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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成员应按照他们所耗费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来分配个人消费基金，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它反映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客观必然性，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消费品分配过程的最一般的和最重要的方面。在旧的分工的残余还没有消灭、劳动在整个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面前还没有从只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前，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总是存在的。只有在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切基本先决条件完全实现以后，劳动才能在社会成员面前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并且只有在有了丰足的消费品的条件下，社会才能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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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完善分配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工资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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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认为，在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工资制度是由国家集中地有计划地进行管理的。每一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是由国家统一调节的。国家统一制定职工技能等级、工资等级和标准工资以及职务工资，任何部门和经济组织都不能修改。提高工资，也是由国家有计划、分地区统一安排，甚至奖金的发放数额和办法，国家也通过《标准条例》统一加以规定。属于基本工资范围的劳动报酬是由国家加以保证的，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都必须发给职工。如果企业亏损，亦由国家保证发给。这种高度集中的工资制度，对控制宏观经济的平衡是有利的。但是，它有不少弊端。卡普斯金在《积极利用工资来实行社会生产集约化和提高社会生产效率》[1]的文章中批评苏联的工资制度和奖励办法存在严重缺点：一是以潜在劳动确定工资等级，改革中缩小工资差距是人为地增加平均主义因素；二是活工资比例过小，标准工资不起刺激作用，削弱了整个工资的刺激作用；三是个人劳动报酬同集体生产成果不挂钩，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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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在批评苏联旧有工资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工资改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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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加强工作者劳动成果同其需要满足程度之间的直接联系。卡普斯金主张应把按劳分配基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按劳分配基金构成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工资基金和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基金。这些基金是根据起码的合理消费开支规定的，另一部分按劳分配基金可以并且应当用来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实现报酬上的差别，以便保证刺激：①完成更为复杂的和责任重大的工作；②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③企业（联合公司）经济活动的总成果。所有这些刺激方面应当彼此联系，互相交叉，但是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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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完善计算劳动的尺度。卡普斯金强调，要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首先要求在计算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支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时以及在分配消费基金的主要部分时，都运用统一的尺度。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和有根据，首先要看这个尺度是否合理和有根据，看劳动的计算量是否合理和准确，这是实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他认为，计算劳动量，既不能用实际支出的劳动时间，也不能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应该是在劳动岗位现有技术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生产组织条件下，生产某种产品或完成某项生产作业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按劳分配“不能是按产品的价值分配，也不能是按社会必要劳动的消耗分配，而应该是按具体生产技术、工艺和组织水平下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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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应按职工的劳动潜在能力规定工资差别。卡普斯金认为，为了加强工资的刺激作用，首先应当按照实际工作的质量特点，它的成果，而不是按照工作者潜在的能力（等级证书和文凭上规定的）来规定差别。所以，原来刺激更复杂的和繁重的劳动的这部分工资应当不光按做完的工时，而应当按照实际完成的工作来规定差别。至于它的工资等级（证书），可以作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或者担任某种职务的必备条件。工资应当刺激的不是熟练程度的任何一种提高，而只是完成某项工作和实际应用具体成果所必需的熟练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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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扩大工资差别。卡普斯金指出，随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作为与此有关的实际任务来缩小劳动报酬级差和减少劳动报酬差别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里有两个相互联系而又不同的任务：一个是扩大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条件及主要的成果的差别；另一个是全面缩小劳动本身内容和条件上的差别。只有在此基础上，严格按照劳动本身和劳动成果的变化才能缩小和将会减少劳动者收入上的差别。如果混淆了这两个问题，就会试图在改变劳动性质和内容，缩小劳动差别的基础上，即不是通过逐渐消除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而是通过给物质和精神财富方面的分配加进平均主义因素的办法来解决加强社会同一性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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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改革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对于加速科技进步、提高社会生产效果，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对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把他们工资同其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有根据地直接联系起来，显得更为重要。鉴于工程技术人员所完成工作的复杂性以及他们的技能水平和责任的重大，他们在劳动报酬上的落后现象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工程技术人员的平均工资远远落后于工人的平均工资。解决工程技术人员的低工资是一项艰巨任务。仅仅机械地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职务工资，不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要明显地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必须同时完善组织工作，使他们的许多劳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让工程技术人员摆脱掉不应由他们去干的那些工作，从而大大减少生产中工程技术人员的人数，用工资基金的节约来提高真正从事高度熟练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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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贯彻工资组织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工资组织方面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以集中方式确定工资的主要参数，应该确保全民所有制关系所要求的劳动尺度和分配尺度的统一。