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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再生产的集约化是解决保证国民经济得到必要劳动资源问题的主要途径。要严格区分“劳动力”和“劳动资源”两个概念的含义。劳动资源是一个社会人口概念，而劳动力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范畴。走劳动力再生产的集约化途径，必须采取积极的腾出和再分配劳动力的政策。把劳动力再分配从一个封闭的过程（在企业范围内）变为不仅超出企业范围，而且超出部门范围的过程，并且要特别注意提高劳动生产力使用效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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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自然资源的再生产是保护自然界形态的扩大再生产。这不仅要求利用生态因素，而且还要求再生产出生态因素，要保护生态的自然平衡。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解决保护生态层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过渡到排除有害废料的崭新的生产工艺的实施，并且要综合利用原料，要尽可能降低对自然资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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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视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效率问题。扩大再生产的经济效率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包括消费基金）对保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之比。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效率应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连续性。同时，还应重视新技术的社会效率问题。社会效果是指改善劳动条件、发挥劳动的创造性质、增加劳动者的业余时间、使自然环境健康化等等。要从社会效率促进或阻碍新技术所蕴藏的潜在经济效果出发，评价新技术社会效果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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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有计划的经济管理中对经济规律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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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指出，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对经济规律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要有计划地加以利用。经济规律的作用是第一性的，而经济规律的利用是第二性的。如果说经济规律的作用整个来说具有客观性质，那么利用经济规律则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经济规律不是自动地、自发地发挥作用的，而是通过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的计划管理和经济机制来实现的。发达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首先是其基本经济规律具有更加全面、更加无所不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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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在经济管理活动中的作用，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效率。不单要生产物质财富并保证其产值的高速增长，而且还要生产能更充分地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东西。为了解决这许多社会任务和经济任务，需要对社会生产集约化的各种途径进行深入研究。但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开辟一条主要途径——积极利用科学技术进步。在现阶段科学技术的进步程度决定了生产效率的提高程度。因而，如何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规律的利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已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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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只局限于分析生产关系的深刻的、本质的基本内容。它还应该揭示生产关系在经济活动表层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探讨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管理中主客观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集中制与地方、劳动集体的主动精神最佳结合的方法论问题和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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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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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是劳动和工资问题专家，研究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制度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明确提出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并对按劳分配的理论根据、内容和特点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和探讨。他认为，劳动产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分配形式，是和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有关的。分配决定于生产。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分配形式即人们在所生产的物质资料分配方面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客观经济规律不论在生产中或在分配中都是起作用的。社会成员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也服从于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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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认为，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根本改变了人们在分配产品方面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产品占有的社会性是与生产的社会性相符合的。总产品供社会支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把产品分为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因为这种区分是反映剥削关系的。对于社会和每一个劳动者来说，全部产品（包括用于生产工作人员个人消费的部分和用以补偿社会需要的部分）都是必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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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论述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他指出，按照每个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基金，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者中间分配个人消费基金的客观规律。按劳分配的这一客观必然性，是由社会主义阶段上社会劳动的特点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劳动的态度，与对抗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人们对劳动的态度有原则上的区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劳动是为自己而劳动，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劳动是社会的事情、光荣的事情。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产生了对劳动的新的、最高的社会刺激。把所有社会财富和全部国民收入集中在劳动者手中，并在这一基础上消灭剥削制度，是培养社会成员新的劳动态度并使他们在社会面前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负责的强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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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的劳动，还不是一切社会成员的生活第一需要。对于每个工作者来说，劳动首先并且主要还是维持生活的手段。这主要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旧的分工制度的残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差别。虽然它们之间的对立已经消灭，但是人们现在还是束缚于某一职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在社会成员面前还没有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是客观存在的情况，不能用指令或行政命令来加以改变。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要求给予物质上的鼓励：劳动得愈多，质量愈好，从社会得到的报酬也就愈多；高度熟练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应当多于熟练劳动程度较低的劳动。应该使劳动者都能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社会生产的增长，关心自己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消费品的按劳分配，能保证从物质上鼓励所有劳动者努力工作。同时，这不仅能鼓励人们尽自己的能力去工作，而且还能鼓励人们提高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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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阶段上，社会必须实行个人消费基金的按劳分配，这是不以社会成员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本身的一种要求，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生产，不按劳动而按某种违反这一客观必然性的其他原则进行消费品分配的任何企图，都会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因而，归根到底都要遭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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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必须反对平均主义。他认为，消费品的平均分配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平均分配必然要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相抵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要求不断发展生产和改进生产，以保证增加社会物质福利，而平均分配却不能使工作人员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的发展。