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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逐渐脱离经常的生产工作的过程，往往是从主人的妻子或正妻开始的。当社会进展到习于定居生活以后，从敌对部落掳掠妇女为妻的这种办法已经难以实行，已经不再能以此作为妻妾的一个习惯来源。文化发展到这一阶段以后，正妻往往出于高贵门第，这就加速了使她脱离粗鄙工作的倾向。至于高贵门第这一概念的起源以及它在婚姻制度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这里不容深究。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只须说明这一点：所谓高门望族，是由于长期累积财富并与某些特权有渊源因而受到尊崇的世家。有着这样出身的女子，在婚姻中是要受到欢迎的，这是因为由此既可以同她有权势的亲属结成姻戚，而且由于她的血统已同丰盈的财货与显赫的权势连结在一起，人们觉得在这样的血统中含有高贵价值。然而她仍然是她丈夫的动产，正同她被丈夫购入以前是她父亲的动产一样，不过她是出于她父亲的高贵血统的，因此人们觉得使她从事于她的婢仆们所做的贱役，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尽管事实上她是完全隶属于其主人的，在她所属的社会阶层中，她所处的地位是决于男性成员的，但基于高贵门第是可以传袭的这一原则，她的地位高过了普通奴隶；一旦这个原则获得了习惯依据，她就在某一程度上享有了有闲特权，而有闲则是高贵门第的主要标志。在门第是可以传袭的这一原则的推动之下，作为一个妻子，如果她主人的财力允许的话，她的劳动解除的范围将渐渐扩大，直到一切劳役和手艺工作都包括在内。此后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财富渐渐集中到了比较少数人的手里，于是上层阶级的财富的习惯标准也就有了提高。脱离手艺工作，随后又脱寓低贱的家务劳动，这一点是从正妻开始的，这个趋势将逐渐演进，扩展到其他妻妾（如果有的话），并且将扩展到贴身服侍主人的其他奴仆。一般的趋势是，作为一个奴仆，跟他主人本身的关系越疏远，免除劳役越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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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人的财力允许的话，则由于对主人个人服役的重要意义日益增进，由担任这类职务的随身侍从组成的这一个阶级，将有进一步发展。主人的身体是价值与光荣的化身，关系是最重大的。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也由于他的自尊心，他应当有得力的、专职的仆役，随时听候使唤，这些仆役侍应时应当全力从事，不容有任何别的工作从旁牵制，这是一项重大任务。这些专业化仆役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实际服务，而在于外观上的炫耀。在后一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类仆役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摆摆架子，而且是为了使主人可以有所满足，这就是说，主人的“支配欲”借此可以有发泄余地。诚然，家具设备不断增加以后，也许需要较多的人手，但增加的设备大都是用来铺张场面的，不是供作实际享受的，因此这一点对这里的论点关系不大。这类高度专业化的人数越多，上述各种功用就越加能够更好地发挥。结果是，管理家务和随身侍应主人的那些仆从不断地增加，不断地分化，这类仆从脱离生产劳动的倾向也跟着日益演进。由于他们是被用来证明其主人的支付能力的，他们的职务内容变得越来越空虚，最后简直变成了徒有其名。就那些跟主人最贴近的、在对外接触中最显露的仆从们说来，情形尤其是这样。因此这些人的功用就大部分在于他们的明显地脱离生产劳动，在于能由此证明他们的主人的有财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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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了表现明显的有闲而特为雇用大群仆从的风气有了相当发展之后，人们逐渐感到，就外表的壮观来说，男仆胜于女仆。让男子们，尤其是那些漂亮、壮健的汉子们，来当长随等厮养之役，显然比女仆壮观，代价也显然较大。用他们来做这件工作比用女仆更合适，因为由此可以表明在时间、人力上较大的消耗。这样在有闲阶级经济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族长制时代，围绕在终日忙忙碌碌的主妇左右的是一群辛勤操作的仆妇和婢女，而现在看到的却是尊贵的夫人，跟在她后面的是一群豪奴健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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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就一切阶级和阶层说来，贵妇和仆从们的有闲，跟出于自有的权利的一位绅士的有闲不同，前者的有闲是一种职务，而且是一种外表上看来很辛苦的职务。这种职务的表现形式大都是在于侍奉主人时的不辞劳瘁，或者是在于布置屋内陈设时的殚精竭虑，因此这里的所谓有闲，指的只是这一阶级很少或绝对不参加生产工作，而不是对一切形式的劳动都避而远之。