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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案”。就在“500天计划”出笼的同时，苏联政府方面由部长会议副主席、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主持，在雷日科夫的支持下，以五月构想为基础，草拟了一份自称是“温和激进”的方案——《苏联关于形成可调节市场经济的结构和机制的政府纲领》，即政府方案。它是五月构想的具体化。雷日科夫和沙塔林院士都声称，尽管政府方案和“500天计划”有不少共同点，但存在许多原则分歧，不能“合二为一”。事实上，二者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目标、稳定财政和消费品的某些措施以及大规模实行国家所有制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等方面是一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上。“500天计划”主张各共和国在经济上是独立自主的，共和国应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主体，联盟是主权共和国的经济联盟。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失去了调控经济的可能，也形成不了全联盟的统一市场。而政府方案规定，中央政府应保留一定的调控经济权，保证全苏统一的市场形成。二是表现在农业生产资料的改革问题上。“500天计划”主张在农业中实行土地和固定资产私有化，而政府方案则反对买卖土地，反对把现有的农业公有经济拆散，而主张多种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三是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法，速度及具体措施方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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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方案”。在“500天计划”和政府方案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为了打破僵局，戈尔巴乔夫指示与前两个方案无关的阿甘别吉扬院士起草了第三个方案，即所谓“综合方案”，亦称“总统方案”，并于1990年10月16日提交议会，10月19日获得通过，题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这个方案的主要特点是：考虑到各共和国情况的不同和改革程度的差异，没有规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固定期限；保留了沙塔林计划中提出的国民经济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原则，同时认为这个进程不会那么快；采纳了政府的统一提高批发价格和收购价格的方案，又要求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一些基本产品价格控制，但应逐步减少实行价格控制的产品；必须使各共和国能够根据当地的特点自主地制订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授予它们范围广泛的新权力来管理国家经济。同“500天计划”中的取消中央协调作用不一样，“总统方案”规定了各共和国赋予联盟的职能和中央在协调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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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介绍“总统方案”时称，“中央决定放弃制定详细的全联盟计划，现在提出的只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原则”，对过渡时间、速度、各项指标和实施细则，未作具体规定，“各共和国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其特点制定和实施自己的计划”，并对此承担责任。雷日科夫总理表示，政府准备执行“总统方案”，并着手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新机构。上述三个方案的主要起草人沙塔林、阿巴尔金和阿甘别吉扬三院士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必须停止对总统方案优劣问题的争论，立即采取实际行动向市场经济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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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这场在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问题上历时一年之久的激烈争论似乎告一段落，但实际情况更趋复杂，经济改革由“空转”走向混乱。苏联改革旧的经济体制，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制度，可是又没有真正转向市场经济，既破未立，苏联统一的市场被分割，各加盟共和国各行其是，不再为中央政府马首是瞻。原来关系比较密切的共和国之间相互封锁，互设关卡、限制往来，禁止商品流出，许多企业根本不签订或不履行经济合同。生产联系和协作关系中断，原来分工周密、互相协作、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四分五裂。经济联系的崩溃加速了苏联经济的衰退，市场供应更趋紧张，经济危机进入总爆发时期。首先是生产急剧下滑、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其次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处于失控状态。再次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最后是农业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农业改革多数流于纸上谈兵，未见根本成效。由于经济领域和消费市场日益严峻，苏联社会问题尖锐、复杂，最后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完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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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伊乔·佩特罗夫著《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马细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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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代》杂志编辑部：《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夫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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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话》1999年第1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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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Правда.198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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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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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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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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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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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经济思想史：从列宁、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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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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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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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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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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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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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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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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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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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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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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