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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维和整个社会意识一样，包括认识周围世界的不同层次，这些认识层次总合起来就构成了经济思维的结构。一般来说，在这些认识层次中可以分为理论意识和经验意识，科学思维和一般思维。理论意识是通过一系列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表现出来的，而这些经济规律和经济范畴则是科学地认识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社会多样性经济生活的结果。代表理论意识的经济科学，首先是其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掌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是培养真正科学的经济思维的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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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经济思维还包括由于人们的实践经验和参加生产活动以及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所产生的观点和观念。这些观点和观念远非总是同科学结论相一致的，因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经济思维的经验层次。这种经济思维就是通常所谓的一般意识。人们在自己的日常实践中照例是受这种一般意识的支配，一般意识（与理论意识不同）直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决定、行动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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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现代经济思维是党旨在使苏联社会发生质变的长期战略中的一个环节，这是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过程。它与完善生产关系、向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变和改革经济机制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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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常见的思维方式使赖以进行改革的意识形态状况更加复杂化了。为了克服这种思维方式，形成新的、现代的思维方式，需要深入地学习历史的经验。首先依靠的不是书本上的哲理，而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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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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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苏联学术界展开了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的讨论。在讨论中，阿巴尔金接连撰文，指出，生产关系乃是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形式，而现在，生产关系的某些成分与成倍增长、本质上不断变化的生产力之间出现了日益不相适应的现象。在他看来，大大发展了的生产力与粗放经营条件下形成的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经济生活中出现明显的消极现象的最深刻的原因。他说：“在完善生产关系的同时，重要的不单单是保障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向前看，要看到远景。”“完善生产关系的问题需要通盘加以解决，因为这种关系具有系统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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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的占有性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从而为有计划、高效率地发展经济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道路。然而，阿巴尔金认为，如果像一些科学著作特别是教科书所写的那样，仅仅满足于上述原理，那就不能容忍。这种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教条式的观点，使理论分析常常脱离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人们的实际活动，产生了一种抽象观念，似乎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问题。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历史优越性，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它绝不会自动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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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在动态上保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适应——这是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条件。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这种适应并不是一次性行为的结果和似乎在以后能自动保持的。正是生产力的前进运动导致生产关系、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体形式会逐渐老化而妨碍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必须完善或者更换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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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适应，就会延缓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破坏表现为两个方面：①由于延缓了已经成熟的改造和在某个历史阶段形成的经营管理形式和方法，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就可能落后于已经向前发展的生产力。这其中包括实现计划的形式、经济核算关系、价格、财政、信贷等经济杠杆，物质资料流通的组织等。这是经济中的停滞现象及国民经济效率增长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②冒进行事，其结果是企图推行尚不具备必要前提条件的那些生产关系，同时却又人为地限制或收缩符合社会成熟程度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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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明，第二种不适应对社会经济进步速度产生的消极影响，并不亚于第一种。在这里，确立的并不是更为成熟的关系，而在许多情况下，是这些关系的形式化，在这些关系中塞进了主观意志的、行政的内容。这就必然反映在经营管理的方法上。这种“冒进行事”的本身是由主观因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其中包括实现上述相互作用方面所起的特殊作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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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力的发展中，演进式的变化和革命性的变化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不断发生的、演进式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具体的经营形式也必须经常不断地加以完善。这类变化的积累以及在生产力方面，就其实质而言，革命性的质变，要求定期对整个生产关系体系进行深刻的改组，对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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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指出，完善生产关系，解决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同不断增长的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首先是通过相应地改变这些关系中最灵活和最活跃的层次，通过构成经济机制内容的、生产关系的经济组织分支系统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调整和完善经济机制，成为国民经济有效而迅速地发展的决定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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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及实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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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它自身的分析，而在于对以全部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关系为条件的所有制进行研究。应该从认识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进步既包含否定的因素，也包含进步的因素。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应该把上一发展阶段积累起来的一切优秀的东西都吸收进来。这涉及合作制、市场、民主制度和道德规范。