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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市场或价值规律不是社会生产的调节者呢？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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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在于随着商品供求关系的不断变化，商品价格就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以此来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生产各个部门的比例分配。而在苏联，市场机制的主要因素，如商品和服务供给、产品的总量和结构、价格、税收和居民收入水平都是由国家在计划制度内确定的，供求平衡是靠计划调节的，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自发波动而实现的。他们认为货币、价格、利润、借贷、经济核算等商品价值范畴，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工具，是服务于集中有计划领导国民经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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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联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使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综合体，整个经济活动只能有一个调节中心，即国家计划是社会生产的直接调节者，是国民经济领导的中心环节和核心。与正统派相对立的是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完全肯定派，其代表人物是利西奇金和列昂节夫。他们反对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而强调二者的统一和互相补充。比如，利西奇金说，价值规律和计划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不以市场为依据的计划，就像不由计划组织的市场一样，都无力对付比例失调的现象。正是在计划和市场的辩证统一关系上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经济最有效的领导体制。”[11]他在《计划和市场》一书中还指出，过去，由于长时间不正确对待市场作用，否认其存在，在实际工作中把市场从国民经济调节中排除出去的做法使苏联经济体系中的许多因素变成了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过的一些东西。他认为，承认和贯彻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就必须如实地承认它对社会生产的调节作用。苏联经济体制缺乏活力的原因之一就是否认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列昂节夫在《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系。他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市场是社会产品实现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把计划和市场对立起来是很错误的，正如实践所表明的，忽视市场的要求不仅不是加强，而是削弱计划原则。他指出，把计划管理同利用市场机制对立起来，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实践带来了重大损失，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消费者没有足以影响生产的可能性。因此，出现了产品生产和需要不一致、所消耗的劳动量和达到的效果不一致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不在于社会主义排除了市场对生产的作用。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应该以不断满足市场要求为目标，而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则应当是生产过程中劳动消耗的社会有效性的决定标准。利西奇金和列昂节夫等提出了一系列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大胆建议。其中包括，变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为指导性计划，对企业给予自行规定合同价格的权力，企业可自由选择供销伙伴，经济改革应使部门内竞争合法化等。当然，他们的理论观点和实际建议在改革初期还不够成熟，不够严密，某些观点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他们的不少看法切中时弊，触动了苏联旧体制的要害，提出了改革的正确方向，活跃了苏联经济理论争鸣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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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未过多久，苏联经济理论界对这些观点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攻。利西奇金首当其冲，被当做鼓吹“市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随着保守势力的上升，这种批判的火药味愈来愈浓。当时，在苏联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市场调节会加深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会使社会分裂成贫富不均的部门、集团、劳动组织和个人，使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自从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之后，以利西奇金、列昂节夫为代表的主张市场调节的观点便销声匿迹了，正统派的理论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直到1984年，苏联经济学界还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苏联物价委员会主任格卢什科夫还指责市场社会主义“同公有制性质和以集中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形式背道而驰。它把私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摆在首位而损害了全民利益……归根结底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遭到破坏”[12]。苏联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导致多数经济学家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真正的商品货币关系，或者低估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否定市场的直接调节作用，严重阻碍了苏联市场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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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所阐述的两部分内容可以看出，苏联对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是十分艰难的。“自然经济论”者把计划性和商品性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根本不存在了，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自然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新内容论”者认为计划性与商品性是统一的，必须实现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从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截然不同，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只不过前者不允许市场机制进入经济生活，后者不允许市场机制越出计划圈子之外。总之，他们都反对任何竞争和波动，否认市场的调节作用。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这种否认市场调节的前提下展开的。他们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把计划调节绝对化了，反对和排斥市场调节，这不仅使计划调节得不到应有的补充，而且使计划调节本身的完善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苏联旧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经济改革始终迈不开大步。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对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认识方面才出现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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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到向市场经济过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认识方面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之后，多次强调“要克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持的偏见”，号召人们就如何积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提出严肃的科学建议”。1986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否定商品货币关系不利于提高人们兴趣和生产效率的积极性，会削弱经济核算，导致其他不良后果。反之，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健康地发挥职能，有助于造成这样的气氛和这样的经营条件，即生产的成果完全取决于集体工作的质量。”[13]这里，戈尔巴乔夫把商品货币关系看做是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手段，肯定了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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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出：“计划性商品货币关系的问题也值得认真再思考”。