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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第一个浪潮是推广大规模的经济试验，即1984年苏联开始的大规模改革试验的目的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企业的内在活力。这场试验的基本内容是：①提高企业在制订计划方面的作用，减少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由原来的17项改为3项：劳动生产率、基本物质资源的定额和总额、生产每卢布产值的费用或利润。②改变计划指标体系的重点，用完成合同义务的产品销售额指标代替正在进行的定额净产值指标作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③提高经济定额的作用，使之成为调节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杠杆。这次试验中，实行经济定额的都是涉及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方面的内容，如工资基金定额、社会文化措施与住宅建设基金定额、统一科技发展基金定额和国家利润分配的定额等。这些定额都是采取与企业工作的最终成果相挂钩的办法，这有利于企业经营积极性的发挥。④扩大企业独立使用工资基金、生产发展基金、大修理基金和多种福利基金的权利。这项措施在1965年改革时已经提出来，但没有很好地实行，从而严重挫伤了企业的积极性。因此这次试验予以重申，规定企业可以独立地使用留归它支配的各项基金的权利。⑤企业有权对新产品规定临时价格，可不必通过苏联国家物价委员会同意。这些试验措施，把工资与奖金直接同产品销售和供货合同完成情况联系起来，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苏联官方对这次扩权试验很重视，一直声称，参加试验企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成本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供货合同完成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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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浪潮是“自筹资金”。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以前改革基础上，推出一项新试验——自筹资金。它包括以下几个新的措施：①改变企业利润上缴办法。由剩余利润上缴制改为利润分成制，即企业按固定比例上缴利润，完成定额后剩下的利润归企业。②除新建企业外，国家就不再给企业拨款，企业必须用自己挣得的资金补偿包括劳动报酬在内的一切日常费用，扩大再生产和企业自身的社会福利事业，企业自有资金不足，可向银行贷款，但必须由企业自己偿本付息。③企业各项基金的形成改为定额提成制。企业的生产、奖励和福利基金分别按一定的百分比直接从企业留利中提取。目的是控制企业的资金使用方向。④在自筹资金的基础上，企业有了自我约束力，因而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权力。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为三项：最重要产品的产量、新产品任务、利润上缴任务。此外，给企业规定若干定额，如工资定额、利润上缴定额、各项企业基金提成比例、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等。在此范围内，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生产经营活动和自主使用资金。这样，国家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就可更少，企业的自主权就进一步得到扩大。这样就有希望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产品质量等方面比在改革试验阶段取得更大地进展。尽管如此，在阿甘别吉扬看来，自筹资金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要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还必须从根本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把经济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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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浪潮是“完全经济核算”制。阿甘别吉扬认为，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还必须有第三个浪潮。第三个浪潮应该是苏联经济改革的整体方案。整体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制”。完全经济核算制是一个综合概念，它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负盈亏，即企业必须用自己的收入抵补日常经营费用和投资，国家不对企业的债务负责；第二，它包括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经营活动的内外条件，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目标，企业内部经济关系；第三，资源付费，企业必须对它们所使用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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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提出，完全经济核算方案的分配方式是企业收入剩余工资制。企业销售收入先扣除物质消耗，再扣除按法律规定的上缴任务，再扣除比例规定的各项企业基金，余下的作为职工个人分配基金。企业的实际成效直接决定了职工个人的全部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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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就由行政隶属关系发展成互利的经济关系。当然，企业对国家仍具有从属性，社会利益对集体利益仍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但对国家为保证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而要求企业完成的生产任务不再通过行政命令下达，而是通过国家订货的形式。如果国家订货对企业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国家也只能给予各种优惠和补贴的办法，而不能用命令的方式来要求企业完成任务。他们设想，在将来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国家订货会成为企业争取的目标。那时，国家订货也已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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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进一步提出，企业收入分配的改革必须要有其他环节的改革相配合，必须要解决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条件，这主要是供应、财务和价格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成果。具体来说是：①改物资调拨制为自由选购制，发展生产资料市场，把物资供应转到商业轨道上。②变统一的官定价格为多种价格，即官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并存。国家定价主要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产品。③变国家对企业的统收统支和包干制为税收和信贷关系，国家对企业的经营成果和义务概不负责。企业经营长期亏损，应该宣布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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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浪潮”说，基本上反映了阿甘别吉扬对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总体设想，同时也大体上反映了苏联领导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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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用经济杠杆完善计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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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主张改变计划体制，把自上而下的计划变为自下而上的计划，取消综合性的价值指标，改变国家无偿向企业拨付生产基金的做法。企业应实行“资金自筹”，征收资源租用费和其他税收；改变价格制度，主张价格应更多地反映产品的使用价值，国内价格要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改变物质技术供应体制，充分发挥经营合同和供求协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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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一贯强调国家的统一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他认为在拟定经济改革方案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对经济的计划领导，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改革只能是完善计划工作，而不能完全放弃计划。