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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道主义和多元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说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民主社会主义成为苏共的主导思想后，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取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实行私有化等也就成为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历史必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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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和社会背景。戈尔巴乔夫推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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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戈尔巴乔夫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脉相承。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修正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超阶级的民主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提出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这些理论观点都继承下来了，只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作了一些改动。如果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只是否定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缓和矛盾，使资本主义得以保存下来。可见，他们起到了阻碍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戈尔巴乔夫宣扬“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旨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开历史倒车，显得更为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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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戈尔巴乔夫所宣扬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赫鲁晓夫的现代社会思想理论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戈尔巴乔夫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二十大的孩子”，说他这一代人的政治信仰发端于苏共二十大，开展于20世纪60年代，因而也称为“六十年代人”。赫鲁晓夫曾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将其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口号。戈尔巴乔夫1989年11月26日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文章，说“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篇文章重新肯定赫鲁晓夫“全民国家”的论调，并指出，为了体现“全民国家”的精神，目前应实行人民自治与“代表制议会民主机制辩证结合”，保证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分离、司法权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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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党国际的巨大影响。社会党国际自20世纪70年代冲出欧洲向亚非拉国家扩展，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了像瑞典那样的“福利国家”，对生活水平逐渐下降的苏联人来说形成了极大的诱惑力，也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关注。他认为，现在需要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到瑞典、挪威去看一看，应深入研究和正确评价社会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发展。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派出以中央经济顾问组组长米柳科夫为团长、政府智囊人物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为成员的代表团到瑞典访问，他们回国后甚为赞叹，认为这种机制（瑞典模式）把政治民主的保障同高度发展和高生活标准、有成效的经济结构改革、较小程度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的充分就业、广泛的雇员共决权利以及社会公正结合了起来。苏联报刊称赞瑞典是“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分配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也说，长期以来，瑞典模式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引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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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熏染。“欧共”在20世纪70年代趁苏美争夺之机，对东欧国家进行渗透，促使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分裂，出现了所谓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共产党内的变种。当时，东欧一系列骚动和不安，就是这些人不断运作的结果。“欧共”的思想通过这些人传导到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这个词就来自“欧共”的“政治新思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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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因素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形成起了催化作用。负责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梅德维杰夫和总统委员会成员沙塔林指出，目前，苏共正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正在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从费边社会主义的著作中，还从社会党国际的各政党的纲领中寻找合理的内核。格拉乔夫曾经指出，戈尔巴乔夫制订他的计划时的顾问“可以是‘布拉格之春’的浪漫主义者，也可以是他不久前发现的共产主义的‘异教徒’——意大利共产党人和其他欧洲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同时他还加上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说这些现象都“促使我国许多人对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对民主、自由与和平的价值的思考，对通向这些价值的道路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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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尔巴乔夫鼓吹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他的什么新发明，只不过是国际上新老修正主义思想、欧洲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观点的大杂烩，是社会民主主义在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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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错误本质。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有两大理论基础：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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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哲学基础。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的本质归结为人道主义。他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社会领域“最广泛最明显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5]。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强调，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占有中心地位”，社会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人是真正的万物的尺度”。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人的面貌”，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价值观”，应当彻底实行“人道标准在我国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居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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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当明确，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讲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作为社会历史观和基本价值观，它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人道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同以神为中心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一概排斥人道主义，但决不局限于人道主义，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审视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观上，马克思主义者提倡革命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服从、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成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分和本质内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所说的人道主义，也往往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也称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且还说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重要名言为根据的，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他们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然后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来宣扬自己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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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理论支柱。“多元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核心，戈尔巴乔夫把这个理论引进苏共，表明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特有的理论基础已经确立。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多元化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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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 “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应当实行“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完整的无条件的民主”；“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要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须居于统治地位，其他阶级的思想可与之共存，却不能平等。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完整理论体系，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指南。“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无视两种思想体系和意识形态并存与对立的现实，抹杀二者的本质区别，大搞思想多元化与自由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这就等于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让位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搞意识形态多元化，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及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统治地位创造了条件。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社会主义必然要被葬送。思想多元化的要害在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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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政治多元化”。为使思想多元化有政治和组织保证，戈尔巴乔夫积极主张调整和改革政治体制，使之“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说穿了就是要实行“政治多元化”，即在政治体制中实行多元化机制，实行多党制。这完全是反对一党专政，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搞多党制的主观错误思想。他还认为，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接近，“是当代世界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趋势”。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共产党性质的认识，把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搞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自苏维埃制度建立以来，共产党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这一条已载入苏联宪法。