主妇或家仆担任的职务往往是够繁重的，而且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往往被认为是对整个家庭的安乐绝对必要的。这类服务是有助于主人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身体健康或物质享受的，就这一点来说，它似乎也可以算是生产工作，只有这种有效工作以外的残余部分，才应当看作是有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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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列入家务操作范围内的许多劳务，以及文明人在生活享受上所需要的很多所谓“有用事物”，实际上是属于礼仪性质的。因此按照这里使用的“有闲”这个字眼的意义，肯定应当把这类劳务看作是有闲的表现。为了使生活能过得相当好，这类劳务或许是迫切需要的，甚至为了个人享受，或许也是非此不可的，但事实尽管是这样，这类劳务仍然可能是主要或全部属于礼仪性质的。还有一层，这类劳务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性质，对我们说来才成为必要的，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需要这类劳务的习惯，已经坚信不这样做是越规违礼的。没有这类劳务我们会感到不愉快，这并不是因为缺少了它们就会直接造成身体上的不愉快，有些人的爱好可能还没有经过习惯上的好恶之别的训练，这样的人也不会因为缺少了它们而感到愤懑。情况既然是这样，在这类劳务上耗费的劳力就应当看作是有闲，当这样的有闲，由家庭中经济独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家长以外的人来表现时，就应当看做是代理性的有闲（vicarious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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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务操作的名目下由主妇和仆役们来表现的这种代理性有闲，往往会发展成为辛苦的劳役，在博取荣誉的竞争进行得比较紧张热烈的时候尤其是这样。这是在现代生活中时常看到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这类仆役阶级担任的家务操作，也许可以比较适当地称为劳力浪费而不是代理有闲。但后一名称有个优点，它能够表明这类职务发生的缘由，并且能够清楚地指出其功用的实际的经济依据，因为这类工作可以用来表明主人或主人的整个家庭的金钱荣誉，理由是某一定量的时间和劳力是在这上面显然虚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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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构成了一种附属的或派生的有闲阶级，其任务是为了原始的或正统的有闲阶级的荣誉而执行一种代理有闲。这个代理的有闲阶级与纯正的有闲阶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习惯的生活方式自有其特征。主人阶级的有闲所体现的，至少在外表上是一种任意地避免劳动的性格倾向——认为这样足以提高主人本身的福利，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仆役阶级从脱离生产劳动得来的有闲则是某种在强制下的表现，一般或根本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享受。一个仆役的有闲并不是他自己的有闲。只要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仆人，并非同时是纯正有闲阶级中的一个次级成员，他的有闲就总是来自一种借口，即这是增进其主人生活上的丰富多彩的一种专门职务。这种从属关系的迹象，在仆人的动作和生活作风中是显然存在的。在整个拖得很长的经济时期中，当家庭中的主妇基本上还处于奴役地位时，就是说当家庭仍然以男性为主时，这位主妇的情况也往往是这样。为了满足有闲阶级生活方式的要求，作为一个仆人，不但应当表现一种卑屈逢迎的态度，而且应当表明他在这一点上是训练有素，具有实际经验的。仆人和主妇不仅应当完成某种任务，显示出一种服从的性格，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应当表明，关于服从的技术他们也是十分熟练的，对于有实效而明显的奴性的准则，能够圆熟自如地完全遵守。即使在今天，这种在形式上表现服从关系的资质和技能，仍然是构成那些高薪仆役的功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那些有教养的主妇的动人点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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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得力的仆人的首要条件是他深切了解自己的地位。