他说：“根据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商品货币关系是有机地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善于通过价格和财政信贷杠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考虑市场规律而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加强和提高卢布的威信，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反消耗型机制，有助于实际加强社会主义。”[14]他在报告中还首次提出在企业之间及科学技术领域采用竞争原则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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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苏联学术界进一步论证了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认为：第一，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价值规律依然表现为价格规律的事实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异己的力量，不是资本主义的残余，而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15]。第二，必须把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所可能产生的消极现象同这种利用本身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就是“企图从根本上拒绝利用商品货币关系”[16]。第三，强调在建立有效的反消耗机制中要“根据市场规律有计划地掌握和管理市场，”并将“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市场”[17]。正如苏联博戈莫洛夫院士所说的，只是在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7年）以后，市场这一概念才取得了“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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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商品货币关系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应当广泛地加以利用，首次承认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承认生产资料也是商品，不再坚持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长期讳莫如深的“市场”“市场机制”“市场规律”等概念已经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开始进入苏联人的思维之中。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但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苏联的看法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市场地位虽有所提高，但仍未摆脱计划的附庸地位。这首先反映在商品货币关系仍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完整的经济范畴。经济杠杆的运用与否、运用的程度与方式，完全根据计划需要来定，商品货币关系仍然被计划关系分割，尽管不再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但对市场调节仍明显加以回避，不能给予科学的阐述和正确确定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苏共二十七大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利用它来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扭转经济中的高消耗和低效益的倾向，给经济生活增添新的活力。但是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门基本上还是坚持行政管理方法，企业仍无法作为商品生产者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发展的障碍机制和消耗机制并没有被排除，改革的困难和阻力日益严重。实践的结果证明，加速战略失败了，1986年至1988年的三年中国民收入增长的指标只完成计划的78%，1989年本拟加快增长速度，实际上速度反而减慢，而且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财政赤字急剧增加，产业结构更加失衡，消费品严重匮乏，进而加速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已成现实。事实上，严峻的经济形势极大地威胁着苏联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而在一些引进市场机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很快。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迫使苏联不得不急切地转向市场经济，把向市场经济过渡看做是克服苏联旧经济模式的弊病、摆脱当前社会经济危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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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苏联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围绕市场问题纷纷发表文章、讲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在市场问题上的几个主要观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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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场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社会各个发展阶段所固有的共同内容。市场已经过了从商品自发交换到有高度组织的机制的上千年的演变。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市场就已普遍存在，在古罗马时代就有了市场，当时的市场或者表现为直接的产品交换，或者是为买而卖的商品交换。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生产扩大，从事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中找到了自己最普遍、最完备、最发达的现实形式。在商品经济中，社会生产所采取的主要形式是商品生产，各个企业都在为交换价值而生产，企业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产品的价值，从而维持其再生产。而市场正是进行商品交换、调节再生产过程的某种一般的经济形式。西方市场正是为适应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走完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更没有穷尽“市场”形态的发展。既然商品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和不同社会制度都具有的共性，那么，伴随着商品生产而来的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也就理所当然地为社会主义所固有。市场与社会主义并行不悖。因此，苏联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不仅要彻底地承认市场，而且要坚持不懈地形成市场，研究和加强它所具有的一切手段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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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经济体制。苏联认为，人类尚未创造出比市场更为有效的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具有社会导向、能够保证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使公民福利达到应有水平、能克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高效益经济。苏联的历史经验证明，高效益经济的形成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竞争机制。竞争不是坏事，它是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密切相关的，只有积极开展竞争，才能消除平均主义心理，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劳动者经营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使国民经济达到平衡，保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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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能消除生产者的绝对垄断和专制，保障用户的选择权力。在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可以对各种商品进行比较，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用户选择”问题，它是一个客观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不可能有生命力或至少不能相当有效。而生产者要使自己的产品有销路，就必须面向消费者，服从消费者的利益。在市场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核算收入、职工的工资和社会基金等都将取决于它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如果产品销不出去，企业就有破产和完全倒闭的现实危险。因此，市场机制能够形成一种压力，打破垄断和专制，开创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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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市场可以使经济生活踏上民主化的轨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苏共二十七大以后突出社会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而向市场过渡正是使经济生活民主化的重要手段。