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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参见R. H. Coase ，“The Theory of Public Utility Pricing and its Application，The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no.l（Spring 1970）：113—123，对这些和其他经济学家对边际成本定价的讨论做了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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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Paul A. Samuelson，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6th ed. （NewYork：McGraw-Hill，196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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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Tom Wilson，“Price and Output Policy of State Enterprise：A Comment”，Economic Journal 55（1945）：25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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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A. C. 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5th ed.（London：Macmillan&Co.，1952），32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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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上，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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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同上，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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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上，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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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上，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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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同上，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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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同上，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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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Austin Robinson，“Arthur Cecil Pigou”，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 12（Macmillan Co. and Free Press，1968），92，94.我有庇古对Edward W. Benis的Municipal Monopolies（4th ed，Thomas Y. Crowell&Co.，1904）的复印本，在《福利经济学》的第20章（政府当局的干预）、第21章（垄断的政府管制）和第22章（产业的国有化）中有六处引用了该书。我将把这书存放于芝加哥大学Regenstoin图书馆的特别收藏馆中。对庇古的标记和评论的研究会显示出庇古的研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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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Paul A. Samuelson,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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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印象中，“外部性”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萨缪尔森发表在Economic Jounal（September 1958，539一541）上的对de Graaf的Theoretical Welfare Economics的评论中，还有他发表在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Novermber1958：332—338）的文章“Aspects of Public Exenditure Theories”中，这篇文章是对他1955年12月所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的些微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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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rank Hahn，“Reflections on the Invisible Hand”，Lloyds Bank Review（April1982）：7—8.这篇文章在哈恩的《均衡与宏观经济学》（Hahn，Equilibrium and Macroeconomics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4，111—133）中被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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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D. North and J. Wallis，“Measuring the Size of Transaction Sector in the American Economy，1870—1970”，in Long 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dited by S. engennan and R. Gallman，Studies on Income and Wealth，vol .51（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87），95一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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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James E. Meade，“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 in a Competitive Stituation”，The Economic Journal 62（March 1952）：54—67.—个关于美国养蜂人工作的制度背景（包括养蜂人与农作物种植者之间的合约安排）的有趣说明，是David B. Johnson的“Meade，Bees and Externalitie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6，no.1（April 1973）：35—52；—个更详细的关于这些合约安排的分析是张五常的《蜜蜂的寓言》（Steven N. S. Cheung，“The Fable of the Bees：An Economic Investigation，”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6，no.1，April 1973：11—33）。在这个分析中，张五常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合约安排下的市场的有效性。米德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研究问題惯例的实证：他们常常对理论发现给出描述，但从来没认识到需要调查他们所说的与真实世界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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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2．企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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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做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1由于经济理论中存在一种从私人企业而不是从产业开始分析的倾向2，因此就更有必要不仅对“企业”这个词给出明确的定义，而且要弄清它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的不同之处——假如存在的话，就应该搞清楚。罗宾逊夫人曾说过：“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3尽管正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指出的，“较通常的是，一种假设是可处理的，而另一种则是现实的”，可能还有这样的理论分支，其中的假设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下文将表明，一种不仅是现实的（即能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是易于处理的（即能用马歇尔所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来处理），企业的定义是可以获得的。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4，当然，我们的定义必须“与能被准确表达的正规叙述相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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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比较合适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阿瑟·索尔特（Arthur Salter）爵士对经济体制的描述描述：“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行运行。它的日常运行不在集中控制之下，它不需要中央的监查。就人类活动和人需要的整个领域而言，供给根据需求而调整，生产根据消费而调整，这个过程是自动的、有弹性的和反应灵敏的。”6一位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体制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而社会不是一个组织却是一个有机体。7经济体制“自行运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私人计划。人们都在不同方案之间进行着预测和选择。假如要使经济体制有秩序的话，这就是不可或缺的。但这种理论假定资源的流动方向直接依赖于价格机制。确实，仅仅试图去做已由价格机制做完的事常常被认为是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一个理由。8然而，阿瑟·索尔特爵士的描述却给出了一个有关我们经济体制的非常不完整的画面。在企业中，这种描述根本不适用。例如，我们发现在经济理论中生产要素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之间的配置是由价格机制决定的。如果要素A的价格在X比在Y高，则A就会从Y流向X，直到X和Y之间的价格差消失为止，除非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其他方面的利益补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发现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并不适用。如果一个工人从部门Y流向部门X，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那些反对经济计划工作的人的理由是，问题已被价格机制解决了。对于这种观点，应该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计划完全不同于上面所提到的私人计划，而类似于通常所说的经济计划。上面这个例子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体制中具有大范围的典型意义。当然，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忽视这一事实。马歇尔把组织作为第四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学理论；克拉克（J.B.Clark）赋予企业家以统筹职能；奈特（Knight）强调了经理的协调作用。正如罗伯逊（D.H.Robertson）所指出的，我们发现了“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它们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9。但既然人们通常认为统筹协调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10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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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价格机制能被替代的程度有很大差异。在一个百货商店中，各种柜台在大楼里的空间配置既可以由管理当局决定，也可以是为场地进行竞争性价格招标的结果。在兰开夏的棉纺织业中，一个纺织商能靠信用租到动力设备和店铺，获得织机和棉纱。11然而，这一系列生产要素的组织协调通常是在没有价格机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作为替代价格机制的“纵向”一体化的程度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间差别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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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正如罗宾斯（Robbins）所指出的：“（企业）与外部的相对价格和相对成本的网络有关”12，可重要的是发现这种关系的真正性质。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生动地描述了资源配置在企业中和在经济体系中的区别。他在讨论亚当·斯密的资本家概念时写道：“人们开始看到存在着比承包商主持的每一个工厂或单位的内部关系更加重要的事情；承包商与在他的直接活动空间之外的经济世界存在着联系……承包商亲自忙于每一个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并且他自觉地进行着计划和组织”，但是“他是与更大规模的经济专业化相联系的，在那里他自己不过是一个专业化的单位。可见，他在一个大规模的有机体中发挥着他作为一个单个细胞的作用，他几乎是不自觉地担任着一个重果角色”。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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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事实而言，虽然经济学家们将价格机制作为一种协调工具，可他们也承认了“企业家”的协调功能，研究为什么协调在某一情况下是价格机制的工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企业家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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