仅仅懂得怎样完成某些需要完成的机械任务是不够的；他首先必须懂得怎样以适当的方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家庭服役也许可以说是需要智力的职务，而不是机械的职务。于是逐渐形成了在容态举止上要求合乎礼仪的精细制度，专门规定了仆役阶级表现代理有闲时的规格方式。在任何情形下违背了这类准则是要受到责难的，这主要不在于由此显示了机械效能上的欠缺，甚至也不在于奴性态度或奴性气质上的欠缺，而归根到底是在于由此显示了特种训练上的欠缺。进行关于如何侍应主人的特种训练是费时费力的，这种训练的效果如果在仆人身上显然高度存在，那就表明，这个仆人不论现在或过去都不惯于从事任何生产工作；而这一点很久以来就是代理有闲的一望而知的确证。因此侍应工作上的谙练是有它的功用的，它不但可以满足主人对优良服务和熟练技能的本能的爱好，不但可以投合主人与赖以为生的那些人对比而感到明显优越的那种性格倾向，而且由此还足以证明，比之一个未经训练的人所表现的单纯的明显有闲，它是消耗了大得多的人力的。如果一位体面绅士的厨司或马夫，在他主人进餐或出行时侍奉得那样地不中程式，以致使人要想到他以前也许是个种地的或牧羊的，那就糟了。这样笨手笨脚的动作足以表明，主人并没有能力雇用受过专门训练的仆人来为他服务，也就是说，这位主人无力负担使他的仆役获得特种训练时在时间精力与教育方面所需支出的代价，无力培养有充分训练，能够在严格符合礼仪准则的情况下从事专门的服务工作的仆人。如果仆人的表现所说明的是他的主人缺乏资力，那就直接破坏了役使奴仆的主要实际目的，因为仆役的主要用途原是在于证明主人的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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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所述，或者会认为一个缺乏训练的仆役之所以使人不愉快，是因为由此直接说明了主人的吝惜费用或贪图实惠。但实际情形当然不是这样。其间的关系要间接得多。这里发生的情况同一般的情况是一样的。不论什么事物，凡是一开头在我们面前显得是很好的，不久就会引起共鸣，使我们觉得其本身就是一个很可喜的事物，然后它在我们的思想习惯上生了根，被认为是本质上不错的。但是要使行为的任何一个准则能维持不坠，就必须不断地获得构成其发展的规范的那些习惯或性格倾向的支持，或者至少不与之相抵触。代理有闲的需要，或对劳役的明显消耗的需要，是畜养奴仆的主要动机。只要这一点保持不变，就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违背了公认的习俗，将仆役的见习期限缩短，就会使人感到难以忍受。这种对代价高昂的代理有闲的需要，会发生间接的、淘汰的作用，导使我们形成一种爱好，导使我们形成对有关这一问题的是非观念，结果是遇到了与我们的见解相左的现象就会发生反感，并把它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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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认的财富标准的提高，以畜养仆役与使用仆役来夸富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占有并畜养一批奴隶，叫他们从事生产财物，其所证明的是财富与威力；但是畜养一批仆役，不让他们从事任何生产工作，其所证明的却是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地位。在这样的原则下，就兴起了一个仆役阶级，其人数越多越好，他们的惟一任务是懵懵懂懂地侍候主人，从而证明他们的主人有力量消费大量不生产的劳务。于是在这些仆役或寄食者之间发生了分工，这些人的一生是消耗在如何保持一位有闲绅士的尊荣这一点上。结果是，一部分人为主人生产财货，另一部分人，大都以主人的妻子或正妻为首，则在明显有闲的方式下为主人进行消费，以证明主人能够经受金钱上的巨大损耗而不影响到他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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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关于家庭劳役的发展和性质的带些理想化的概括叙述，与这里称作“准和平”生产阶段的那个文化阶段的情况最相近似。在这个阶段，个人劳役初次提高到了成为一个制度的地位，而这个制度在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在这个阶段。在文化的进程中，准和平阶段是紧跟着纯掠夺阶段出现的，两者是未开化生活中相衔接的阶段。准和平阶段的特征是形式上遵守和平与秩序，然而在这个阶段，生活中仍然充满着压制与阶级对立，还不能称为完全的和平阶段。从经济以外的观点来看，在许多用意下，或者也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身份制阶段。这个名称很可以用来总括这一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以及人们处于这一文化水平时的精神态度。但是如果要说明这个时期流行的生产方式的特征，要指出经济演进中这时的生产发展趋势，则用“准和平”一词似乎比较恰当，因为它能够把这层意思表达出来。