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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内外一系列严重挑战，为了增强实力，稳定政局，确保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地位，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这是苏联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1986年2至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确认了戈尔巴乔夫的战略设想。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解释，“加速战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其途径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另一方面就是进一步完善社会关系。包括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总之，近期的和长期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问题，统统都要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这个途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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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速战略”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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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战略”规定，在20世纪最后15年内，要对苏联经济进行“质的改造”，在加快科技进步、提高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到2000年，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劳动生产率提高1.3～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6.3%，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并规定从“十二·五”计划（1986～1990）起国民收入的增长额就要做到全部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能源的消耗量应降低40%，金属的消耗量应降低50%，国民经济对燃料、动力、原材料需求量的增长额，75%～80%要靠节约来满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步骤是：前5年（1986～1990年）通过一系列调整和改革，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加速科技进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扭转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势。这5年中计划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7%，也就是说，80年代前5年年均增长3.1%的速度要逐渐加快。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6%；后10年（1991～2000年）将是经济起步阶段，规定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5.1%，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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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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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提出，实现“加速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是加速科技进步和根本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①发展先进科技，并用它来根本改造社会生产力。为了实现上述主要目标，提高经济效益，最主要的手段是大力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普遍采用科技进步的最新成果，使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为此，决定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经济机制对发展科技的引导作用，尽快把科技工作重点转向研制和应用先进工艺，为革新社会生产力服务，要把经济的发展重点由数量指标转向质量和效益指标，从中间产品转向最终产品，从扩大生产基金转向更新生产基金，从增加燃料及原材料的开采转到改进对燃料和原材料的利用、加速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上来。②“根本改革”现行经济体制。戈尔巴乔夫强调，对传统的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全面改革，是加速战略能否实现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戈尔巴乔夫一再指出，在一切方面加速前进，必须以经济发生根本变化为条件，而要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需要“根本改造经营管理机制和经济管理的整个体制”[4]。他认为，在苏联形成了一种障碍机制，惰性、行政命令、官僚主义、管理方法和思想上的僵化、缺乏民主等，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以致阻碍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发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不彻底加以改变，就无法改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更谈不上什么实现加速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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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战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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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89年，加速战略实施了4年。在头一两年里，围绕二十七大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声势浩大，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苏共并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制定可行的实施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尽管基建投资迅猛增长，年均高达6.7%，但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仅为2.7%，不仅大大低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水平，甚至低于加速战略实施前的10年停滞时期的水平（1976～1980年为4.3%，1981～1985年为3.2%）。加速发展战略不仅没能加速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最低的纪录。改革4年，苏全国食品和消费品供应短缺局面非但未能改观，且有不断恶化之势，市场供应已成为再不能容忍和忽视的政治问题了。经济改革困难重重，加速战略被迫宣告失败。1990年7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被迫宣布放弃加速战略，然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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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战略的失败是必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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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速战略追求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未能通过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来缓解市场供应的矛盾，致使经济结构的畸形问题更加严重。结果实施改革后购买力增长的第一个冲击波冲向市场后，立即出现消费品严重短缺危机。“加速战略”的实施效果实际上不如勃列日涅夫的质量效益计划和柯西金的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经济战略，苏联经济还是在粗放经营的老路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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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速战略从工业起步违背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加速战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而在机器制造业中又将优先发展仪表、机床、电子、电机等工业部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出发点同斯大林时代没有任何区别，希望以此更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设备，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情况下，依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只会使原本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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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技落后，集约化方针难以贯彻，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苏联的经济体制使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因为产品越老越容易完成计划。技术革新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有风险。如果革新成功，则会成为政府增加企业生产指标的依据，可谓吃力不讨好。勃列日涅夫说过，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到正神一样。所以并不奇怪，苏联的发明成果只有不到1/3转化为产品，而西方则有1/2以上转化为产品。可见，苏联巨大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取得经济集约化的相应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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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速战略本质上是走的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掠夺性的资源开采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已经枯竭了。第一，苏联的投入产出比出现负增长，仅靠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行不通了。加速战略实施4年，基建投资有迅猛增长，却仍无法阻遏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滑坡。第二，苏联的劳动力补充来源日趋困难。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形成不了生产规模。第三，资源开采日趋枯竭。这就表明，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呈下降趋势、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用粗放战略达到年均增长4.7%的经济增长速度，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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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成为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逐步取代了加速战略。当然，加速战略的某些措施和思想影响仍然还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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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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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阶段。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准备、提出和形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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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8年6月），从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公开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在“革新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大力提倡不分阶段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①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他在这里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抽去了阶级内容的一般的人道主义。②开始从人道主义的立场阐述国际问题，提出了全人类的价值观。这里戈尔巴乔夫抹杀了世界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不同的社会制度。③提出在“核宇宙时代”，各国除了合作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通过“合作与协作来解决”。④片面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公开性”的旗号下，苏联出现了否定革命历史的现象。戈尔巴乔夫主张公开评论苏共历史，赞成公开评论苏联“历史上一度禁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通过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及“否定革命历史”，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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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88年6月～1990年1月），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之前，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阶段。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①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同“民主化”“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建立民主机制就是实行所有制多样性、党政分权化和舆论多元化。“多元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戈尔巴乔夫把这个理论引进苏共，表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有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②认为人的权利是社会主义不可剥夺的特性，政治改革就是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大力维护和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充分扩大民主和公开性，其最终目的和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就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③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有七大特征，即：“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社会公正的制度”；“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戈尔巴乔夫归纳说：苏联所要建立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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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90年2月～7月），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形成阶段。1990年2月，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党的自身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党要“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的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放弃那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主张，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苏联的历史性转折。大会通过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新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为：①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面貌彻底改造共产党。其一，改变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新党章规定，苏共是“公民”的“政治组织”。其二，改变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而且把他们的思想只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再看做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主张从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寻找合理内核。其三，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用“民主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新党章规定不限制党员在辩论中按纲领进行联合的权利，实际上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和进行派别活动，从而把苏共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②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正式写入纲领声明和新党章。这说明苏共二十八大开始了全面实践这种模式的阶段。③确立了向私有化过渡的纲领，在经济上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④确立“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原则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深化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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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和多元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共的主导思想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取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等也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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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社会背景。戈尔巴乔夫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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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民主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提出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这些理论观点都继承下来了，只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一些改动。如果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只是否定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缓和矛盾，使资本主义得以保存下来。可见，他们起到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开历史倒车，显得更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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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现代社会思想理论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孩子”，说他这一代人的政治信仰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20世纪60年代，因而也称为“六十年代人”。赫鲁晓夫曾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篇文章重新肯定赫鲁晓夫“全民国家”的论调，并指出，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目前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司法权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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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党国际的巨大影响。社会党国际自20世纪70年代冲出欧洲向亚非拉国家扩展，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了像瑞典那样的“福利国家”，对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的苏联人来说形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关注。他认为，现在需要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到瑞典、挪威去看一看，应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派出以中央经济顾问组组长米柳科夫为团长、政府智囊人物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为成员的代表团到瑞典访问，他们回国后甚为赞叹，认为这种机制（瑞典模式）把政治民主的保障同高度发展和高生活标准、有成效的经济结构改革、较小程度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充分就业、广泛的雇员共决权利以及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苏联报刊称赞瑞典是“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说，长期以来，瑞典模式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引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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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欧共”在20世纪70年代趁苏美争夺之机，对东欧国家进行渗透，促使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分裂，出现了所谓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变种。当时，东欧一系列骚动和不安，就是这些人不断运作的结果。“欧共”的思想通过这些人传导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个词就来自“欧共”的“政治新思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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