我们应当学会在经济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清楚地辨认某些普遍的经济内涵，这些经济内涵能够反映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反映这一或那一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形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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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结构和制度的形式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是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也涉及所有制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制形式、经济生活组织形式和经济核算形式合乎规律的多样化发展。目前的任务是将主要的及各种派生的经济关系结合起来。他认为，个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还说，归根到底，一种所有制在历史上能证明自己更优于别种所有制只有通过达到更高效益来实现，这也是所有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制的研究中必须区分它的结构构成形式或基本形式，同时也要区分它的各种各样的第二性的、派生的、混合的以及过渡的形式。他认为，经济组织关系的复杂化善于区分基本形式并看到它的全部过程对于理解所有制关系的社会本质及其重要性。如果把体系结构抽象化，以这样的态度议论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无论是一个小合作社还是个体劳动所有制）那就意味着陷入了空洞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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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样化的思维出发，阿巴尔金用两大类标准来考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第一类标准具有一般的经济性质，反映着进步的一般逻辑，并表明它较之过去的形式更为先进。这种共同的立场在马克思的著述中表述为时间节约规律。时间节约规律是集体生产条件下的第一个经济规律。列宁也阐述了劳动生产率在新社会制度夺权胜利时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是选择经营形式和方法的重要标准。在当前条件下，这种机制就是以劳动者集体承包为基础的各种关系，就是全面经济核算制度。在现代经济中，大、中、小企业，各种类型的联合公司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合作制形式正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复杂，除传统领域外，合作制在手工业、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公共饮食业中正在不断地发展。所有这一切反映了所有制本身的形式和它的经济实现形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二类标准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标准，它们同解决全面就业、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坚定对未来的信念等问题相联系着。恰恰在这里，在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标准方面需要继续前进。这就是说，如果职工与财产疏远，如果劳动集体在现实关系中不是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不是生产资料的责无旁贷的支配者，如果职工把自己当成短工、临时工，那么这种所有制未必能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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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多样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个重大的进步，但这仍然不是所有制理论中主要的和远非最难解决的问题。最复杂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克服这种所有制的无个性和无名性的问题，是关于克服国营企业科技进步和社会需求变化不敏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揭示出全民所有制机制的内在逻辑和符合规律的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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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主张采取多种所有制形式。他说：“我们要抛弃简单化的概念，因为这种观念把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国民经济一切领域和全国各地区唯一的单一概念。我们这里可以有国家的、合作社的、个体的和混合的所有制形式——这些都是能为生产的高效率创造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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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防止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相脱离，阿巴尔金主张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实现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社会经济形式体系。这个体系要求不拘泥于定型的所有制结构，能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有助于培养劳动者的主人翁态度，并能吸收和继承人类文明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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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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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十分强调计划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计划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经济思想成就的概括表现和集中体现。正是通过制订计划，政治经济学以及整个经济科学体系的抽象原理和公式，才得以化成具体的任务、指标和计划。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是整个计划管理体系具有实效的决定性前提。而计划工作科学水平的提高，又决定于日益增长的生产规模、经济联系的复杂化、社会目标以及社会经济进步本身的性质。计划工作是经营机制的核心和中心环节，同时也是实现党的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计划工作之所以能起到这一作用，是因为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全部主要参数，解决社会生产的社会任务、结构和发展速度、劳动力的利用、生产力的配置、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等问题。对经济的有计划领导，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坚定原则。现实生活完全证实了列宁关于“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并力求合理地使用经济资源，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3]这一遗训的正确性。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成就同计划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成就带来一种理所当然的自豪感，向全世界显示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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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苏联理论界对商品经济命运的长期争论把焦点放在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主义性质是否一致的纯逻辑推理上，远远脱离了苏联的现实经济生活，是繁琐哲学的表现。他认为，把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商品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所固有的特征，“根本不可能存在什么没有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4]。苏联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商品货币关系是计划经济的必然属性，应当对它加以充分的利用。他认为，苏联经济生活中的商品货币关系并不是从资本主义那里引进的，而是在苏联企业、联合公司的活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商品经济，因此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者。阿巴尔金给市场下了这样的定义：市场是一定类型的经济联系。作为一般概念，它有三个一般的规定性。第一，不以分配作为中介的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第二，自由选择经济联系的伙伴；第三，生产者之间要开展经济竞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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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尔金认为，市场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属性。但社会主义还有它自己的特殊性。研究这种特殊性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社会主义市场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企业和其他经济环节要在市场上从事活动，其中每一个企业和经济环节都不使用雇佣劳动，而工作人员或集体则是生产资料的全权主人。第二，存在一个来自社会的社会保护制度。发展市场绝不意味着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即使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在残酷无情的市场规律面前感到孤立无援。第三，市场调节机制与计划调节机制应有机地结合。在以上所列举的几个特征中，有几个特征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存在。这一点不是为把这几个特征从恰恰是社会主义市场所具有的特征中排除出去的足够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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