就属于西方文化的各国来说，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大概已成过去；只有一个数字很小而情况很显著的部分是例外，在这个部分的社会中，那种未开化文化下所特有的思想习惯的蜕变只是比较细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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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劳役现在仍然是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一个因素，尤其是在有关商品的分配与消费方面；但其相对重要性，即使在这个方面，也已无疑地有逊于其已经占有的地位。这种代理性有闲的最高度发展是在过去而不是在现在，现在它的最高度表现可以在上层有闲阶级中看到。谈到属于比较古老的文化阶段的那些传统、习俗和思想习惯的保存，就其得以被极度广泛地接受、得以极度有力地发展来说，现代文化受到这个阶级的帮助之处是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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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助于日常生活的享受与便利的种种机械设备，获得了高度发展。因此现在任何人，除了以早期的习惯传统遗留下来的荣誉准则为依据的人以外，已很少雇用随身侍者，甚至已很少雇用任何类型的家庭仆役。唯一例外也许是雇用服侍体力衰弱者或精神衰弱者的那类仆役。但这样的仆役实在应该列入有训练的护士一类，不应该列入家庭仆役一类，因此雇用他们只是通则的表面上的例外，而不是真正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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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现在一般小康之家所以要雇用仆役，其近似（表面上的）原因是，家族成员不能在胜任愉快的情况下干这样一个现代家庭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其间的理由是：（1）他们“社交上的义务”太多；（2）所需要完成的这种工作太繁重。这两个理由可以申述如次：（1）在带些强制性的礼法之下，这样一类家庭的成员，其时间与精力表面上必须完全消耗在表现明显的有闲上，即消耗在拜会亲友、旅行、体育比赛、俱乐部消遣以及妇女义缝团和各种慈善团体等类的活动上。把时间与精力使用在这方面的人，往往私下承认这一切俗套以及对衣饰和其他明显的消费的不得不加以留意，都极其可厌，但绝对无法避免。（2）在对财物必须进行明显的消费这一要求下，生活上的各种设备，如住宅、家具、古玩以及关于衣饰和饮食的各种装置等类，已经逐渐发展到这样精细繁重，以致如果没有别人帮助，就不能在合乎礼仪要求的方式下加以使用。主人出了代价雇用仆役，叫他们出力帮助，是为了完成礼仪上所要求的日常工作，然而对主人说来，同这些人亲身接触，往往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为了要把一部分家用器物的繁重消费事项托付给他们，对于他们的在场就不得不忍受，并给以报酬。由此可见，家庭仆役以及随身侍从这一特殊阶级的大量存在，对主人说来是一种让步，是肉体享受对金钱礼仪的精神上的需要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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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代理有闲的最大表现的是所谓家庭职务。在这些职务是为谁执行的这个问题上正在发生很快的变化。执行这些职务现在与其说是为了家长个人的荣誉，不如说是为了作为一个共同单位的整个家庭的荣誉——在这个团体中，主妇是在表面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一个成员。一等到家庭——上述职务就是为这类家庭执行的——脱离了占有制婚姻的古老的基础，这些家庭职务当然也就不再属于原来意义下的代理有闲一类；除非这类职务是由被雇的仆役来执行的。这就是说，既然代理有闲只是在身份制或雇佣服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则身份制关系在人类交往的不论哪一部分消失以后，在那部分生活中的代理有闲也将跟着消失。但是还应当在上列补充说明以外再加上一个补充，只要家庭制度依然存在，即使家长地位已经不再集中于一身，这种为整个家庭的荣誉而执行的非生产劳动，依然应当看作是代理有闲，不过在意义上稍有变更。在这个情况下，有闲是为“准个人的”共有家庭执行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为惟一的家长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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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四章 明显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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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叙述代理有闲阶级的演进及其从劳动阶级整体分化出来的过程时，曾经提到进一步的分工，那就是不同的仆役阶级之间的分工。