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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由于这个分析的精巧详妙而看不到它的本质特征。这是一个选择分析。正是这一点使该理论功能强大。贝克尔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和其他社会学科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4，如果经济学（或至少是微观经济学）发展起来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分析选择决定因素的方法（我想这是事实），那么，它们能应用于分析诸如法律、政治等方面的人类选择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他们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和研究对象截然分开的方法。事实上，由于人类并不是唯一进行选择的动物，可以想象，相同的方法可以运用于老鼠、猫和章鱼，以及所有和人类差不多的、最大化其效用的动物行为分析中。从而，把价格理论运用于分析动物行为就毫无问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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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对选择逻辑的痴迷，尽管最终可能使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恢复生机，但在我看来，这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却带来严重负作用。这种理论和其研究对象的分离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经济学家所分析的选择实体并没有成为研究对象，从而导致分析缺乏实质性内容。对经学家来说，消费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偏好集合；企业正如斯莱特（Slater）所说实际上被定义为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理论只是最优定价和投入组合之间的逻辑。”6交易发生在没有任何、制度特征的背景中。我们分析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甚至是没有市场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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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者和克拉彭（Clapham）7公共汽车上的人就没有相似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它和任何公共汽车上的任何男女都相去甚远。无从假设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最大化效用的，除非把悲伤或不完全成功也称作是效用。奈特（Knight）曾很好地表达过这一思想：“……经济学家认为人们工作和思想是为了免于陷入麻烦，这个观点至少有一半是和事实相悖的。我们为忠工作的事情中‘令人讨厌的’和‘令人满意的’各占一半；我们的创造力一半用使自己陷入麻烦，一半用于使我们免于麻烦（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少于这个比例）……一个暂財不用考虑事业上有所创造的人，会沉迷于游戏，会投入恋爱，会准备征服敌人，或者去捕猎狮子、到北极探险，或做其他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事情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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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人类偏好在几百万年前就已形成。在那些遥远的年代里，我们的祖先（不管他们是否可以被划归为人类）是以群猎为生，那些偏好在那样的条件下，是有益于生存的。所以我认为，最终可能使我们有能力刻画出人类本性的是社会学家（和他们的评论家）的研究，由他们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一个偏好集合，这个偏好集合就是经济学家研究的起点。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我们就有能力改进经济学领域对消费者需求和其他行为的分析。同时，我们一定都认同这一点：不管人们做出何种选择，对人类来说，几乎在所有情况下，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都会导致需求数量的减少。这不仅是指货币价格，而且可以指最广泛意义上的价格。不管人们是否理性，在决定是否绕过一条危险道路到达某饭店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确信，当道路变得更加危险的时候，通过它到迖饭店的愿望也就越少。毋庸置疑其他危险性较少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行性，比如，步行天桥通常会减少横穿大道的行人数量，而如果穿过马路的危险性减少的话，则直接穿过马路的人数就会增加。把这种认识进行一般化就形成了价格理论。在我看来，价格理论并不要求假设人们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另一方面，它也没告诉我们：人们为什么会像他们所做的那样选择？为什么一个男人会为得到一块三明治而甘冒杀头的风险？即使我们知道：如果这个风险非常大的话，这个人就会放弃寻求这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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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选文章没有一篇和人类偏好特征有关，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没有生物社会学家和其他非经济学家的大量研究成果经济学家就不会有多大的研究进展。在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对人性的认识是苍白的，对应该成为他们工作核心内容的制度的态度也是这样。这些经济学家应该研究的制度是企业和市场，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体系的制度结构。