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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例如他在“General Welfare”第259页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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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第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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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otelling，“Relation of Prices，”154一155，我应该补充说，所得税也影响在是为自己工作还是雇人工作之间作出选择，从而所得税会消除专业化的某些优势。见F.W.Paish，“Economic Incentive in Wartime”，Economica，n.s.，8，no.31（August 194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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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这一问题看来在公共财政理论中被忽略了。在间接税负担的通常讨论中，假设另一个选择是一次总付。参见例如M.F.W.Joseph，“The Excess Burden of Indirect Tax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June，1939。也可比较J.R.Hicks，Value and Capital，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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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Hotelling，“RelationofPrices”，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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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所有货物都以平均成本定价，由于所有价格都会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消费者的选择可能会不受影响。但是只有在所有价格都相对于边际成本成比例地提高时，这才是对的，因而这种想法很可能是不正确的。见弗利斯奇^和霍特林在Economitrica（April1939）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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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见Philip H.Wicksteed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Selected Papers and Reviews on Economic Theory，vol.2（London：G.Routledge and Sons，1933），67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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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见注释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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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5．社会成本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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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1704572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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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有待分析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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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了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分歧的观点展开的。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不同的烟尘排放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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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170457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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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问题的交互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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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交互性质，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我在早先发表的文章3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另一事例是走散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散。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再举一例：施蒂格勒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4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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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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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正常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制度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这一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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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散的牛损坏邻近土地的谷物生长一案，是说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的很好例子。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再假定在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的谷物损失。牛群规模扩大产生的边际损失是什么则是另一个问题，这取决于牛是否习惯于相互尾随或并排漫游，取决于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和其他类似因素是否使牛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就眼前的目的而言，对牛群规模的扩大所造成的边际损失的假定是无关宏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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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论述，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将农夫的土地用栅栏围起来的年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头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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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养牛者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如果他将牛群头数从2头增到3头，他须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决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联系其他成本来考虑这一因素。这就是，除非追加生产的牛肉（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包括增加的损坏谷物价值在内的附加成本，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如果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办法就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4头或更多的牛，当没有其他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养牛者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栅栏围起来后，由于损害责任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而不得不加固并建造花费更大的栅栏，因为养牛者有责任依靠这些栅栏管好更多的牛。当然，对养牛者而言，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合算，就像在上述算术例子中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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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想，养牛者将支付所有谷物损失这一事实会促使农夫增加种植量，假如养牛者逐渐占据了邻近土地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以前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谷物，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谷物损害的存在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谷物量的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损失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放牛一般都会造成谷物损失，因此养牛业的出现会抬髙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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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如果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受损害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未被损害的谷物的销售中得到的收入少于耕种该块土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即不将这块土地留作耕种是有利可图的。通过一个算术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所收获的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纯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农夫拥有土地。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邻近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美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纯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在任何的损害赔偿低于3美元时就不耕种他的土地，则养牛者的境况就有改善。农夫为任何高于2美元的赔偿费也会同意不耕种那块土地。显然，使农夫放弃耕作而达成满意交易的余地还是有的。5但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的土地。例如，牛有相当固定的通往小溪或树荫地带的路线，在此情形下，沿途道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因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达成一项农夫不耕种这块狭长土地的交易会对双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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