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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Williams. Liability for Animals，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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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Bland v. Yates，58 Sol.J.612（1913一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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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illiams，Liability for Animals，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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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Pigou，Economics of Welfare，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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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Williams，Liability for Animals，244一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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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Pigou，Economics of Welfare，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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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同上书，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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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同上书，17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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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同上书，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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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同上书，192—194，381；A.C.Pigou，A Study in Public Finance ，3rd ed.（London：Macmillan &Co.，1947），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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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市场与法律 6．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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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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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这一术语并非我的首创，我亦未曾对这一定理作过精确的表述。该术语的提出及其表述应归功于施蒂格勒（Stigler）。然而，他对该定理的阐述确实是建立在我的研究工作基础上的。人们可以在我的论文中发现同样的思想，尽管表述不同。我最初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提出了业已被归纳为科斯定理的观点。我说：“一个新发现的山洞是属于发现山洞的人，还是属于山洞入口处的土地所有者，或是属于山洞顶上的土地的所有者，无疑取决于财产法。但是，法律只确定谁是必须与之签约才能获得山洞使用权的人。至于山洞是用于储藏银行账簿，还是作为天然气贮存库，或种植蘑菇，并不取决于财产法，而取决于银行、天然气公司和蘑菇企业哪一个能够付出最高费用以获得山洞使用权。”1当时我就指出，这一观点（当它与山洞使用权有关时，似乎无可争议地）也可适用于发射无线电波（或排放烟尘），而且我还以“斯特吉斯诉布里奇曼案”（该案涉及一位医生受到一台制糖机工作时所发噪声和震动的影响）来说明我的观点。我运用人们现已很熟悉的论证方法指出，无论制糖商是否有产生噪声或震动的权利，实际上这一权利将由那个认为此权对自己最有价值的人取得（ 犹如新发现山洞的情况）。我总结道：“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2这是科斯定理的实质。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以较大的篇幅复述了这一观点，阐明这一结果取决于零交易费用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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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格勒以如下语言表述了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3由于如施蒂格勒所指出的，零交易费用会促使垄断者“像竞争者那样行动”4，因此可以说，伴随着零交易费用，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将相等。由此可见，施蒂格勒关于科斯定理的阐述与我在自己的论文中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是不同的。我所说的是产值最大化，并没说到不一致问题。社会成本代表着生产要素在替代的用途中会产生的最大价值。可是，通常只关心自己收入最大化的生产者并不顾及社会成本，而且只会从事一种活动，即所利用的各种要素的生产价值大于他们的私人成本（该数额是指这些要素在其最佳的替代用途中的所得）。但是，如果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那么生产者势必只去从事所利用的各种要素的生产价值大于它们在最佳替代用途中产生的价值的活动。这就是说，在零交易费用条件下，产值将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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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文献中，有关科斯定理的讨论已极为广泛，因此，我不能奢望分析出现的所有观点。然而，有些批评意见抨击的是我观点中的核心内容，并且往往不断出自享有盛名的经济学家之口。为此，我感到有必要与他们进行探讨，尤其是因为，以我之见，这些批评意见多半是不正确、不得要领或离题的。甚至那些同情我观点的人也常常误解了我的观点，其原因如我所说的那样，庇古的研究方法在现代经济学家头脑中根深蒂固。我只希望这些注释将有助于减弱这种根深蒂固的程度。无论我所说的正确与否，它们至少将澄清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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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财富将最大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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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如我所做的那样，是否有理由假定当交易费用为零时，谈判将导致使财富最大化的协议。