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假定为既定，因而不是其考察对象。这导致一个后果，即在分析由企业开展的以及在市场中发生的各种活动的决定中，法律的关键性作用被大大忽略。本书中的论文与其他经济学文献的区别，并不是它们拋弃了现存的、如我所说的体现了选择逻辑和应用广泛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它们使用这个理论去检验企业、市场、法律在经济体系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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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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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理论中，企业是一个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组织。企业为什么存在？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数目？什么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如购买多少投入、销售多少产出？这些问题都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经济理论中的企业，正如哈恩（Hahn）最近所讲的>是一个“模糊的：影子（shadowy figure）”。9考虑到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受雇于企业的，犬多数生产都发生在企业中，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依赖于这些经济分子中发生了什么，我认为，这种兴趣的缺乏是相当不正常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为企业的存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并试图表明“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活动的范围”。尽管这篇文章被大量引用，但很明显，正如哈恩的评论所说，这篇发表于五十年前的文章的思想并未成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装备中的主要部分。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发现，为了解释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它们承担什么样的活动，必须引人一个概念，我在那篇文章中把这个概念称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cost of using the price mechanism）”、“通过在公开的市场上迸行交易、开展业务的成本（cost of carrying out a transaction by means of an exchange on the open market）”或者简称为“市场成本（marketing costs）”。在另一篇文章《社会成本问题》中，我为了表达同一思想，使用了短语“市场交易成本（costs of market transactions）”。这些术语描述的就是经济学文献中的“交易成本”。我是这样来描述我的想法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10达尔曼（Dahlman）把交易成本具体化为“搜寻与信息成本、讨价还价与决策成本、监督与执行成本”11。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当前的经济学理论是缺乏交易成本概念的。而我认为：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概念，经济学家就不可能理解经济体系的运行，也不可能使用有用的方法分析大量经济向题，或者为政策决策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愿意交易的人从事于能带来交易成本减少的活动——只要采取这些行动在其他方面的损失小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交易成本的存在会影响到与哪些人交易、采取什么类型的合约以及提供哪种产品或服务。但是，对交易成本存在的最重要的适应性变化，可能还是企业的出现。在《企业的性质》中，我说，尽管生产可以通过个体间的合约而采取完全分散的方式进行，但事实是，进行交易需要花费成本，这意味着企业将会出现，以组织那些通过市场交易也可以完成的活动——只要在企业组织生产的成本小于通过市场展开交易的成本；企业规模边界就在企业内部组织一项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开展这项交易的成本之处。交易成本决定了企业购买、生产和销售什么。由于交易成本概念通常并被经济学家所使用，因此，把它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很难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我们思考的不是企业而是市场的话，就会进一步理解我看待经济问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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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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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是研究市场运行的，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本身比企业更处于影子地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有一章标题为“关于市场”，但只是对市场特点进行概括，并没有对市场进行深入考察，或许因为市场是马歇尔的保留主题，最终成为《工业与贸易》的论述核心。在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经济学分析的是市场价格决定，对市场本身的讨论已荡然无存。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但实际上却顺理成章。