手地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大搞整顿，大力开展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试图挽回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扭转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在理论上，他更明确地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接着，苏共其他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强调“完善发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战略意义，说“完善”的中心内容是要“克服弱点和困难，消除缺点以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更加巩固”。此后，安德罗波夫的“起点论”得到了苏共中央全会的确认，并成为修改苏共纲领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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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在理论上是对勃列日涅夫的超越阶段思想的重大修正，表现安德罗波夫在理论上的创新精神。“起点论”与“建成论”的主要区别在于：①在对苏联社会现状的估价上，“建成论”过分颂扬成绩，回避矛盾，很少公开承认当时苏联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起点论”则敢于正视现实，揭露矛盾，公开承认要对生产关系进行“深刻的变革”；②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建成论”比较消极保守；“起点论”则允许容纳更多的改革措施。既然社会还处在“起点”阶段，还不成熟，还面临着许多艰巨的任务，那么，进行改革和创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③关于“完善”发达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提过，但同安德罗波夫时期相比，提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往往是在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发达”“成熟”“完整”的大前提下从局部意义上谈及的；安德罗波夫则是作为改造整个社会落后面貌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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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分歧不仅关系到如何评价苏联社会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如何确定继续前进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制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策略，或者说关系到改革还是守旧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坚持发达社会主义建成论，而对与此不相符合的各种理论大加批判，使理论界显得异常沉闷，安德罗波夫“起点论”代替“建成论”，公开提出要变革生产关系，这就给沉闷的理论界注入了活力，而且为发展各种不同的探索性意见开了绿灯，这对打开苏联的改革局面是大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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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戈尔巴乔夫：“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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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开始在各种场合阐述他的“完善社会主义论”。苏共二十七大审议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和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报告则是“完善社会主义论”的最为集中和完整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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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七大审议通过的苏共纲领新修订本，与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相比，在对苏联社会性质的提法上作了重要的修正。修订本说，“苏联国家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新修订的纲领“是一部在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上有计划地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使苏联社会继续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纲领”。人们不难看出，这里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概念，即“完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是对苏联社会性质和战略任务做出的简要概括，也就是苏联当时的基本理论口号。“完善社会论主义”被作为一个标准论断正式提出来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变换问题，而是反映了苏联当局对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的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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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又开始变调，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做出了一个新的界定。1986年10月1日，他在全苏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苏联的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倘若思想理论活动不活跃，倘若在完善发展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方面的实际措施没有可靠的科学保证，要实现加速、改革，争取苏联社会达到崭新状况的方针是不可思议的。”按照戈氏的思维，1986年11月6日，苏联《真理报》在为纪念十月革命69周年发表的社论《沿着列宁主义的道路》中提出，苏联今天的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社论说：“党的二十七大解决了总的问题，拟定了总的目标。现在必须对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实际措施赋予可靠的科学保证。”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苏共中央全会上再次使用了这一提法，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它的动力与矛盾的辩证法以及社会的现实状况没有成为深刻的科学研究的对象”。1987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二十大的讲话中第三次使用了这一提法，说：“我们需要的是不断更新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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