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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第十六章 梅德维杰夫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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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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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瓦季姆·安德烈耶维奇(Вадим Андреевич Медведев 1929-),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领导人。1929年3月29日生于雅罗斯拉夫尔州达尼洛夫区。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后留校任教,196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6年起在列宁格勒铁路运输工程学院任副教授。1961年起改任列宁格勒工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68年晋升为教授。1968~1970年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1970年12月任苏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8~1983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83年任苏共中央科学和学校部部长。1984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86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书记。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部部长。1988年9月~1990年7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主席。1991年任苏联总统顾问。1992年起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顾问。曾获十月革命勋章,劳动红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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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后,他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梅德维杰夫的主要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生产:政治经济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管理:理论和实践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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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必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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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社会正在经受生存的严酷检验和时代的挑战,与此同时,社会发展的理论概念、某些社会理论也在经受历史的考验。因此,必须遵循“理论观点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原则和不看风向、不赶时髦,对我们的理论和思想遗产进行公正的分析,摆脱教条主义和公式化倾向、从而捍卫它的永恒价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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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曲折,这是理论、意识形态和实际存在的现实,是人类文明的最有价值和不可逆转的成果之一。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强大趋势。社会主义的一切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必须维护历史继承性,把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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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危机具有特殊的性质。这不是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危机,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形成的危机,这不是否定社会主义的危机,而是更新社会主义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仅具有破坏性的因素,而且具有结构性的、创造性的因素。社会主义危机是由两种相互联系同时又是不同的过程产生的。第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歪曲;第二,更新社会主义形式的自然需要。由此便引出改革所要解决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社会主义要摆脱行政命令所附带的一切;另一方面,要使组织社会生活的形式和方法适应当代现实和当代科技进步。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必须克服庸俗化、简单化、烦琐哲学。在人类目前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可以为思考新的历史经验提供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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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经常有人说什么马克思学说反映的是19世纪下半叶,最多是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情况,它已经不适用今天的现实。他们还说,社会发展的当代经验不能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理。然而,不能要求一个半世纪或一个世纪前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回答今天的社会现实问题。当时提出的理论原理与当代现实产生差别的原因是生活向前发展了。差别并不涉及规律本身,而只是涉及在一定发展阶段内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上不能混淆不同的层次。基础思想理论才是最大的价值。当然,对这些基础理论可以用新的历史经验加以丰富和发展,但绝不可抛弃基础理论本身。另一个问题是对社会具体发展阶段和某些社会体制的认识。一般方法论对于认识它们、揭示历史联系具有很大价值。但又不能囿于一般方法,更不能盲目死扣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这里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新的联系,使人觉得有必要去反思前人积累的材料。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观点颇具戏剧性。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仅仅是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提出了某些原则性的见解,在《资本论》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未来社会的议论。所有这些见解都带有一般的预言性质,这些观点再现于十月革命前的列宁的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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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制定各种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办法,提出了各种一般的、抽象的理论观点以指导解决实际任务。最初的措施早已证明,关于向新社会过渡的途径的观念带有空想性。关于尽快消灭私有制的要求难以实现,绕开市场方式、物质利益等做法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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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春,在制定对被剥夺财产的管理方法时,列宁曾指出,必须理顺新的异常复杂的经济组织关系,必须认真细致地作好经济核算,实行计件工资制,使工资和劳动成果挂钩,等。但这些措施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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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特殊条件下,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有些舆论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好像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表述。对于这种观点,无论如何不能苟同。诚然,社会主义也好,战时共产主义也好,都没有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否定商品生产并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主要之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具有非常普遍的、抽象的理论性质,它是从尚未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得出来的,而不是从新社会本身的需要得出来的。因此,不能用它来论证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措施,更不应该把“战时共产主义”这种特殊的经济政策纳入一般的经济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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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是一次根本的转折。但这并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相反,这是在新的发展时期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具体化。这个时期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是卓有成效的,对商品货币关系、市场、合作社、农民经济、部门平衡的研究大大丰富了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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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经济政策遭到了人为的破坏。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思想不得不放弃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客观真理的探索,社会主义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此后,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方式被解释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一般规律,而不考虑经济增长的结构变化、质量以及它对社会领域和人的发展的影响,过分强调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是瞄准提高总指标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思维模式大大妨碍了国民经济向集约化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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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苏联经济思想史,有两个时期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的。一个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摆脱斯大林教条的消极影响和推行最初的改革;另一个是60年代后期,这与那些年的经济改革有关。虽然这些改革措施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但是,它们对社会科学,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一定推动。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经济研究开始面向实际问题,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影响。在传统派和改革派之间进行了经济理论的论战,开始更加积极地研究生产效率、经济机制和管理、商品货币关系、价格、所有制等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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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要解决目前的任务,就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这是毫无根据的。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并不复杂和困难,问题是要研究当今的新形势,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各种新问题。主要的一点是维护历史的继续性,把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总结自己和世界的经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真正丰富理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理论才能成功地服务于改革事业,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理论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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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资本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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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人认为,《资本论》所阐释的思想已不符合当今社会的现实,梅德维杰夫指出,马克思学说最充分地反映在经济理论中。《资本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出色的经济思想的样板,是19世纪中叶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反映。经济生活是复杂而多元的。经济生活将不同“宇宙层面”、不同历史范围的现象结合在一起:①全人类性质和一般经济性质的进程和倾向;②属于几个社会形态和经济时代的成果的东西;③反映某种生产方式特征的社会形态进程;④可能作为某种社会形态内部、某个阶段特征的东西;⑤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一些社会现象。所有这一切在《资本论》中都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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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是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规律,这个研究任务压倒一切。当然,其他的经济问题,包括一般的经济问题则放在次要地位。这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研究。这仅仅是对一般经济领域的个别问题的涉猎,而不是系统研究,但它仍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问题涉及一些经典定义,如生产过程中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劳动力、自然资源、机器及其构件等生产要素、社会产品的使用价值、结构、再生产及其类型、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关系、分工与合作、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组织经济关系的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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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一般经济规律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乃是唯一的历史潮流,相互交替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仅由特殊关系加以区别,而且由人类自然历史的进步以及科技、文化、生产关系等人的活动统一起来。社会经济形态清楚地表明,除了每个历史时代的共同规律外,还有一般的经济规律,虽然在这一研究中优先考虑的是某个时代的特征,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解释。正如恩格斯所说:“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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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了一般经济要素和规律性不断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在科技革命、生产力发生深刻质变的条件下,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在其影响下,不受社会条件制约、相反对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产生巨大作用的组织经济结构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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