市场是方便交换而存在的制度，也就是说，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减少开展交易活动的成本。在一个假设交易成本不存在的经济学理论中，市场是不执行任何职能的，因此，通过分析个体在森林边缘用坚果来交换苹果或其他富有幻想的例子来发展交换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种分析无疑可以说明为什么贸昜会有收益，但却不能解释“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贸易的数量”以及“什么产品会被贸易”。当经济学家谈论市场结构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把它看作一个制度，前是把它等同于诸如企业的数量、产品的区分之类的问题。他们完全忽视了降低交易难度的社会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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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提供的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由来已久。在中世纪的英国，展览会（或集市）由个体在国王特权授予下进行组织。他们不仅为展览会和集市提供物质上的便利，而且负责安全保卫（这一点在那个政府虚弱的、变幻莫测的时代是很重要的）和管理解决争端的法庭（灰脚法庭12）。在现代经济中，展览会和集市（包括博览大厅这样的设施）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英国，它们已成为市政职能的一部分。当然，随着私人零售商、批发商所提供的商店以及类似设施数目的增加，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在逐渐削弱。尽管一些灰脚法庭以直延续至19世纪13，但随着政府开始提供安全保卫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老的集市的所有者：已经不再承担安全保卫的责任或执行法制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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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现代经济中，过去的传统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减弱，新市场（我所指的是商品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对重要性不断提高。这些新市场由拥有（或租赁）交易赖以发生的物质设施的贸易团体（也就是交易的参与者）进行规范组织。所有的交易所都详尽约束参与交易活动的个体的行为，如交易时伺、交易种类、双方责任和解决争端的条款等；它们都提供争端解决机制，并对违反交易规则的个体进行制裁。经济学家通常把这些交易所作为完美市场和完全竞争的例子，这并非没有意义。这些交易所就是市场，在这些市场所发生的交易被高度控制，但这种控制有别于任何政府规章。我想，这的确是在表明；对任何存在的接近于完全竞争的事物来说，正常情况下都需要一个精密的规则和规章体系。当经济学家考察有关交易的管理规则时，通常假定它们代表的是一种运用垄断力量的企图，其目的在于抑制竞争。但他们忽视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未能强调对这些管理规则的其他解释：它们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交易的数量。亚当·斯密这样说过：“特定行业的贸易商或生产商的利益通常在某些方面与公众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拓宽市场、减少竞争往往符合这些商人的利益。就拓宽市场而言，通常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公众当然会欣然同意；但是，减少竞争则往往与公众利益相悖……”14亚当·斯密雄辩地谴责了为减少竞争而设计的管制，这个论述的影响力似乎使我们对“商人们对制订拓宽市场的管制也颇有兴趣”这一事实视而不见。这或许是因为亚当·斯密很少关注这个课题，但我相信，还有另一个理由可以解释管制在拓宽市场中所发挥的这种作用被忽视的原因。经济学家可以轻易地在正统价格理论中处理垄断以及诸如关税这样的贸易壁垒，然而，由于价格理论中缺乏交易成本，因此，垄断与贸易壁垒的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就很难被纳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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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从运转机制上说，那些存在至今的市场需要更多的交易赖以发生的物质设施，也需要建立健全主导交易主体权利与义务的法律规则。那些法律规则可以由市场的组织者订立，就如大多数商品交易所的情况。交易所在法律制订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得到交易参与者的同意并保证它的实施。在商品交易所中，成员之间的协议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因为他们在相同的经营场址会晤，经营的商品种类有严格限制；规则的执行也是可行的，因为在交易所中，贸易机会本身.就有重大价值，被拒绝进行交易是一种制裁，其严厉程度足以促使大多数贸易者遵守交易所规则。如果交易的物质设施是分散的，分属于很多兴趣迥异的人，比如零售或批发的情况，私人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就会非常困难。从而，在这些市场上的有关运行机制就必须依赖于国家的法律体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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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社会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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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我考察了法律对经济体系运行的影响。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了揭示经济学理论的当前状态。在先前发表的《联邦通讯委员会》16中，我认为，如果美国不是对无线频谱各种波段的使用权进行行政配给，而是把它们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样情况就会好一些。