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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新式样不断变换作了这样的解释以后，我们还得将日常事实与这一解释相印证。日常事实中有一点是人所共知的，在任一时期流行的式样总是人人喜爱的。一个新样的出现，总会博得一时的合意，至少当它作为一个新奇事物的资格还没有丧失时，人们总觉得新样是漂亮的。时兴的式样总是动人的。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人们看到新样与旧样有所不同会产生一种轻松感觉，部分是由于时兴的式样含有荣誉性。上一章已经指出，荣誉准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我们的爱好，因此在这一准则的指导下的任何事物，当其新奇性尚未消逝以前，或其荣誉性尚未移转到适应同样一般目的的别一新奇结构以前，在我们看来总是适当的，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对任何一个时期风行的式样所感到的美或“可爱”，只是片时的，假性的，这一点说明，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时样，没有一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使当时认为是最精最美的新样，过了几年或十几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纵然它不一定不堪入目，也会使我们大吃一惊，觉得是奇形怪状的。我们对于任何最新事物的一时的爱慕，并不是从审美观念出发而是别有所依据的，一等到我们固有的审美感占了上风，我们对于这个新型设计就要感到难以接受，它的寿命就要在这个时候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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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性上的反感，其发展过程是多少需要些时间的，时间的长短；要看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某一新样本质上的丑恶程度而定。按照时新式样的可厌性和不稳定性的这种时间关系，可以作出论断，即新样接替旧样越快，这种新样同正常爱好的抵触越大。由此我们可以推定，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富有阶级，在富裕和流动性方面、在人类相互接触的范围方面越向前发展，明显浪费定律在服装上的势力将越巩固，审美观念则将更加陷于停滞状态，更加受到金钱荣誉准则的抑制，这时时装将变换得更快，而一个接着一个出现的新样也将越来越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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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里提出的服装理论，至少还有一点有待研究。以上所述，大都对男子与女子的服装两者都适用；虽然所述各点，在现代社会似乎在女子的方面格外显著。但是有一点，女子服装的情况跟男子的根本不同。就女子的服装说来，其显然格外突出的一个特征是，证明穿的人并不从事也不宜于从事任何粗鄙的生产工作。女子服装的这一特征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它不但可以使服装理论臻于完整，而且可以印证上面已经提到的过去和现在的妇女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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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有关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问题的研究中谈到妇女的地位时我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家主执行代理消费已经逐渐成为妇女的职务，妇女的服装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设计的。情况演变的结果是，显然的生产劳动特别有损贵妇的身份，因此在妇女服装的设计中必须费尽心力使观者明确认识到一个事实（实际上往往是虚伪的），即穿这种衣服的人并不惯于也不可能惯于从事有实用的工作。按照礼俗的要求，有身份的妇女应当谢绝生产劳动，在有闲态度上应当表现得比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男子更加彻底。我们看到一位出身名门的、有教养的女子迫于生计而从事有实用的工作，总不免愤愤不平。这不是“妇女干的事”。她的活动范围是在家庭以内，她应当在那里起“美化作用”，应当是全家的一颗明星。至于男主人则一般总不会被说成在家庭中处于这样的地位。这一特点，加上礼俗要求妇女不断注意衣着和其他装饰上的炫奇斗富这一事实，格外有力地证明了上面提到的观点。我们的社会制度是继承族长制而来的，因此证明家庭的支付能力，特别成为妇女的职能。依照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家庭的荣誉应当由属于这个家庭的妇女来特别关怀，而这种荣誉主要是通过荣誉消费和明显有闲获得证实的，因此关于这些方面的如何进行就列入了妇女的活动范围。在理想的生活方式下——在较高金钱阶级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倾向——对物质与劳力的明显浪费这方面的注意，应当经常地成为妇女的惟一经济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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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社会还处于妇女还是在十足意义上的男子的财产那个经济发展阶段时，明显有闲和明显消费是她们必须执行的任务的一个部分。