苏联宪法第六条规定：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政治团体的核心。戈尔巴乔夫懂得，要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必须改造苏联共产党。所以，在1990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党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推动下，也强调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而应该对宪法进行必要的修改。同年3月14日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则把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样，戈尔巴乔夫亲手打到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实行多党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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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支柱——人道主义和多元主义，是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是以服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原则。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背离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共产党人把它作为取代“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替代物，无疑是自寻死路。而在戈尔巴乔夫把持苏共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苏联走向这条道路就是“不可逆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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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向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完全市场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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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取消国家所有制垄断”，实行非国有化和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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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剥夺剥夺者”将资本家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归劳动人民共同所有，是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客观地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正如列宁指出的：“工人阶级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进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所准备起来了社会革命，即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它们变为公有财产。”[6]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就是“由上升到政治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7]。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后者则是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否认了公有制，也就否认了社会主义。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必须坚持在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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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即按照资本主义方向进行改革的最典型的代表。他的私有化思想的产生和最终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戈尔巴乔夫深知，在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这样一个政治气候和氛围下，如果一下子直截了当地提出私有化的主张，人民是绝对不允许的。虽然他打定主意要彻底改变苏联社会制度的性质，但必须采取迂回曲折的措施。正如他在苏共已被解散、资本主义复辟基本上已经实现的1991年所说的：“应该改变制度，我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一开始，社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这样提出问题，那将一事无成。”于是，他采用资产阶级政客惯用的手法，把自己的真实想法掩盖起来，先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模糊的新概念，在笼统的改革旗号下，把这些概念一点一点地灌输给人民群众，等到人民群众的观点改变了，再摊出自己的底牌，说出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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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第一步是丑化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私有化制造舆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基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区别。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然而，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但不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反而妖魔化公有制。1990年8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奥德萨军区的讲话中强调，国家所有制的垄断性、独占性的统治是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也是摆脱这种危机的主要障碍。因为这种统治使人同生产资料失去了联系，排除了建立创造性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的经济利益本来是生产和交换的内在的、根本的主动力，可是在当前这种垄断性独占性的国家所有制形式下，行政命令成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官僚主义的统治束缚了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因此，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取消垄断，实现财产非国有化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紧接着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非国有化”（разгосударствление）的概念，笼统地主张“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例如，他在1990年3月说：“不进行所有制关系的深刻改革，经济改革就是不可思议的。苏共主张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这些形式平等和合理的竞争是公民自由、劳动者实际选择发挥自己才能的方式方法以及保障消费者权益的经济基础。”经他建议修改的《苏联宪法》宣布：“苏联经济制度在苏联公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国家为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创造必要的条件并保证平等地保护这些所有制形式。”1990年10月18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戈尔巴乔夫对“私有化概念”作了一个解释：“不一定把私有化理解为只是向私有制转化，而应理解为通过各种条件向集体、合作社、股份公司、外国银行、私人转让，或者通过出售国家财产的手段改变所有者的更为普遍的进程。”后来，戈尔巴乔夫就不讲非国有化了，而只提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了，并且强调，私有化主要是向私有制转化，因为“没有私有制，一事无成”。可见，他的“非国有化”，实际上就是私有化，就是私有制。只不过在当时不能和盘托出，要一步一步说出来。俄罗斯经济学家普切林采夫作了很明白的注释：“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可以说，非国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级形式，私有化是非国有化的高级形式。开始时说非国有化，后来就说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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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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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和戈尔巴乔夫1990年10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报告，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纲领包含有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的内容主要是：①在经济活动中市场机制是基本的调节手段，它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同时国家也给予必要的干预，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②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它拥有进行经营活动所必要的全部权力，能够对市场调节的信号作出反应；③价格是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地形成的，必要时国家可以适当干预，但一般讲不能通过行政手段硬性加以规定；④形成完整的市场体系，除了商品市场外，还要有劳动力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保证市场机制能正常地运转；⑤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接轨；⑥建立服务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行政机构等。分析这些内容，已经不难看出苏联已经把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改革的总方向。上述报告明确指出：“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全世界的经济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有活力和有效率的。我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完全是人的利益决定的，目的在于建立起面向社会的经济，使全部生产面向消费者的需求，克服商品短缺和排长队的耻辱，切实保证公民的经营自由，为鼓励热爱劳动、创造性、主动性和高生产效率创造条件。”“市场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并不矛盾。只有市场与全社会的人道主义方向结合，才能保证人们的需要得到满足、财富的公正分配、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障、自由和民主的扩大。”“市场固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能保证在全体生产者活动十分协调一致的情况下使经济保持平衡，保证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市场要求生产具有灵活性，并能迅速接受科技进步的成果。”“向以市场关系为基础的经济体制过渡，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同世界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使我国公民得以利用文明的一切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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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必须指出，在戈尔巴乔夫的经济纲领中，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他要建立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性质上、社会方向上与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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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私有制结构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完全市场经济的前提。戈尔巴乔夫的逻辑是，市场经济反映的是一种自由的经济关系，市场的各个主体必须是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相互展开平等竞争的经济实体。如果在所有制结构中国家所有制居于统治地位，便无法使经济自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需要以多种所有制为前提。戈尔巴乔夫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后，1989年底苏联政府工作报告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到1990年2月全会，苏联所有制改革理论已发生了原则性转变，即明确放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向苏共二十八大提交的行动纲领草案就明确提出，“应当以计划市场经济来取代本身具有垄断性和缺乏主动精神、消耗大和经营不善以及忽视消费者利益的命令主义分配制度”。“计划——市场经济”的提出标志着苏联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在这一阶段，平等竞争的多种所有制形式是基础。苏共二十八大纲领草案指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独立商品生产者的竞赛、发达的财政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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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的几个月中，苏联经济改革目标的提法由“计划——市场经济”发展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在这一阶段，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础已发展成为要对国家所有制进行非国有化的改造。1990年9月提出的《苏联关于形成可调节的市场经济的机构和机制的政府纲领》指出：“存在市场关系的主体——独立自主的、不仅对经常性收入而且对自己的财产也负有经济责任的商品生产者，是建立市场和使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这要求经济的非国有化，即将一部分国家所有制企业脱离联盟、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的国家管理机关的直接控制，并将它们改造成为股份企业、租赁企业、合作社、合伙经营、劳动经济以及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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