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企图恢复原始社会所固有的平均分配，就是一种反动的想法。原始的、小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心理，就是想要平均分配一切财富，这种心理是平均主义思想的根源。这种心理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尚不发达时的特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诸如此类的反动的空想毫无共同之处。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机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的其他敌人企图把“绝对”平等的观点强加在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其目的无非是要歪曲马克思主义。列宁粉碎了党的这些敌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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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社会主义不是意味着要达到个人物质上的平等，而是要达到社会上的平等，这就是说，要使全体劳动者都能平等地利用生产资料，平等地摆脱剥削，平等地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劳动者都有按自己劳动能力从事各种劳动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都有按自己劳动获得报酬的平等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个劳动者在分配个人消费基金中所占的同等份额，是与他们的同等劳动相适应的。完成工作是各个劳动者可以在个人消费基金中获得同等的份额。在这里，平等是用唯一的尺度——劳动来衡量的。每个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的工作程度，也就是说，他在社会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他分配消费品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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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成员应按照他们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基金，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它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客观必然性，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品分配过程的最一般的和最重要的方面。在旧的分工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劳动在整个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面前还没有从只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前，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总是存在的。只有在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先决条件完全实现以后，劳动才能在社会成员面前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并且只有在有了丰足的消费品的条件下，社会才能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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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完善分配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工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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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认为，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工资制度是由国家集中地有计划地进行管理的。每一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节的。国家统一制定职工技能等级、工资等级和标准工资以及职务工资，任何部门和经济组织都不能修改。提高工资，也是由国家有计划、分地区统一安排，甚至奖金的发放数额和办法，国家也通过《标准条例》统一加以规定。属于基本工资范围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加以保证的，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发给职工。如果企业亏损，亦由国家保证发给。这种高度集中的工资制度，对控制宏观经济的平衡是有利的。但是，它有不少弊端。卡普斯金在《积极利用工资来实行社会生产集约化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1]的文章中批评苏联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办法存在严重缺点：一是以潜在劳动确定工资等级，改革中缩小工资差距是人为地增加平均主义因素；二是活工资比例过小，标准工资不起刺激作用，削弱了整个工资的刺激作用；三是个人劳动报酬同集体生产成果不挂钩，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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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在批评苏联旧有工资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工资改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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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工作者劳动成果同其需要满足程度之间的直接联系。卡普斯金主张应把按劳分配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按劳分配基金构成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基金和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基金。这些基金是根据起码的合理消费开支规定的，另一部分按劳分配基金可以并且应当用来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报酬上的差别，以便保证刺激：①完成更为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工作；②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③企业（联合公司）经济活动的总成果。所有这些刺激方面应当彼此联系，互相交叉，但是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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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计算劳动的尺度。卡普斯金强调，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首先要求在计算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支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时以及在分配消费基金的主要部分时，都运用统一的尺度。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有根据，首先要看这个尺度是否合理和有根据，看劳动的计算量是否合理和准确，这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他认为，计算劳动量，既不能用实际支出的劳动时间，也不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应该是在劳动岗位现有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生产组织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品或完成某项生产作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按劳分配“不能是按产品的价值分配，也不能是按社会必要劳动的消耗分配，而应该是按具体生产技术、工艺和组织水平下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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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应按职工的劳动潜在能力规定工资差别。卡普斯金认为，为了加强工资的刺激作用，首先应当按照实际工作的质量特点，它的成果，而不是按照工作者潜在的能力（等级证书和文凭上规定的）来规定差别。所以，原来刺激更复杂的和繁重的劳动的这部分工资应当不光按做完的工时，而应当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来规定差别。至于它的工资等级（证书），可以作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或者担任某种职务的必备条件。工资应当刺激的不是熟练程度的任何一种提高，而只是完成某项工作和实际应用具体成果所必需的熟练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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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扩大工资差别。卡普斯金指出，随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与此有关的实际任务来缩小劳动报酬级差和减少劳动报酬差别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里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任务：一个是扩大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条件及主要的成果的差别；另一个是全面缩小劳动本身内容和条件上的差别。只有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劳动本身和劳动成果的变化才能缩小和将会减少劳动者收入上的差别。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就会试图在改变劳动性质和内容，缩小劳动差别的基础上，即不是通过逐渐消除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是通过给物质和精神财富方面的分配加进平均主义因素的办法来解决加强社会同一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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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革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对于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果，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对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把他们工资同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有根据地直接联系起来，显得更为重要。鉴于工程技术人员所完成工作的复杂性以及他们的技能水平和责任的重大，他们在劳动报酬上的落后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落后于工人的平均工资。解决工程技术人员的低工资是一项艰巨任务。仅仅机械地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不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要明显地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必须同时完善组织工作，使他们的许多劳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让工程技术人员摆脱掉不应由他们去干的那些工作，从而大大减少生产中工程技术人员的人数，用工资基金的节约来提高真正从事高度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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