有人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假定。因为这种批评来自萨缪尔森（Samuelson），所以显得更有分量。萨缪尔森在两处（均在注脚中）提及《社会成本问题》，不过，他的观点实质上表达了同一看法。在第一处，他说：“在这种情况（有关克服烟尘妨害的谈判）中，不受限制的自我利益将导致无法解决的、伴随着非确定性和非最佳的双边垄断问题。”5在第二处，他说：“……可以共同利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投入品的定价问题无法通过将它降低到一种可确定的最大化总量来解决，因为在多边垄断的条件下；这种总量在各方间的配置是一个无法确定的问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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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的评论包含了一个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并且最初是用来针对一个更难对付的论敌的。埃奇沃思（Edge - worth）在《数理心理学》（Mathematical Psychics，1881）中已指出，进行物品交换的两个人最后根据“契约曲线”成交，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存在各种通过进行对双方更有利的交换而达到的情形。埃奇沃思含蓄地假设存在无成本的“缔约”和“再缔约”。我时常想，自己50多年前研究《数理心理学》时，对这一观点留下的潜意识记忆也许在导致我形成现被称为“科斯定理”的命题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书中谈到埃奇沃思的观点时说：“……从契约曲线的任何一点出发，都会产生一种有利于双方的运动。这不等于像埃奇沃思所说的，交换实际上必然在契约曲线的某一点上成交，因为在许多双边垄断的情况下，最后的均衡点也许会偏有契约曲线。”7后来，萨缪尔森又补充说：“……人作为社会动物这一经验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很有把握地预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受过教育和具有良知的人’事实上会趋向一般化的契约轨迹。作为一种对事实的经验表述，我们不能同意埃奇沃思关于双边垄断者必须根据契约曲线上某一点成交的观点。他们也许会在曲线外某一点上成交，因为某一方或双方将不愿讨论使彼此都有利的可能性，因为担心这种讨论会破坏已有的、可接受的现状。”8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解释了两个人不能根据契约曲线成交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愿进行可能导致更有利于双方的交换的谈判，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一种使一方或双方较之以前更糟的协议。这种论点是令人费解的。如果当事人之间已有一项契约，为了修改，彼此需要达成协议，那么似乎并不存在阻碍重开谈判的因素。如果没有契约，也谈不上破坏现状。就发生的交换而言，有关交换条款的协议必不可少。假定如此，那么我并不认为，当事人会选择较之双方本应达到的境况更不利的条款。或许，萨缪尔森所考虑的是，因为当事人不能就条款达成协议，假定这将影响到他们得自交换中的预期收入，所以就不会存在契约和交换。这似乎成了萨缪尔森1967年的观点。当时，他说在事先而且完全不考虑最大化利润如何在当事人之间划分的前提下，两个自由意志的个人的各自的合理利益并不会使双方利润总数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解决方案必然出现——即便是在最理想的博弈状态下。除非靠经济分析家的命令，或者靠他同义反复地重新对什么构成‘非理性’行为下定义，我们不能排除某种非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强调标记原文就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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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如果当事人不能就交换条款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就不能排除这种结果，因而也不能论证两个在谈判交换的人必须根据契约曲线成交，即便在当事人可以无限制地讨价还价的零交易费用世界里。然而，有充分的理由假定，这种不能达成协议的比例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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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萨缪尔森自己指出的，在供方愿意出售的价格低于需方愿意购买的价格时，且双方由此不得不达成价格协议的情况下，“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10。萨缪尔森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我的秘书经过训练，已熟悉我的工作方式，我也习惯于她的工作方式，那么在我们联合工作的结果的责任方面就有一个非确定的范围。没有她，我可以找到若干个替代者，但不一定以很少的成本找到一个相近的替代者。另一方面，如果我明天突然辞退她，她为了掌握我的特殊经济学词汇而作的投资就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假如我保持在无差异的边际上，避免采取突如其来的行动，或许是我给她的副支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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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十分普遍的假设情况是，我们正考虑是否购买原材料、机器、土地、建筑物或劳务。当然，替代晶的竞争通常将大大缩小协议价格的范围，但是，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很少有不关心交易是否成功的。并且，我们还要了解原材料、机器、土地和建筑物的买卖，甚至教授招聘秘书的情况。我们一般似乎不会让收益分配问题成为达成协议的障碍。这是毫不奇怪的。那些发现不可能达成协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他们既不能买也不能卖，而且结果总是落得个两手空空。导致这一结果的性格几乎没有存在价值，并且我们可以假定（我肯定会这样做），人们通常没有这种性格，而愿意“妥协”。萨缪尔森认为，在埃奇沃思所分析的情形中，人们不一定根据契约曲线成交，是“一个对事实的经验性表述”。这无疑是对的，但更有意义的事实是，通常我们可以期望他们根据契约曲线成交。萨缪尔森在讨论他正考虑采取断然措施的假设例子时，指出避免采取突如其来的行动，或许是给他的秘书的“副支付”。他的秘书肯定不同意这些副支付，或者接受减薪，尽管这对她（和萨缪尔森）较有利；或者，萨缪尔赛可以突然辞退她，使他（和她）处于更糟糕的境地，因为萨缪尔森认为，她不愿减少薪金；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零交易费用的条件下，这种结果几乎不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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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缪尔森还强调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诚然，在任何购买中都存在不确定性，因而这可以应用于任何经济分析，但是，就像埃奇沃思所指出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结果是非最优的。进而言之，两个当事人的预期收益的不确定性与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我讨论的问题是，个人和企业实施一定行动的权利的转让及其对生产和销售的影响。在任何情形下，没有理由假定，在谈判解决排放烟尘的权利时，收益分享的不确定程度要比在经济学家更习惯于分析的诸如房屋购买此类交易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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