在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统一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条件下，保证劳动报酬上的必要统一，改善工资的地区调节问题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同时，中央不可能考虑到具体企业的所有特点，更不可能考虑到实行物质刺激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在制定劳动定额方面以及在采用不同的工资形式和制度、分配奖励基金和评价工作人员的个人特点方面，都存在着这种情况。这里，不考虑具体情况而追求劳动报酬的统一，就可能变成工资组织上的官僚主义或平均主义。所以，实现分配集中化所要求的统一，必须同时考虑到当地的具体特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让劳动集体拥有足够广泛的权利来选择推荐物质刺激的标准、形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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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国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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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不仅考察了苏联国内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情况，而且对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国际形式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生产社会化的这两个方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尽管每个国家的经济进程构成社会主义生产国际社会化的基础，但是上述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单方面的，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内部进程越来越取决于其国际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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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中所有制关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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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各国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相互配合日趋深化，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国际形式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样一个基本因素的影响，即存在于这一过程的许多独立的主体国家的、有组织的生产资料所有者。鉴于这一因素的存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国际形式的合乎逻辑的方案不可能不有别于在每个国家实现这一进程的形式。这一方案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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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每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生产社会化是它们之间相互配合的前提，这种国际相互配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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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计划活动方面，在利用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各种合作形式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间接地摆脱每个国民经济综合体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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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高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和合作在国民经济综合体发展中的作用，把它从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比例、提高国内经济生产集约化水平等等的“外部”因素变为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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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把社会化的国际形式变为生产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化的相对独立的因素，这一转变是通过制定跨部门的生产综合体的长期合作纲要、制定管理它们的具体形式、成立以国际份额所有制为基础的联合公司等措施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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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分析每个国民经济综合体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关系体系和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同样也不可能完整理解服务于该体系的国际合作的经济机制。这种机制，第一，受该体系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的决定性影响；第二，促进这种关系的再生产；第三，为使它们进一步发展的内部潜力创造前提。同时，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关系应成为重要的出发点，不进行这种分析就不可能弄清每个国家对外经济活动的特点。这里所说的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在对外经济活动方面的表现，而不是这种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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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普斯金通过分析社会主义生产的国内社会化进程和国际社会化进程的关系，阐述了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中所有制关系的特点。他认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本质是国际性的。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业已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下，将其所固有的所有制关系留作国家内部的关系，那就错了。在社会和经济本质上一致的各所有制关系不能不反映出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社会化程度在各个国民经济综合体内存在的重大差别。此外，在各个国家内部所有制关系的范围，从地域上来说不超越它们的国界；体现各国所有制的范围是整个世界经济。所有制关系进入到这一更为广阔的舞台，也就决定了它们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会根本失去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所固有的那些特点。国内经济的社会化始于基本生产资料转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而生产的国际社会化只有在这种社会化实际上已成为事实（自然，这是相当遥远的事情）的时候，才能取得自己的最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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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生产国际化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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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不能归结为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者归结为经济活动某一水平。这是一种多结构和多方面的进程。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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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每个国民经济综合体内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社会化，加强国民经济综合体之间的联系，在宏观经济水平上形成由社会主义国际分工转变为国际合作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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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每个国家生产机构的一定环节之间建立稳定的相互联系，完成联合的基本建设项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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