那个时候妇女既非居于自主地位，由她们执行的明显有闲和明显浪费，其荣誉当然应当归之于她们的主人而不是她们自己，因此家庭中的妇女越是奢华浪费，其不生产性越是显著，越能适应提高家庭或其家长的荣誉这个目的，她们的生活也越加值得称道。这一情况愈演愈烈，结果妇女不仅要在有闲生活的证明方面有所提供，而且要使自己处于对一切生产活动全然无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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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一点使男子的服装不能同女子的齐头并进具有充分理由。明显浪费和明显有闲是有荣誉性的，因为这是金钱力量的证明，金钱力量是有荣誉性的或光荣的，因为归根到底，它是胜利或优势力量的证明；因此任何人，当他代表他自己的利益而作出浪费或有闲的证明时，不能采取这样的形式或趋于这样的极端，使他自己显得无能或处于显然的不舒适、不自如状态；那种情况所表明的将不是优势力量而是劣势地位，那样做也是作茧自缚，会破坏他自己的目的。因此不管在哪里，只要浪费支出和避免劳动的表现，在正常或一般的情况下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表明了显然不舒适状态或自动引起的体力上的无能，就可以由此直接断定，这个人之所以执行这种浪费支出，忍受这种体力上的无能，并不是为了她自己在金钱荣誉上的利益，而是为了她与之有经济依赖关系的另一个人的利益；那种关系，从经济理论上来看，分析到最后，必须归之于奴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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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试将这一归纳结果应用到妇女的服装方面，作一具体说明。所有那些高跟鞋、长裙、胸衣、不切实用的女帽以及不顾到服用人的舒适的一般现象，是一切文明妇女服装的显著特征；这些作证的事实足以说明，在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在理论上妇女仍然处于经济上依赖男子的地位，在高度理想化的意义下，或者可以说她仍然是男子的动产。妇女之所以要执行这样的明显有闲，要这样打扮，老实说，就是因为她们处于奴役地位，她们在经济职能的分化中接到的任务是，为她们的主人的支付能力作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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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方面来说，妇女的服装与家庭仆役、特别是穿制服的仆役的服装，有显然相类之处。两者在不必要的糜费这一点上同样有用尽心机的表现，两者同样有显然不顾服用人身体舒适的倾向。不过主妇的服装蓄意要做到的，即使不一定是在于要显出穿的人的孱弱之躯，也至少是要衬托出她的娇惰风度，而这一点是仆役的服装所望尘莫及的。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在理论上，按照金钱文化的理想方式，主妇是家庭中的首要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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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里所看到的这类仆役以外，至少还有一类人物，他们的服装跟仆役阶级的很相类，而且有许多特点是与妇女服装表现出女性风度的那些特点相一致的。这就是教士阶级。教士的法衣，有力地、突出地显示了表明奴仆身份与代理性生活的一切特征。法衣这件东西，看上去绚烂夺目、光怪陆离，而且非常不方便，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简直使穿的人要不舒适到感觉痛苦的地步，这一点比教士的日常服装表现得更加显著。教士照说是要戒绝一切生产劳动的，他在大庭广众之中是要带着些冷静、沉闷的脸色的，这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家庭仆役的神气也很相类。还有，教士的脸是应当修得光光的，家庭仆役也是这样。教士阶级在态度上、装束上与仆役阶级所以会这样相像，是由于两个阶级在经济职能上的类似。从经济理论上说，教士所处的正是一个随身侍仆的地位，据理而言，他是神的随身侍从，他所穿的就是神给他的制服。他的制服非常华贵，这是应当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恰当地显出他那位崇高的主人的尊严。设计制服时对服用人身体的舒适很少顾到，或者简直完全不顾，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穿着制服是一项代理消费，由这种消费而来的荣誉是归之于那位不在场的主人的，不是属于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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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教士和仆役同男子二者在服装上的分界綫，实际上并没有被始终一致遵守，但在一般的思想习惯中始终存在着相当明确的这样一个分界綫，这一点可以说是没有争执的。当然，也会有一类放荡不羁的人——而且这类人是不在少数的——出于从服装上追求无上荣誉的狂热，会越过男女之间在服装上的假设界綫，把他们自己打扮成那种模样，以致亵渎了人类的清白之躯；但每个人都会清楚地认识到，男子作这样的装束是脱离常轨的。我们惯于说某人的装束“有女人气”，也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批评——某人打扮得那样考究，看起来倒像是个穿得很体面的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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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服装理论上，还存在着某些表面看来不符合之处，值得予以进一步的详细考察，尤其是因为这类情况，在服装的后期或较成熟的发展阶段，已经成为相当明显的趋向上的特征。