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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它连接了苏联经济改革史上两次重大的改革，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使赫鲁晓夫受到很大启发，对赫氏实行经济改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客观上对1957年实行的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反思，否定了从“条条”到“块块”的改革，提出了改革的新思路。在赫鲁晓夫倡导下，苏共中央成立了一些委员会专门研究“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10月，苏联国家计委国民经济计划局召开会议，决定在一些企业中对“建议”进行试验。“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试验推动了当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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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即勃涅日列夫执政初期，苏共对工业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即推行“新经济体制”。从这次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看，它明显地受到了“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讨论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改革措施中采取了扩大企业权限，主要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贯彻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利别尔曼建议”的精神，实际上是“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试验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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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次讨论为东欧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经济改革准备了舆论。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利别尔曼建议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发表文章参加了苏联的讨论。由于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仿照苏联模式而建立的，也存在着类似的弊端。因此，“利别尔曼建议”及其大讨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具有共同的直接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东欧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利别尔曼的见解和建议，不仅导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的规定性，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的作用等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其思想，不仅为苏联后来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所吸收，而且亦成为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从而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改革模式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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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别尔曼建议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带有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由于受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经济诸客观条件和人们思想理论认识水平所限，从彻底改革旧经济体制的要求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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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经济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把改革的任务过于简单化了。这表现在过分夸大和过高估计利润等经济杠杆的作用。利润指标虽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但利润本身并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果。因为衡量企业工作成果的根本尺度仍然是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企业利润及其多寡，固然与企业经营成果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家计划的完成情况。如果国家把价格定得较高，产品品种规定得有利，企业的盈利率就高；同时国家的计划指标如果定得较低，则企业提成的奖金将更多。这样利润对企业改进经营管理的刺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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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利别尔曼建议本身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在价格体制还不合理、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竞争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量和盈利率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那么据此所规定的奖金就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反而会造成苦乐不均，挫伤一些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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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利别尔曼的建议的本身包含着内在的矛盾：一方面要给企业下达按品种的产量和交货期限的计划，另一方面又要给企业以广泛的经营自由。两种对立的机制是无法共存的。不解决国家所有权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取消给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企业和国家的矛盾根源就不会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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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利别尔曼建议忽视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之间的矛盾，忽视了使管理民主化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发挥企业活力的关键在于调动企业内部职工的积极性，否则一切措施都不会有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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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利别尔曼建议及其讨论主要涉及的是与企业管理有关的问题，如企业可否自行制订计划，利润能否作为考核企业的标准，能否取消物资调拨和实行基金付费等问题，争论的核心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的作用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上其他重大问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群众管理和一长制的关系等均未涉及。对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传统经济理论上，即企业仍然只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这使他的建议缺乏理论深度。承认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并自觉地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经济体制改革应该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利别尔曼建议中尽管谈到了价格问题，但他并不主张把价格制定权下放给企业，结果根本不可能触动传统的高度集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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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苏联官方对利别尔曼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改革的倡导者”，有人则给他戴上“现代修正主义”的帽子。从1965年起，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官方指责他宣扬“最大利润原则”，后来在苏联报刊上就很难再见到利别尔曼教授的文章和活动的消息。他在1982年郁郁而终。1983年出版的西伯利亚《回声》突然宣布了他的逝世，并把他作为社会主义的功勋人物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反映了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官方和经济学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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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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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孙尚清、刘翰辰、章良猷编《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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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孙尚清、刘翰辰、章良猷编《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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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Правда.1965，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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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19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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