我没有到此为止，我接着讨论了成功的竞拍者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经济学家通常会想当然地把它看作与物质单位（如衡量肥料的吨、衡量土地的英亩等）一样的生产要素。然而，法律研究者则习惯性地把所买卖的事物作为一束权利的组成来考虑。不难理解是什么导致我也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无线频谱的，因为，很难使用物理术语来处理发射电子放射线的权利的使用问题，尤其是在给定频谱上发射电子放射线所达到的效果严重依赖于毗邻频谱的使用，而毗邻频谱的使用是由其他人所决定的。不可能具体地考虑为使用某个频率而支付什么，除非对使用频率的人、使用毗邻频率的人或者可能使用它们的人所拥有的权利能有详细规定。在这个背景下，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首次发表了自己的分析，这个分析随后在《社会成本问題》中以更长的篇幅展开论述。我之所以在《社会成本问题》中以更详尽的方式论述我的观点，是因为很多经济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在阅读《联邦通讯委员会》之后，认为我的分析是错误的，而我希望通过更充分的论述来打消他们的疑虑和反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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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发现：我讨论无线瀕谱分配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对分析经济学家惯常处理的问题的分析是很有用的。正常情况下，在一块土地上拥有权利（并且希望使用权利）建造一座厂房的人也会确保自己享有阻止其他人在这块土地上种植小麦的权利；如果工厂的运行产生了噪音或带来浓烟排放，则工厂主会希望有权这样做。工厂主会选择一个特定的地点制造噪音或排放浓烟，因为这会比其他地点或其他生产方式带来更高的净收益。当然，这些权利的使用同时阻止了农场主对土地的使用，也阻止了其他人享有安静的环境和清洁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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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行使某些行动的权利可以买卖，那么，这些权利就会被那些能使其发挥出最高价值的人获得，不管是用作生产或是娱乐。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使那些行动能被实施，权利会被获得、分割与联合，从而带来最高的市场价值。有权行使权利的人必定阻止其他人进行生产或娱乐的机会，因为他们为了获得该权利而付出很高代价。当然，在权利的获得、分割和联合的过程中，新的权利集合所带来的收益价值的增加一定要和为实现那个新的权利集合而需要的交易实施所花费的成本进行比较。权利的重新配置只有在为实现它而需要的交易成本小于权利再分配所可能带来的价值增加时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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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从分析上看，诸如决定一块土地应该如何使用的权利和允许某些人在给定地点排放烟雾的权利没什么不同。正如拥有在一块土地上建造一座工厂之权利的人正常情况下也有权不在那个地点建设工厂一样，有权在给定地点排放浓烟的人也可以在那个地点停止排放（通过不使用权利和不转让权利给其他想排放的人）。权利怎样使用依赖于谁拥有权利和所有者签订了什么样的合约安排。如果这些安排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它们会使得权利被用于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但是，在计算用途的价值时，要扣除进行这些交易所涉及的成本。从而，在决定权利怎样使用方面，交易成本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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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我以系统性方式提出了上述观点。这篇文章在经济学文献中被广泛引证和讨论，但它对经济学分析的有益影响比我所希望的要小得多。在文章第三、四部分的大部分内容中，我忽略分析的其他方面而集中讨论了所谓的“科斯定理”。我考察了在交易成本假定为零的世界中会发生什么。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描述在这样的世界中的生活，而是为了提供一个进行分析的简易装置。这个简易装置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淸楚地看到在组成经济体系的制度形成过程序，交易成本所发挥的和应该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我考察了两种情况，一是企业有法律义务为其行动给其他人所带来的伤害支付赔偿；二是企业没有义务为其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伤害支付赔偿。我用作说明的那个关于牧场主走散的牛毁坏临近农民谷物的例子，经常被我的批评者拿来使用。我所说明的就是我所思考的：如果交易成本假定为零，而且当事方的权利界定清晰，不管权利界定给哪一方，资源配置都会是相同的。在我的例子中，如果牛的饲养者不得不支付给谷物生产者由他的牛所造成的损害价值，很明显，他就会把这个支付包括在他的成本中。但是，如果牛的饲养者没有法律义务为这个损害支付赔偿，谷物生产者就会愿意支付给牛的伺养者可能造成损害的价值，以促使牛的饲养者阻止这种损害的发生。从而，对牛的饲养者来说，如果继续让牛损害谷物则意味着上述这个支付的款项数目就成为他饲养牛的一个成本。在这两种情况下，牛所造成的损害都会给牛的饲养者带来相同的成本。然而，我也提出了一个在随后的论点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被我的批评者经常忽视的一个因素，即，如果牛的饲养者负有法律义务，通常会达成放弃谷物生产或改变所种植谷物品种的协议，只要这个协议所带来的损害减少大于（不包括损害在内的）谷物价值的减少。另外，也可能采取其他措施以减少损害，比如，当制作栅栏的成本小于它们所阻止的损害的时候，就制作栅栏。结果在别处的生产价值的减少要被考虑进牛饲养者的成本中，这个减少的数量可能低于牛造成的损害18。我的结论是：“……如果定价制度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状况影响的。”