例如胸衣的风行，看来就好像是这里引证说明的通则的一个显然例外。但经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这一显然的例外实际上是证实了这一通则，即，服装中任何一个因素或特征之所以能风行，是由于它具有作为金钱地位的证明这一效用。我们都知道，在工业比较发达的社会，胸衣的使用只是限于界限相当明确的某些社会阶层。比较贫困的阶级，尤其是乡村妇女，平时并不使用这件东西，只是逢到节日，作为一件奢侈品，偶尔一用。属于比较贫困阶级的妇女不得不艰苦操作，在日常生活中用这件东西来折磨肉体，借以妆点有闲的门面，对她们说来并没有什么好处。至于在节日中使用，这是出于对上层阶级的礼仪准则的模仿。在最近一两代以前，除了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和贫困的阶级以外，凡是处于这些阶级以上的、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妇女，哪怕是最富裕、最尊贵的妇女，仍然认为胸衣是一件不可须臾离的东西。只要那些富裕得足以免除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污名的人们还不是一个大的阶级，可是人数也不少，足以形成一个自负的单独的社会集团，而其中群众又可以在这一阶级内部为一些只是由于这一阶级的一般看法而得到推行的特殊行为准则提供基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通则就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一个十分庞大的有闲阶级已经成长起来，它拥有的财富已经这样多，以致这时如果对它进行必须从事体力劳动这样的诽谤，已经毫无意义，对它一无所损；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阶级以内，胸衣这件东西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废物，可以弃之如敝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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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以胸衣的解除作为上述通则的一个例外，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表面的。现在仍然重视胸衣的是，有着较低工业结构——比较接近于旧式的、准工业类型的结构——的那些社会的富裕阶级，和工业比较发达的社会中那些后起的富裕阶级。后者对于由金钱等级较低的前期沿袭下来的、那种平民化的爱好准则和荣誉准则，还没有来得及放弃。例如，在某些最近暴发起来的美国城市的上层阶级中，就往往还保有胸衣的残余。可以说，胸衣主要盛行于由较低的金钱文化水平走向较高的金钱文化水平那个动荡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尽力装腔作势、攀高向上——如果这类形容词只是用作学术上的专门名词，不含有任何丑化意义的话——的时期。这就是说，在一切向来有使用胸衣的风气的国家，只要它的使用能够表明穿的人在体格上的无能，从而适应作为荣誉有闲的证明这一目的，它就会继续存在。当然，关于别的一些足以在外观上显然降低个人工作效能的毁伤肢体行为和衣着上的设计，上述通则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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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显消费方面的种种事项，情况也有些相类，上述通则同样适用。近百年来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向，尤其是在男子服饰的演变中，有些消费的方式和有闲的象征已经不复存在，这类事物必然要使使用人感到麻烦，在过去也许很能适应需要，但在今天的上流社会如果继续使用，将成为一种额外负担——如涂粉假发和金綫带的使用以及经常修面的风气，都是这类例子。近年来修面的风气在上流社会又有些恢复的样子，这或者是出于对仆役们的习尚的一时模仿，相信这个习惯同我们祖父一辈的头上的假发一样，不久会成为陈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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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与之相类的一些事物，在使用者方面实际上全无意义，而这一点又表现得非常浅露，毫无遮掩，使一切旁观者一望而知。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逐渐使用了表现同样事实而比较巧妙的方式；这些方式在高明的、属于比较小范围的一些人的有经验的眼光里还是同样明显的，而人们所要博取的也主要是这些人的好评。如果一个要从事自我表现的人所要夸耀的对象是社会中的广大人群，而这类人对于财富与有闲的一些细微曲折、变化巧妙的证明方式，如何觉察，如何欣赏，并没有经过训练，则那种比较早期的、粗率的自我表现方式还有其存在依据。当富裕阶级有了充分发展，形成一个广大集团（这些人对于消费方面比较精深微妙的种种窍门是有充裕时间来深入钻研的）以后，自我表现的方式就有了由粗到精的变化。“过火的”服装表明穿的人所要配合的是流俗的口胃，于此道研究有素的人对它是要引起反感的。对于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来说，只有与他属于同一上层阶级的成员才是他所注意的，只有这些人在有经验的辨别力下所给予他的好评和敬意，才是有实际重要意义的。