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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加速战略从工业起步违背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加速战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规定优先发展机器制造业，而在机器制造业中又将优先发展仪表、机床、电子、电机等工业部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出发点同斯大林时代没有任何区别，希望以此更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设备，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然而在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情况下，依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只会使原本积重难返的经济结构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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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技落后，集约化方针难以贯彻，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苏联的经济体制使企业不愿意进行技术革新。因为产品越老越容易完成计划。技术革新则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并且有风险。如果革新成功，则会成为政府增加企业生产指标的依据，可谓吃力不讨好。勃列日涅夫说过，企业对革新的畏惧就像魔鬼怕见到正神一样。所以并不奇怪，苏联的发明成果只有不到1/3转化为产品，而西方则有1/2以上转化为产品。可见，苏联巨大的科技投入，并没有取得经济集约化的相应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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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加速战略本质上是走的粗放型赶超战略的老路。粗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及掠夺性的资源开采取得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已经枯竭了。第一，苏联的投入产出比出现负增长，仅靠增加基建投资的办法带动经济发展已经行不通了。加速战略实施4年，基建投资有迅猛增长，却仍无法阻遏经济发展的进一步滑坡。第二，苏联的劳动力补充来源日趋困难。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生产设备被闲置起来，形成不了生产规模。第三，资源开采日趋枯竭。这就表明，在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呈下降趋势、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潜力日益枯竭的情况下，用粗放战略达到年均增长4.7%的经济增长速度，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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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到1990年7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式成为苏共纲领和政治路线，逐步取代了加速战略。当然，加速战略的某些措施和思想影响仍然还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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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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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阶段。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准备、提出和形成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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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985年3月～1988年6月），从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到公开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酝酿和准备阶段。在这期间戈尔巴乔夫在“革新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大力提倡不分阶段的“民主化”，没有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在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1986年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①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内涵和特征。他在这里所讲的“人道主义”是抽去了阶级内容的一般的人道主义。②开始从人道主义的立场阐述国际问题，提出了全人类的价值观。这里戈尔巴乔夫抹杀了世界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不同的社会制度。③提出在“核宇宙时代”，各国除了合作别无选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只能通过“合作与协作来解决”。④片面宣扬“民主化”“公开性”和人民自治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公开性”的旗号下，苏联出现了否定革命历史的现象。戈尔巴乔夫主张公开评论苏共历史，赞成公开评论苏联“历史上一度禁谈的问题”。戈尔巴乔夫通过提倡“民主化”“公开性”和“人道主义”及“否定革命历史”，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推行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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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88年6月～1990年1月），从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到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之前，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论证阶段。1988年6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其基本观点是：①提倡“多元化”，把“多元化”同“民主化”“公开性”并列为苏共提出的三大“革命性倡议”，认为在社会主义内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建立民主机制就是实行所有制多样性、党政分权化和舆论多元化。“多元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戈尔巴乔夫把这个理论引进苏共，表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有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②认为人的权利是社会主义不可剥夺的特性，政治改革就是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大力维护和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充分扩大民主和公开性，其最终目的和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就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③对社会主义作了新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有七大特征，即：“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社会公正的制度”；“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本质和利益必然渴望和平的制度”。戈尔巴乔夫归纳说：苏联所要建立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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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90年2月～7月），从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到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形成阶段。1990年2月，苏共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党的自身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党要“放弃与全民和全人类的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放弃那种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主张，放弃政治垄断地位，“我们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7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苏联的历史性转折。大会通过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新党章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这主要表现为：①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面貌彻底改造共产党。其一，改变了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新党章规定，苏共是“公民”的“政治组织”。其二，改变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而且把他们的思想只作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不再看做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主张从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寻找合理内核。其三，抛弃民主集中制原则，用“民主原则”代替“民主集中制”原则。新党章规定不限制党员在辩论中按纲领进行联合的权利，实际上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和进行派别活动，从而把苏共变成了争论不休的俱乐部。②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正式写入纲领声明和新党章。这说明苏共二十八大开始了全面实践这种模式的阶段。③确立了向私有化过渡的纲领，在经济上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④确立“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原则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深化的政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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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和多元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共的主导思想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取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等也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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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社会背景。戈尔巴乔夫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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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民主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提出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这些理论观点都继承下来了，只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一些改动。如果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只是否定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缓和矛盾，使资本主义得以保存下来。可见，他们起到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开历史倒车，显得更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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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现代社会思想理论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孩子”，说他这一代人的政治信仰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20世纪60年代，因而也称为“六十年代人”。赫鲁晓夫曾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篇文章重新肯定赫鲁晓夫“全民国家”的论调，并指出，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目前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司法权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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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党国际的巨大影响。社会党国际自20世纪70年代冲出欧洲向亚非拉国家扩展，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了像瑞典那样的“福利国家”，对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的苏联人来说形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关注。他认为，现在需要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到瑞典、挪威去看一看，应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派出以中央经济顾问组组长米柳科夫为团长、政府智囊人物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为成员的代表团到瑞典访问，他们回国后甚为赞叹，认为这种机制（瑞典模式）把政治民主的保障同高度发展和高生活标准、有成效的经济结构改革、较小程度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充分就业、广泛的雇员共决权利以及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苏联报刊称赞瑞典是“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说，长期以来，瑞典模式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引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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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欧共”在20世纪70年代趁苏美争夺之机，对东欧国家进行渗透，促使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分裂，出现了所谓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变种。当时，东欧一系列骚动和不安，就是这些人不断运作的结果。“欧共”的思想通过这些人传导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个词就来自“欧共”的“政治新思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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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因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负责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梅德维杰夫和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指出，目前，苏共正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从费边社会主义的著作中，还从社会党国际的各政党的纲领中寻找合理的内核。格拉乔夫曾经指出，戈尔巴乔夫制订他的计划时的顾问“可以是‘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也可以是他不久前发现的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他还加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说这些现象都“促使我国许多人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的思考，对通向这些价值的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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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尔巴乔夫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他的什么新发明，只不过是国际上新老修正主义思想、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大杂烩，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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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本质。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两大理论基础：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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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哲学基础。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人道主义。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社会领域“最广泛最明显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5]。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强调，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是真正的万物的尺度”。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人的面貌”，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观”，应当彻底实行“人道标准在我国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居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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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明确，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讲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和基本价值观，它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人道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同以神为中心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概排斥人道主义，但决不局限于人道主义，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审视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成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分和本质内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说的人道主义，也往往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也称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还说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重要名言为根据的，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然后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来宣扬自己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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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支柱。“多元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戈尔巴乔夫把这个理论引进苏共，表明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有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多元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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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 “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应当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完整的无条件的民主”；“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要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其他阶级的思想可与之共存，却不能平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完整理论体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指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无视两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并存与对立的现实，抹杀二者的本质区别，大搞思想多元化与自由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让位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及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社会主义必然要被葬送。思想多元化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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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政治多元化”。为使思想多元化有政治和组织保证，戈尔巴乔夫积极主张调整和改革政治体制，使之“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说穿了就是要实行“政治多元化”，即在政治体制中实行多元化机制，实行多党制。这完全是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的主观错误思想。他还认为，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趋势”。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共产党性质的认识，把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自苏维埃制度建立以来，共产党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这一条已载入苏联宪法。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政治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懂得，要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必须改造苏联共产党。所以，在1990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下，也强调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而应该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同年3月14日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则把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样，戈尔巴乔夫亲手打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实行多党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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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是以服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背离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共产党人把它作为取代“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无疑是自寻死路。而在戈尔巴乔夫把持苏共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苏联走向这条道路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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