因为向市场过渡，就要实行经济非国有化和民营化。非国有化就是取消国家的直接经济管理职能。把相应的权力交给企业，以横向联系代替纵向联系，这些措施可以不改变所有者就能实行。民营化是指通过在不同条件下转让或出售国家财产给经济主体来改变所有者：小型企业可以直接出售或转让，或者搞租赁制；大中型企业主要改为股份制。非国有化和民营化能加强商业核算和自筹资金制度，能使企业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它为发展自由经营活动提供了保障。苏联认为，这是一条在自愿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真正的生产社会化康庄大道，这才是经济生活真正社会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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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的市场理论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变化。从自然经济论到商品货币关系新内容论，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到向市场经济过渡，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和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但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的市场理论一直没有定型，还在不断讨论和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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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苏联经济学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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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最后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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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梅德维杰夫、阿巴尔金和奥热列利耶夫组成写作班子，共同主编和出版了苏联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新编教科书），以阿甘别吉扬为首的改革学派也参加了该书编写。这些人在当时苏联经济学界都属于思想比较开放而且富有声望的西伯利亚改革学派。该学派的许多经济观点在新编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又不能把该书视为西伯利亚学派的一家之言。由于参加编写的人员众多，它实际是反映了在改革形势下，苏联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重新认识所达到的理论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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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教科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打破了过去旧的框架，在体系、结构以及许多重要问题的阐述上都有所创新，与1954年的教科书相比有原则性的区别。全书共28章，分为相对独立的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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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经济发展的一般原理”，对生产一般和商品一般进行分析。本篇共分5章：第一章 社会生产；第二章 经济进步及其动力；第三章 科技革命与经济增长的现代类型；第四章 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中的人；第五章 社会生产的一般经济形式，社会生产的商品组织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作者认为设立这一篇的必要性在于：人类文明是在一系列一般经济规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整体现象。教程应当从一般经济理论开始，然后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而不是相反。掌握反映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般经济规律和范畴有助于认识历史的彼此更替的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这样可以免得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经济时造成不可避免的重复，而在研究各种制度时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特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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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往的教科书在叙述资本主义部分时，以自由资本主义为主体，帝国主义所占的篇幅比较少。新教科书对此作了较大的调整。本篇共有6章，其中有关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容占了4章。作者认为，直到现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叙述是从19世纪出发的，而帝国主义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阶段，这个阶段不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基础的发展有关，而是同这个主要基础适应现代生产力有关。这一概念现在越来越不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国家里，垄断资本主义的存在时间接近于一个世纪，而且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只在一个英国存在约一个世纪，在其他国家才存在几十年。显然，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应当把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把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作为考察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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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篇在新编教科书中尽管变动最少，但在全书28章中，这一篇占了12章，可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在该书的地位。本篇把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突破了过去的教科书只是反映苏联经济发展的理论的框框，力求在新版教科书中反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肯定的经验。这些经验还没有得到系统总结，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全面系统地概括。这一篇中，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在第十二章中专门探讨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国际意义。这是当时苏联理论界十分重视研究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的内容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时期的必要性和本质、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化及其形式和阶段、过渡时期经济的多种成分性质及它的矛盾、社会主义成分的主导作用、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过渡时期结束的经济标准等。这一部分在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后，分三个部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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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是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这一部分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它的内容包括：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状况的适应、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活动的经济基础、经济形式的合乎规律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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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析社会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以及集约型经济增长。在这一部分专门设立了“再生产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这样一章的内容。这在苏联的教科书中还是第一次。它的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的职能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的结构、供与求、调节供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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