由于富裕的有闲阶级已经发展得十分庞大，属于有闲阶级的个人跟同阶级的各成员之间的接触已经越来越广泛，就荣誉上的目的来说，已经足以自行构成一个人类环境，这就发生了一种倾向，把居民中比较微贱的分子拼出组织以外，甚至根本就不把他们当作其意见是赞可还是反对应当加以探求的旁观者。所有这一些演变的结果是，在服装表现方面的方式方法的精益求精，设计上的越加巧妙和服装在象征表示的方式上的趋于精神化。大家晓得，关于礼俗的一切事项，上层有闲阶级是居于权威地位的，随着他们在表现方式上的改进社会的其他部分也逐渐有了相应的改进。随着社会在财富上、文化上的进展，证明支付能力的方式越来越精微巧妙，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具有进一步高明、精确的辨别力。这种对于自我表现的媒介物的进一步高明、精确的辨别力，实际上是高度金钱文化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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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八章 工业的脱离与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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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种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谈到制度，不但其本身是精神态度与性格特征的一般类型或主要类型所由形成的淘汰适应过程的结果，而且它也是人类生活与人类关系中的持有方式；因此，反过来说，它也是淘汰的有利因素。这就是说，变化中的制度也足以促进具有最相适应的气质的那些人的进一步汰存，足以使个人的气质与习性，通过新制度的构成，对变化中的环境作进一步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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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人类生活与社会结构发展的那些力量，无疑是可以最后归纳为人类本身和物质环境两个方面的；但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最好把这些力量大体上说成是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部分是人的，部分是非人的，和这样一种人类，这种人类在体格和智力的构成上多少是有些确定的。但是总的或一般的来说，这样一种人类还是多少有些变化不定的，当然，主要是在顺应的变化可以获得汰存这一通则之下变化不定的。这种顺应的变化的汰存，也许主要是种族类型上的汰存。任何社会，如果其居民是由多种不同的民族混合组成的，则其中在体格上和气质上比较顽强、比较稳定的那儿个种型，在社会生活史上的任一个时期，就会有这一个或那一个种型上升到统治地位。一般形势，包括在任一个时期通行的制度，总是会使某一性格类型比其他性格类型格外有利于生存和统治，而这样汰存下来的民族，他们在继续保持过去遗留下来的制度并加以发扬光大时，将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爱好来改变这类制度。但除了在性格和气质比较稳定的若干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以外，在占优势的某一个或某几个种型所特有的性格倾向的一般范围内的那些思想习惯，无疑也在经历一个持续的淘汰适应过程。由于在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进行的淘汰，任何民族的基本特征可能产生一种变化；而在同一种型范围之内，由于在某些细节上的适应，由于在任一个或任一类社会关系所特有的种种习惯观念之间进行的淘汰，也会产生一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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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关于适应过程的性质这一问题——不论问题牵涉到气质或性格比较稳定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抑或主要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对变化中的环境的适应——还是次要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如何通过这一方式或那一方式使制度变化和发展。制度必须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起的刺激发生反应时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如果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则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说到底，可以归纳为性格上的一种流行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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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形势是要构成明天的制度的，方式是通过一个淘汰的、强制的过程，对人们对事物的习惯观念发挥作用，从而改变或加强他们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事物的观点或精神态度。人们是生活在制度——也就是说，思想习惯——的指导下的，而这些制度是早期遗留下来的；起源的时期或者比较远些，或者比较近些，但不管怎样，它们总是从过去逐渐改进、逐渐遗留下来的。制度是已往过程的产物，同过去的环境相适应，因此同现在的要求决不会完全一致。出于必然的事理，这种淘汰适应过程是决不能赶上社会在任一个时期所处的不断变化中的形势的，因为不得不与之相适应从而进行淘汰的一些环境、形势和生活要求天天在变化，社会中每一个相继而起的形势才告成立，它就开始变化，成为陈迹。