计划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要想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除了切实有效地保障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原则。阿甘别吉扬认为，计划应集中于经济定额、价格、财政信贷条件和刺激以及有限的国家订货，计划的对象是国家利用集中的资金方面，建立新的部门、大的项目和主要基础设施等。在完善计划管理工作问题上，阿甘别吉扬主张要加强计划的定额性，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工资等来完善计划，更多地采用计划的定额方法。他指出，计划可以是指令性的，但不是唯一的方式。集中的计划管理不单是指令性的指标，还要考虑其他方面。提高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改进价格体系，要在考虑生产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加强企业之间的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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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认为，苏联经济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正确解决各级经济管理环节责、权、利的问题。为此，他主张在经济改革中要实行双向性扩权：一方面加强全国性的集权，即加强国家计委等跨部门委员会的权力，提高集中领导的效率；另一方面，扩大企业等基层经济组织的经营自主权，同时削弱部门一级的权力，将其一部分职能转移到企业。计划体制和市场机制的具体结合点是在企业，在于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及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家计划机关应集中解决战略性问题而放弃对生产的日常干预，业务性经济活动由企业来完成。要建立新的计划机制，必须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为了使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必须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有权根据合同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部分产品有定价权，有权分配和使用上缴国家后的剩余利润；根本改变国家与企业的财政关系，企业实行自负盈亏。新条件下的集中管理有了新的内容，要用经济方法来解决问题，主要是要考虑人们的利益，承认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真正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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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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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发展商品货币关系。阿甘别吉扬指出，和资本主义一样，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也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普通商品，而且土地、自然资源、企业和单位都能买卖。除商品市场外，还产生了资本交易市场。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因为在有失业的条件下存在着相当自由的劳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的国际化加强了，成为世界性的商品货币关系。在战后时期，国际资本的一体化加强了，产生了跨国垄断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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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商品生产和货币在资本主义前就存在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产生于生产者具有独立性和存在劳动分工的时候。在这两个条件下，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出现了商品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分工大大发展了，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不断加深和发展。生产者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范围内各个企业和经营单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是因为，统一的全民财产交给各个企业和单位占有、利用和支配，而各个企业和单位在此基础上从事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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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别吉扬指出，商品生产和商品货币关系在苏联存在的全部因素和条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事实。党的文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商品货币关系是苏联社会所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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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货币关系具有新的内容和特征。在商品交换中表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私人资本所有者之间或垄断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社会主义企业之间或合作社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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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具有一系列新特点。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商品货币在苏联不是普遍的范畴。土地、地下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不能买卖，这是全民财产。在苏联没有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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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集中管理与商品货币关系问题时，阿甘别吉扬指出，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发展商品货币关系，而在于如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提高效率。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主要由国家调节。通过经济定额，规定报酬支付条件，通过国家财政信贷体制，国家首先调整居民的货币收入。最重要产品的价格现在和将来都由国家机关规定。国家手中掌握着能够影响某种商品生产扩大的巨大的基建投资、经济杠杆和经济刺激。这也影响市场的形式。在经营机制改革进程中，要使苏联的商品货币关系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市场首先由于从集中的物质技术供应向生产资料批发贸易过渡而发育起来。这样将形成发达的生产资料市场。这些都是利用市场机制，但是利用市场机制并不是让市场自发地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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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Наука и жизнь.198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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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серия экономики，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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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труд.199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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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Неделя.19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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