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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指出，社会主义为了找到新的、与其相符的社会历史使命，需要的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根本变革，没有这样的变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正如社会主义本身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一样，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吸收普遍的历史经验。因而，对社会主义的原则也应该进行思想和理论的自我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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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是目前讨论改革的中心问题。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无疑对整个经济改革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转折意义。生活逻辑本身使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公有制关系的深刻改革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根本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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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有制关系变革的实质是，克服已经确立的人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理解为人同生产资料的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这里所讲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同生产资料所有权及生产品所有权直接发生关系，同管理生产直接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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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的发展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即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不断提高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合作组织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否定态度，而国家则失去了民主的基础，脱离了人，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和利益，变成了独立的、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一切导致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负有克服人同生产资料脱离这一使命的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这种脱离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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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克服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扭曲现象，恢复其本来的历史使命呢？如何克服人同经济生活脱离的现象呢？有人认为，出路只有一条：回到私有制。对此有人兴高采烈。但是，只要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根据想象，就不会不看到，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主要领域中的正统的私有制也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去。可以说，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从各个方面克服私有制。比如说，在主要领域中已经和正在向资本的股份形式过渡。如同马克思所指出，股份形式似乎使私有制受到自我抑制。按严格的社会经济涵义讲，这已经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尽管它还保留资本主义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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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而应当向前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使其具有多种形式，使劳动人民同公有财产的具体联系变成感觉得到的、在经济上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使人们关心生产的现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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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观点出发，回到正统的私有制形式至少在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中是不适宜的，因为这可能走历史回头路，这是不可能的。大规模地恢复传统的私有制不仅没有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而且从实用的意义上讲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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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当今具体的条件下私有制已被完全排除了。在多种形式的所有制体系中，私有制不仅能占据一定位置，而且能够起到发挥工作人员进取首创精神、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良好作用。我们需要的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的所有制形式多元化，但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当然，是经过根本改变形式的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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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社会中，对于管理的独立性和民主性的理解还比较一致，但是市场往往使人讨厌。而只要持科学逻辑的态度和尊重历史事实就会承认，市场是人类古老的宝贵财富之一。市场作为剥削和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同路人，其本身并非必须具有混乱状态和自发性。市场是合理经营的手段。市场的发展并非意味着完全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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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苏联经济理论和经营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被绝对化表现在，只把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所有制的主体对待，而没有考虑国家体制的现实结构。在这方面，正在进行反思。不仅整个国家，而且国家的不同级别和层次都应该被承认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对所有制作这样的解释能够从理论上对共和国和区域的经济独立性进行论证。准确区分中央和各共和国管辖全民财产的权限，其中包括计划、预算、税收、信贷、价格形成等，可以为中央和各共和国的新的经济关系体制奠定基础，从而形成多级所有制的概念。从这个思维出发，许多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既可由中央又可以由各共和国管辖。在许多情况下还可由地方苏维埃管辖。这里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许多基础部门和自然资源。针对有人建议，不必局限于承认共和国是所有制的主体，应当走得更远——索性把联盟的国家从所有制的主体中取消，梅德维杰夫认为，这显然离开了理智的思维，脱离了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脱离了世界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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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自然资源来说，就不能在这一领域滥用“国家所有制”的术语。自然界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的整体。生产社会化水平越高，自然资源参与经济流通就越充分，自然界的统一性就表现得越强烈，对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社会监督就显得越重要。一整套国际生态合作机构的建立并非偶然，没有国际生态合作系统，世界生物社会就难以维持，这个系统的作用将不断增大。我们应该在联盟国家范围内考虑这一问题，而且应当前进，而不是倒退。应该说，从自然资源的特点出发，确定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多层次的观点已经成为现实。多层次的观点要求对联盟、各共和国以及不能排除在外的地方机构的自然资源占有方式进行划分和组合，否则，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联盟就会变成没有内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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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多样化的方针不是策略，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任何把这种形式绝对化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重要的问题是为每一种形式找到它能提供最大效益的那些领域。只有在平等经营权、健全的竞争和一体化的条件下，所有这些形式才能以最大的效益为共同的利益发挥作用。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只要它不剥削人，以实践证明自己的高效益，满足人的需求，那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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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利润率是企业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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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德维杰夫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既是总的效果指标，又是推动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企业是统一的全民所有制体系的一部分，企业的活动要服从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环节之一的企业，其生产成果是直接的社会产品。企业本身的劳动贡献表现为净产品。企业的最终成果，表现为净产值同劳动报酬和非生产开支之间的差额，即利润。利润与成本和基金之比是利润率。利润率综合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多个方面的效果。同时应该指出，由于企业是统一的直接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利润率虽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完全独立存在的，它只是指标体系中的一项指标。在指标体系中，符合需要的产品生产与销售计划的完成情况应居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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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效果与局部效果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民经济效果与利润率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因为它们不过是反映了同一生产关系类型的不同级别而已。企业利润率的基本因素，也是提高国民经济效果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利润率也是国民经济效果在各个企业中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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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经济发展进程中，利润率作为企业活动的效果指标，经历了广泛的检验。毫无疑义，把利润率列入评价和刺激企业活动的指标体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水平和效果的提高。但这一指标也未能充分起到它被赋予的提高经济效果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利润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扎实地提高效果，而是靠价格因素。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基金产值率和产品质量等所起作用不大，因而不得不重新规定劳动生产率指标和采取其他一些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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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书刊中，相当广泛地认为采用利润率指标似乎必然引起价格上涨和不健康的“商人习气”。做出这种结论是缺乏根据的。这些不良后果之所以出现，并不在于利润率本身，而在于采用利润率指标的条件。确实，利润率是和价格紧紧连在一起的，但是其他价值指标也同样和价格联系在一起，在这方面与利润率没有多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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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实践证明，采用任何价值指标，都存在着抬高物价的危险。经验证明，禁止提价和采取任何监督措施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有效的方法是保证消费者的权利，使价值与实物的比例相协调，防止流通领域的商品短缺。商品短缺问题解决得越好，利润率所起作用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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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企业的纯收入表现为企业的利润。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利润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是目的本身，而是因为它是企业经济活动的效果指标和改进经济活动的补充刺激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润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发调节者变为企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但仍然是补充的指标和刺激因素。在规定经济比例时，把利润率作为主要标准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完全否认价值规律和赢利在形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的作用，也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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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利润指标和利润率不能完全反映企业工作的质量。为了提高利润的刺激作用，仅仅调整出厂价格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利润分配和使用的性质。一个企业的利润只有基本上用于本身需要时，才能成为有效的物质刺激因素；少用利润提成的办法，而用价格来调整利润额，使国家收入不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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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Коммунист.199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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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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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8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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