发展过程向前跨进一步，这一步本身就构成了形势的一种变化，要求作新的适应，它也就成了下一步调整的出发点，情形就是这样无止境地演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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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到，虽然今天的制度——也就是当前的公认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这种说法是听来使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可是也还有一种倾向，这就是，人们对于现有的思想习惯，除非是出于环境的压迫而不得不改变，一般总是要想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因此遗留下来的这些制度，这些思想习惯、精神面貌、观点、特质以及其他等等，其本身就是一个保守因素。这就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和保守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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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栗变化，要发展，要同改变了的形势相适应，只有通过社会中各个阶级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或者说到底，只有通过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的思想习惯的变化，才会实现。社会的演进，实质上是个人在环境压迫下的精神适应过程；变化了的环境，同适应另一套环境的思想习惯已经不能相容，这就要求在思想习惯上有所改变。至于这一适应过程是一个持久存在的各种型之间的淘汰与生存过程，还是一个个人对已有特性的继承与适应过程，就这里的讨论目的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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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特别是从经济理论的立场来看，是“内部关系在大体上很明确地向外部关系调整”的不断的、有增无已的接近；但这种调整决不会确定完成，因为由于“内部关系”的变化，“外部关系”也在不断变化。接近的程度可高可低，这要看作出调整时的便利程度而定。不管怎样，人们在为了符合改变了的形势的要求而调整思想习惯的时候，总是迟疑不决的，总是有些不大愿意的，只是在形势的压力之下，已有的观点已经站不住的时候，才终于这样做。制度与习惯观念因环境改变而作出调整，是对于外来的压力的反应，其性质是对刺激的反应。因此，实现调整的迅速与便利，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发展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任一个时期的形势对社会中各个成员发生影响的直率程度；所谓直率程度指的也就是，各个成员在环境的拘束力之前的暴露程度。如果社会中的任何部分或任何阶级，对环境所起的影响的任何主要方面，处于有所荫蔽的地位，那么社会中的那个部分或那个阶级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适应改变了的一般形势的过程将比较迟缓；它将对社会的转变发生在这一程度上的阻滞作用。富裕的有闲阶级，对于促进变化与调整的经济力量，就是处于这样的有所荫蔽的地位。还有一层，有助于制度调整的一些力量，尤其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情况下，说到底，差不多完全是属于经济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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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的结构如果是由所谓经济的制度组成的，就可以看作一个工业的或经济的机械结构。这类制度，就是在社会的生活过程中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进的习惯方式。在某一已有的环境下，如果发挥人类活动力的某些方式已经具体形成，则社会的生活在这类习惯方向下将有相当圆熟的表现。这时社会将利用环境的力量，使生活能够按照从过去学来的、现在已经与这些制度合而为一的一些方式继续下去。但是，当人口有了增加，人们支配自然力量的知识和技巧有了扩大和提高以后，那些集体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的习惯方式，以及推进整个集体的生活过程的习惯方式，就不再能产生跟以前同样的结果；由此造成的生活条件，也不再能在以前那样的情况下或以前那样的效果下在各个成员中分配。如果一个团体在以前的情况下进行的那种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环境下，就那个团体的生活过程的效率或便利程度而言，曾经获得在大体上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那末在这个时候，同样的、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了的环境下，就不再能产生以前那样的尽其力可以达到的最高成就。在人口、技能和知识有了改变的情况下，按照传统方式进行的生活的便利程度，也许并不低于在以前的情况下的便利程度，但大致的情况总是这样，这时如果能改变方式来适应改变了的情况，就会减少便利程度降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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