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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形成现代经济思维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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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指出，形成经济新思维的问题是根据列宁关于对群众进行经济教育、培养对待劳动及其成果的真正主人翁态度的教导提出来的。形成现代经济思维的任务不仅限于对生活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的和纯科学的研究，显然不能低估这种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是要使新观点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使经济干部和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形成新的经济思维方式。要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质的改造，就必须以相应的改革社会政治关系和各种规章制度、深刻改造社会精神生活为前提，其组成部分就是改革老一套的经营管理模式，形成新的、真正现代的经济思维。这种必要性，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深刻质变和苏联经济中发生的深刻质变引起的。这一任务的解决将为经济过渡到集约化发展道路，为根本改变经济机制创造条件。同时，苏联国内外出现了一些没有很好研究过的新现象，也要求形成现代经济思维。必须以批判的态度思考过去形成的许多理论结论，克服现有的某些思维方式。形成现代经济思维的出发点是正确地理解苏联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意义和基本方向；现代经济思维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改变社会意识的复杂而多方面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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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国民经济就必须进行深刻的质的变革，而经济思维对实现这些质变起着重要的和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要求较详尽和具体地弄清楚经济思维的内容、结构及其形成途径。而主要的不是给经济思维下定义，而是对现实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进行分析。这里所谈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共同主人的情况下人的经济思维。这不仅改变了经济思维关于世界观、阶级的内容，而且也大大地增强了它的作用，在历史上第一次创造了整个社会关心经济思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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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经济思维的特征时，阿巴尔金指出，经济思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反映社会存在，首先是反映人类经济生活条件的一种形式。但是，经济思维不仅仅是社会存在在人的头脑中的再现：它一再通过人或社会集团的社会地位、生活经验、传统和习惯以及一些人们经常碰到的具体情况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它不是像照相机那样消极地反映现实，而可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偏离社会生产发展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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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维不仅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创造客观世界。它的突出特点就是积极影响经济生活以及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各种过程。这就是经济思维与简单相加在一起的经济知识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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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分析了经济思维的类型和结构。他指出，经济思维——这是人们在自己的经营活动中所直接遵循的观点、观念、评价现象和作出决定的方式的总和。人是在实践中、在工作中发觉自己的思维类型的。并且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不是个别的、一次性的行为和行动，而是典型的、大量出现的行为，这种行为才反映出占统治地位的思维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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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维和整个社会意识一样，包括认识周围世界的不同层次，这些认识层次总合起来就构成了经济思维的结构。一般来说，在这些认识层次中可以分为理论意识和经验意识，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理论意识是通过一系列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而这些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则是科学地认识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多样性经济生活的结果。代表理论意识的经济科学，首先是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掌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是培养真正科学的经济思维的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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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思维还包括由于人们的实践经验和参加生产活动以及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所产生的观点和观念。这些观点和观念远非总是同科学结论相一致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经济思维的经验层次。这种经济思维就是通常所谓的一般意识。人们在自己的日常实践中照例是受这种一般意识的支配，一般意识（与理论意识不同）直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决定、行动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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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现代经济思维是党旨在使苏联社会发生质变的长期战略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它与完善生产关系、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变和改革经济机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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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常见的思维方式使赖以进行改革的意识形态状况更加复杂化了。为了克服这种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现代的思维方式，需要深入地学习历史的经验。首先依靠的不是书本上的哲理，而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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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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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苏联学术界展开了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的讨论。在讨论中，阿巴尔金接连撰文，指出，生产关系乃是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形式，而现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成分与成倍增长、本质上不断变化的生产力之间出现了日益不相适应的现象。在他看来，大大发展了的生产力与粗放经营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生活中出现明显的消极现象的最深刻的原因。他说：“在完善生产关系的同时，重要的不单单是保障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向前看，要看到远景。”“完善生产关系的问题需要通盘加以解决，因为这种关系具有系统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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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从而为有计划、高效率地发展经济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道路。然而，阿巴尔金认为，如果像一些科学著作特别是教科书所写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上述原理，那就不能容忍。