仆役阶级的一个部分，主要是以执行代理有闲为职务的那些人，渐渐地负担起了一类新的、附属的任务——进行对财物的代理性消费。这种消费的最显著方式是他们穿特制号衣，住宽敞的仆役宿舍。还有一种同样显著而流行得更加广泛的代理消费方式，这就是主妇和家庭其余成员在饮食、衣着、住宅和家具方面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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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经济演进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远在主妇身份出现以前，作为金钱力量的证明的对财物的某种特殊化消费，就已经逐渐形成一种精密制度。消费上的分化，甚至在可以适当地称之为金钱力量的任何事物出现以前，就已经开始。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掠夺文化的最初阶段；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方面的分化的开始还在掠夺生活开始以前。财物消费中这种最初的分化，与我们极为熟悉的后来发生的分化，其相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是属于礼仪的性质，不同的是前者并不以累积财富上的差别为依据。以消费作为财富的证明，应当认为是一种派生的发展。这是通过淘汰过程对于人类特性中的一个新目的的适应，而这种特性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是原来已经存在、已经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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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唯一的经济上的分化是，由壮健男子组成的光荣的上层阶级和由劳动妇女组成的卑贱的下层阶级这两者之间的笼统差别。按照那个时候通行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消费女子所生产的事物是男子的任务。至于归妇女享有的消费，只是因其工作关系而附及的；这是使她们得以继续劳动的一个手段，并不是为了她们自己生活上的享受和充实。不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光荣的；首先这是勇武的标志，是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消费行为，尤其是对比较有价值的事物的消费，其本身就是在实质上光荣的。关于高级食品、有时候还包括比较珍贵的装饰品的消费，对妇女和儿童们说来是悬为厉禁的；如果在男性中有个下层 （奴隶）阶级，则这种禁律对他们也同样有效。随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禁律可能转化为在严格程度上高低不等的单纯风气；但不论支持这种差别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也不论这种差别的形成是由于禁律还是比较普遍的风气，消费的这种习惯方式的特征总是不容易改变的。当达到准和平的生产阶段以后，奴隶动产的保有成为基本制度，这时在严格程度高低不等的情况下所遵守的一般原则是，卑贱的劳动阶级只应当消费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物。当然，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是属于有闲阶级的。在禁律之下，某些食料，尤其是某些饮料，是严格规定由上层阶级享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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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饮食方面的礼仪上的差别，在酒和麻醉品的使用上最为显著。如果这类消费代价高昂，其间就含有了高贵和光荣的成分，因此下层阶级，首先是妇女，就被禁止使用，除了可以用较低代价获得的那些地区以外。从远古时代起直到族长制盛行的整个时期，这类奢侈品的调制和供应一直是归妇女承担的职务，而享用这类奢侈品却是出身高贵、有上等教养的男性的特权。因此，由于刺激品享用过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态，反而带上了光荣的色彩，由此再进一步，它就成了在饮食上能够这样放纵的人的优势地位的标志。有些民族把那种因放纵过度而造成的病态，看作是男子汉的特有属性。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况，由于放纵过度而引起的身体上的某些病状的名称，在日常谈话中变成“尊贵”或“文雅”这类字眼的同义语。固然，只是在较早的文化阶段，这种由纵欲的恶行所造成的症状才习惯地被认为是优势地位的标志，并成为一种美德，博得社会的尊敬，但是由某些这类恶行而来的那种荣誉竟长期保持着很大势力，以致富裕阶级或贵族阶级的男性因生活放纵过度而受到的责难大为减轻。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歧视性差别，妇女、青年和下级的人们发生了任何这类放纵行为，他们受到的指责就格外严厉。