19这个结论被施蒂格勒（Stigler）确定为“科斯定理”，他是这样表述的：“……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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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交易成本的世界具有特别的特征。正如施蒂格勒所说的“科斯定理”：“零交易成本的世界被证明和无摩擦的物质世界一样奇怪。垄断者会得到相应的补偿，从而像竞争者一样行为，保脸公司不复存在。”21我在《企业的性质》中表明，如果没有交易成本，企业就没有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表明，如果没有交易成本，法律就无关紧要，因为人们可以无成本地进行有关获得、分割和联合权利的谈判，从而提高生产的价值。在这样的世界中，构成经济体系的制度既没有实质意义也没有什么目的。张五常（Cheung）甚至这样论证，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在丝毫不否认科斯定理的情况下，私人产权的假设就可以不再讨论了”22。毫无疑问，他是正确的。零交易成本假设的另一个后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当进行交易没有成本的时候，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使它们加速，以致瞬间就成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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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花费很多时间来研究这样一个世界的性质是不值得的。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把正交易成本直接引入经济学分析，从而使我们能够研究现实中的世界。但我的文章并没有起到这样的效果。期刊中的广泛讨论几乎全部集中在“科斯定理”—这个关于零交易成本世界的命题上。这种反应尽管令我失望，但我可以理解。科斯定理所运用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正是现代经济学所分析的世界。经济学家可以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地处理这个世界所提出的问题，尽管他们可能远离了真实世界。大量讨论都是对我的观点的批评，对于这一点，我也相当理解。因为，如果我是正确的，当前的经济学分析就不能处理很多它声称可以给出答案的问题。一个如此令人沮丧的结论是很难受人欢迎的，因此，我的分析所遭遇的抵制就相当自然。我认为，对科斯定理和我关于征税问题（经济学家对《社会成本问题》中最为关注的分析）的反对是站不住脚的、不重要或者说是不相关的。在本书《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读者会找到我这样认为的理由。科斯定理的讨论与（或明确或隐含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相关，但这仅仅是建立一个分析体系以解决正交易成本的真实世界所提出问题的开端。我从为，如果我们不拋弃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我们是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分析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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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边际成本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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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际成本的论争》中，我对支持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进行了讨论。支持边际成本定价的论述是对现代经济学家分析方法的一个极好说明。这种支持不是来自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而是来自经济学界著名的成员。边际成本定价发端于1938年美国的一篇文章，作者的名字是霍特林（Hotelling）23。在英国，边际成本定价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是勒纳（Lerner），他在1944年发表了他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的一个分析研究。24二战期间，米德（Meade）和弗莱明（Fleming）任职于英国内阁经济部，在一个有关国有企业运行问题的专题论文集中，他们的文倡导边际成本定价。凯恩斯看到了他们的论文，并热切地把它们发表在他担任编辑的《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25其他经济学家也鼓吹边际成本定价，但都已无法超越霍特林、勒纳、米德、弗莱明和凯恩斯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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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成本定价的说服力没什么好说的，否则，就不会得到那么多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的吹捧。它的逻辑基础显而易见：用于生产一种产品的要素成本就是生产它所放弃的其他生产用途的价值；除非价格等于成本，否则消费者就不一定对该产品形成需求，尽管对他们来说，该产品的价值要高于生产它所需要的要素用于生产其他产品所创造的价值。由于消费者必须决定的不仅是生产什么，而且述有生产多少，因此，价格就应该等于增加单位产出的成本，也就是边际成本。正如萨缪尔森所说：“只有在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经济体才能从它的稀缺资源和有限的技术知识中挤出最大产出……因为边际成本具有这个最优特征，所以，它经常被用于检测所有制度的组织结构的非效率。”27这实际上是向经济学家提议，所有价格都应该等于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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