这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教条式的观点，使理论分析常常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人们的实际活动，产生了一种抽象观念，似乎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优越性，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它绝不会自动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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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在动态上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适应——这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这种适应并不是一次性行为的结果和似乎在以后能自动保持的。正是生产力的前进运动导致生产关系、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形式会逐渐老化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必须完善或者更换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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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适应，就会延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破坏表现为两个方面：①由于延缓了已经成熟的改造和在某个历史阶段形成的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就可能落后于已经向前发展的生产力。这其中包括实现计划的形式、经济核算关系、价格、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物质资料流通的组织等。这是经济中的停滞现象及国民经济效率增长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②冒进行事，其结果是企图推行尚不具备必要前提条件的那些生产关系，同时却又人为地限制或收缩符合社会成熟程度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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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第二种不适应对社会经济进步速度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不亚于第一种。在这里，确立的并不是更为成熟的关系，而在许多情况下，是这些关系的形式化，在这些关系中塞进了主观意志的、行政的内容。这就必然反映在经营管理的方法上。这种“冒进行事”的本身是由主观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其中包括实现上述相互作用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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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演进式的变化和革命性的变化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不断发生的、演进式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具体的经营形式也必须经常不断地加以完善。这类变化的积累以及在生产力方面，就其实质而言，革命性的质变，要求定期对整个生产关系体系进行深刻的改组，对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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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指出，完善生产关系，解决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首先是通过相应地改变这些关系中最灵活和最活跃的层次，通过构成经济机制内容的、生产关系的经济组织分支系统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调整和完善经济机制，成为国民经济有效而迅速地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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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及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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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它自身的分析，而在于对以全部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关系为条件的所有制进行研究。应该从认识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否定的因素，也包含进步的因素。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应该把上一发展阶段积累起来的一切优秀的东西都吸收进来。这涉及合作制、市场、民主制度和道德规范。我们应当学会在经济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清楚地辨认某些普遍的经济内涵，这些经济内涵能够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反映这一或那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形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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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结构和制度的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涉及所有制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制形式、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形式合乎规律的多样化发展。目前的任务是将主要的及各种派生的经济关系结合起来。他认为，个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还说，归根到底，一种所有制在历史上能证明自己更优于别种所有制只有通过达到更高效益来实现，这也是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制的研究中必须区分它的结构构成形式或基本形式，同时也要区分它的各种各样的第二性的、派生的、混合的以及过渡的形式。他认为，经济组织关系的复杂化善于区分基本形式并看到它的全部过程对于理解所有制关系的社会本质及其重要性。如果把体系结构抽象化，以这样的态度议论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无论是一个小合作社还是个体劳动所有制）那就意味着陷入了空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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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样化的思维出发，阿巴尔金用两大类标准来考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第一类标准具有一般的经济性质，反映着进步的一般逻辑，并表明它较之过去的形式更为先进。这种共同的立场在马克思的著述中表述为时间节约规律。时间节约规律是集体生产条件下的第一个经济规律。列宁也阐述了劳动生产率在新社会制度夺权胜利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是选择经营形式和方法的重要标准。在当前条件下，这种机制就是以劳动者集体承包为基础的各种关系，就是全面经济核算制度。在现代经济中，大、中、小企业，各种类型的联合公司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合作制形式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复杂，除传统领域外，合作制在手工业、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公共饮食业中正在不断地发展。所有这一切反映了所有制本身的形式和它的经济实现形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二类标准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标准，它们同解决全面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坚定对未来的信念等问题相联系着。恰恰在这里，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标准方面需要继续前进。这就是说，如果职工与财产疏远，如果劳动集体在现实关系中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不是生产资料的责无旁贷的支配者，如果职工把自己当成短工、临时工，那么这种所有制未必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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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个重大的进步，但这仍然不是所有制理论中主要的和远非最难解决的问题。最复杂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克服这种所有制的无个性和无名性的问题，是关于克服国营企业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不敏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揭示出全民所有制机制的内在逻辑和符合规律的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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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主张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他说：“我们要抛弃简单化的概念，因为这种观念把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国民经济一切领域和全国各地区唯一的单一概念。我们这里可以有国家的、合作社的、个体的和混合的所有制形式——这些都是能为生产的高效率创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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