这种传统的歧视性差别，即使在现今比较进步的民族中，也仍然没有失去力量。如果有闲阶级所树立的榜样对社会习俗的形成具有强制力量，这时就可以看到，关于刺激品的享用，妇女所遵守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禁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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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上层阶级妇女在刺激品使用方面受到较大禁制一节，也许会显得有些不顾常识，对事理作了过分渲染。但是任何人只要愿意留心一下就很容易看到的那些事实告诉我们，妇女对刺激品之所以有较大节制，部分是由于强制性的习俗。一般地说，凡是族长制传统——以妇女为动产的传统——色彩．最浓厚的地方，上述习惯势力格外强大。根据这个传统，妇女是一种动产，只应当消费她生存上所必需的一些事物，除非她进一步的消费有利于她主人的享受或荣誉。这个传统虽然在范围上已经大有限制，在严格程度上也已大为缓和，但它的意义依然一点也没有丧失。奢侈品的消费，其真正意义指的是为了消费者本人的享受而进行的消费，因此是主人的一个标志。任何这样的消费，主人以外的别人只能在被默认的基础上进行。在一般思想习惯还受到族长制传统的深刻影响的那些社会里，我们总可以找到些对奢侈品的禁律的残余，至少对不自由的或从属的阶级来说，习惯上是不容许享用奢侈品的。有些奢侈品，如果由从属阶级来使用，显然会损害到其主人的享受和愉快，或者根据别的理由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大正当的；对于这类奢侈品来说，上面的说法更加确切。按照西欧广大的、保守的中产阶级的看法，由从属阶级来使用刺激品，即使不一定触犯禁律，也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有一点是意义十分重大、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恰恰在日耳曼文化下具有族长制礼法的强烈的思想残余的这类中产阶级中，妇女在烟酒上是受到最大限度的禁制的。一般通则是，妇女只应当在为其主人的利益打算的情况下进行消费，这个见解一般都认为很正确而具有束缚力，不过这一通则已经在多方面受到限制，随着族长制传统的日趋衰微，限制条件也越来越多。当然，这里会出现这样的反对意见：妇女在服装和家庭装饰上的消费是这个通则的一个显著例外。但是从效果上来看，这个例外与其说是实质的，不如说是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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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闲阶级才能无限制地消费财物，尤其是一些高级的财物，就是说，在观念上只有有闲阶级才能进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费。到了后期和平阶段以后，有了财物的私有制，有了以工资劳动或小型家庭经济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种限制至少在形式上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在早期的准和平阶段，通过有闲阶级制度影响到以后的经济生活的那许多传统习惯，正在逐渐形成，逐渐巩固，在那个时候上述原则是具有作为一种习惯法的力量的。人们是把这一原则当作消费行为必须遵守—的一种规范的，如果发生了任何显然的背离，就要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迟早要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被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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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处于准和平阶段的有闲绅士，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对于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劳务、衣着、装饰品、武器及其设备、娱乐品、符籙或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费的，是挑最好的消费的。他所消费的物品的逐渐改进的主要动机和直接目的，无疑是在于使改进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于他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福利。但这一点并不是消费这些产物的惟一目的。这里还存在着荣誉准则，这类改进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会受到欢迎，就会延续下去。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的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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