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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对苏联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斯特鲁米林借助数字模型对最重要的理论原理和先进的实际建议所作的研究，给予了详细的介绍和高度评价。数字模型与一般的分析统计表不同，它包括基于从数据出发的前提和假设的计算，这些前提和假设构成模型的实质，并用某种函数关系的形式将它们固定下来。数字模型分为综合模型和分析模型。前者通常是静态的，而后者按其实质来说是动态的。它们能够反映被模拟过程或现象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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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联系平衡模型是反映部门间产品生产和分配的模型，即投入产出平衡模型。涅姆钦诺夫认为，部门平衡模型可以加深经济分析，通过确定消耗系数和分配系数改进计划体制，使以最终社会产品的直接计划为基础的计划计算成为可能，用新的数量分析方法充实经济研究，最终使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掌握选择最优计划方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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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产图式模型以反映马克思、列宁扩大再生产图式的矩阵形式来考察国民收入的实物结构、价值结构和部门结构。在决定国民收入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的比例之间，在国民产品实物构成与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的部门供应量之间，都存在着数量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把物质生产图式中所有要素连接起来的数量关系，能用相应的方程组加以描述，由此可以进行必要的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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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结构的经济分析，不仅要求揭示部门比例，而且要求揭示地区比例。地区模型同全国经济模型相比有一系列特征。当然，部门间产品生产和分配平衡表照例是构成这一模型的基础。经济区模型是由相互衔接的矩阵体系，其中包括：物质财货和服务的流动矩阵；投资物品矩阵；固定基金和流动基金矩阵；输入和输出物品的矩阵等。模型的中心部分是：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净产值、折旧提成和输入，最终产品和净产值的再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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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产品模型是物质生产领域的模拟，它是在下列前提的基础上建立的：活劳动消耗不仅结晶于总产品内，而且结晶于表现为国民收入实物量的最终国民产品内；无论什么产品，它的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是一样的；每个部门总产品按社会必要劳动消耗计算的估计，等于该部门内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达到平衡的估价，要求表现剩余劳动和过去的物化劳动；经济体系的动态要素；建立劳动产品远景模型的顺序阶段；远景计划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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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个模型的相对独立性，它本身的完美还不能代表国民经济计划的最优。因此，涅姆钦诺夫认为有必要设立这样一个社会劳动总模型，它应被理解为是关于生产、流通、价格形成和产品分配等最优计划的模型体系。它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涵盖了社会内部和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各个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社会劳动总模型由以下五个模型所组成：基础的平衡的劳动产品模型；社会必要劳动消耗模型；一般部门和地区的社会劳动分工模型；部门内产品分解模型；部门内部各企业间劳动分工模型。该模型对社会劳动分工过程的基本方面进行数字描述，并保证在有计划社会中确定最重要的政治经济范畴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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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书的结束语中，与该书绪论部分中所提出的新时期的新任务相呼应，涅姆钦诺夫进行了总结：利用数学研究方法并在计划工作和经济管理实践中加以改进，是现代科技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因此加强经济的数学研究将有可能把经济理论变为精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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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涅姆钦诺夫：《社会价值和计划价格》，1970，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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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二章 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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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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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叶夫塞·格里戈里耶维奇（Ев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иберман 1897-1982）是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和苏联1965年经济改革的主要倡导者，生于1897年10月，乌克兰人。1920年从基辅大学毕业。1924～1925年留学德国，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制度。1933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1957年荣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晋升为教授，并且担任该院机器制造工业经济和组织教研室主任，1947～1963年曾担任哈尔科夫大学统计学和会计学教研室主任。利别尔曼还曾担任过哈尔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经济研究室的负责人，苏联《经济科学》杂志编委（1958～1969年），1982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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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教授一生著述颇丰，卷帙浩繁。主要论著有：《论工业中的利润的计划化》（1950）、《机器制造厂的经济核算》（1950）、《工业中的经济核算对工人的物质刺激》（1955）、《在苏联工业完成计划方面的经济推动力》（1959）、《计划·利润·奖金》（1962）、《再论计划、利润和奖金》（1964）、《信任是一种刺激》（1966）、《提高社会生产效果的经济方法》（197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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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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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很早就觉察到苏联经济体制的弊端。1956年，他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的《论工业生产计划和工业生产发展的物质刺激》一文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的初步设想，即中央各部对许多生产部门只能规定笼统的品种任务，至于品种的详细情况和准确的供货期限，应当通过供货者和用户的直接合同关系来规定。但这个设想并未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1962年9月9日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向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对如何改变现行计划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的建议。《真理报》编者按认为，该文“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具有巨大意义”，建议经济学家、经济领域的工作人员对该文章发表意见，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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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的发表及其展开的讨论是有历史背景的。它是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思想大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意识形态开始“解冻”的产物。个人崇拜的破除促使苏联理论界重新思考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是“利别尔曼建议”出台并引起广泛讨论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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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背景下促使“利别尔曼建议”出台有两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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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57年赫鲁晓夫所进行的工业改组没有成功，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苏联经济管理体制长期存在的弊病，反而造成了苏联地方主义倾向的蔓延，到1962年“改组综合征”完全显示出来，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使改革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大改组的失败促使苏联理论界寻求改革的新路子，“利别尔曼建议”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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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经济学界对价值规律、货币、利润等经济杠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进行了探讨，为“利别尔曼建议”的出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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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的基本思想是用利润指标刺激企业更好地工作。利别尔曼认为，以计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企业经营成果的指标并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真实成果。这是因为，计划指标是按上报基数即已达到的水平规定的，这就使得工作不好的企业占了便宜，而认真挖掘和利用潜力的企业反倒很紧张，从而助长了企业千方百计地压低国家计划、隐瞒生产能力的倾向，加深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新的计划和评价企业的工作制度。这就是以利润刺激为核心，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润分配的基础上。利别尔曼的建议共有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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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定在产量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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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了保证国家的利益和企业对最大的生产效果的关心，根据盈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