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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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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说，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那篇引起大家争论的“建议”，并“不是简单地用一种指标去代替另一种指标”，而是“要改变企业和国民经济之间在制订计划和评价工作方面、从而在物质鼓励方面的相互关系”。他指出，苏联经济界和理论界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商品交换关系，他们总把全民财产的全民占有性质和统一调拨的关系混同。利别尔曼主张承认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给企业一定的独立地位。他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要按其价格在企业之间买卖，资金也要按商品交换的方法来提供，收取利息费用，只有这样，利润才能有真正的意义。社会主义国家与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必须建立在列宁的经济核算制原则的基础上。他所主张建立的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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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企业具有较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国家集中计划除了保证品种的产量、交货期和盈利额三项指标外不再向企业直接下达其他指令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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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商品，必须按其价格在国家和企业之间进行交换，不能无偿调拨。要“逐步地把物资技术供应转移到有计划的批发贸易的轨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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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资金供应上，也要按照商品交换的办法收取利息进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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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利润分配上，他主张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方法，而采取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利别尔曼还提出了今后的改革方向。他说，将来“企业同国家的相互关系将通过两个渠道：供货量和利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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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键的是利润分配问题。他认为，苏联利润分配方式十分繁杂，它要求对企业的事务进行不断的行政干涉，特别是它不能刺激企业挖掘增加利润的潜力，不能把社会的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因此，他主张“放弃把闲置利润余额的固定数上缴预算的方法，而采用企业按份额分享利润的原则”，而且利润的总额愈高，则在分配利润时预算所占的份额就愈大，但在缴费之后，利润的余额则归企业支配并作为各种经济刺激基金的来源。这样，利润的计划和分配就将简单而明确，使企业关心增加收入。同时预算也不会吃亏，它将获得累进增长的利润提成额。企业同预算的相互的关系简单明确，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十分清楚，并且便于制订部门定额和分类定额，这是排除不必要的行政干预的基础。这样，企业收入的增长不会引起财政机关的不满，因为这种增长的同时将使国家收入更多，预算收入的必要水平，无论在计划的过程中，还是在执行预算的过程中都可以始终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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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别尔曼建议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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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利别尔曼建议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利别尔曼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他的新体制模式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立中，有三种基本方法，第一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设想，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演绎推导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推断出来的。第二种是不加分析研究，直接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照搬过来，模仿形成的，如东欧剧变前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都有比较明显的痕迹。第三种就是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发现问题，寻找、摸索适于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利别尔曼一改传统的引经据典建立体制模式的老套，大胆地从苏联经济实践出发，尖锐地揭示其中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新的经济管理办法和运行模式。这在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方法论上无疑是一种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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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苏联经济改革史来看，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是继20世纪20年代工业化争论以来，苏联经济学界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讨论冲破了斯大林时代形成的万马齐喑的学术状况，对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大大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使传统的阻碍改革的思想观念受到了一次冲击，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为下一步的深入改革做了舆论准备。这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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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地确立了企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改革的注意力应该放到企业上，使人们找到了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病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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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整个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由社会主义企业构成的。由于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就应是商品经济。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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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别尔曼建议对于经济杠杆作用和意义的认识具有重要作用。它把利润和其他经济杠杆一同视为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对利润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评价。这种认识，从当时来看是必要的，从总体来说，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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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别尔曼建议，实际上提出了如何处理好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这一重大问题。综观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利别尔曼建议对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改革的方向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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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它连接了苏联经济改革史上两次重大的改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使赫鲁晓夫受到很大启发，对赫氏实行经济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客观上对1957年实行的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反思，否定了从“条条”到“块块”的改革，提出了改革的新思路。在赫鲁晓夫倡导下，苏共中央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专门研究“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10月，苏联国家计委国民经济计划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一些企业中对“建议”进行试验。“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试验推动了当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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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即勃涅日列夫执政初期，苏共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即推行“新经济体制”。从这次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看，它明显地受到了“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讨论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改革措施中采取了扩大企业权限，主要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利别尔曼建议”的精神，实际上是“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试验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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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次讨论为东欧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准备了舆论。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利别尔曼建议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发表文章参加了苏联的讨论。由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仿照苏联模式而建立的，也存在着类似的弊端。因此，“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具有共同的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东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利别尔曼的见解和建议，不仅导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的规定性，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其思想，不仅为苏联后来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所吸收，而且亦成为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从而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模式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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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带有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由于受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诸客观条件和人们思想理论认识水平所限，从彻底改革旧经济体制的要求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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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把改革的任务过于简单化了。这表现在过分夸大和过高估计利润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利润指标虽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利润本身并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果。因为衡量企业工作成果的根本尺度仍然是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企业利润及其多寡，固然与企业经营成果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家计划的完成情况。如果国家把价格定得较高，产品品种规定得有利，企业的盈利率就高；同时国家的计划指标如果定得较低，则企业提成的奖金将更多。这样利润对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刺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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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利别尔曼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在价格体制还不合理、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竞争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量和盈利率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那么据此所规定的奖金就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反而会造成苦乐不均，挫伤一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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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别尔曼的建议的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要给企业下达按品种的产量和交货期限的计划，另一方面又要给企业以广泛的经营自由。两种对立的机制是无法共存的。不解决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取消给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企业和国家的矛盾根源就不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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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利别尔曼建议忽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使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发挥企业活力的关键在于调动企业内部职工的积极性，否则一切措施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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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讨论主要涉及的是与企业管理有关的问题，如企业可否自行制订计划，利润能否作为考核企业的标准，能否取消物资调拨和实行基金付费等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的作用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上其他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群众管理和一长制的关系等均未涉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经济理论上，即企业仍然只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这使他的建议缺乏理论深度。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并自觉地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利别尔曼建议中尽管谈到了价格问题，但他并不主张把价格制定权下放给企业，结果根本不可能触动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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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苏联官方对利别尔曼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改革的倡导者”，有人则给他戴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从1965年起，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官方指责他宣扬“最大利润原则”，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就很难再见到利别尔曼教授的文章和活动的消息。他在1982年郁郁而终。1983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回声》突然宣布了他的逝世，并把他作为社会主义的功勋人物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反映了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官方和经济学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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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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