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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层，让一切事物保持现状这一点本身对有闲阶级就是一种实际利益。在任一个时期的当前环境下，这个阶级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因此与现有事态相背驰的任何变化，看来只会对它有损，未必会对它更加有利。只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个阶级也应当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一层利害关系格外加强了这个阶级的本能倾向，使它的保守态度更加牢不可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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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是社会结构中保守主义或复归倾向的代表者或媒介物。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对于有闲阶级这一任务，并无加以颂扬或加以谴责之意。它对一切革新所起的抑制作用也许是有益的，也许不是的。就任何一个实例来说，情况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决疑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理论上的问题。有些保守分子的代言人往往认为，对革新的主张，如果没有保守的富裕阶级作一贯的有力的反抗，则种种革新和尝试将使社会沦于不堪维持、不堪设想的地步，到那个时候，其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引起不好受的、灾害性的反动。这个见解（作为一个方针政策问题）也许有些道理。但这一些都不属于现在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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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对保守主义者加以责难，有的说对轻率的改革加以相当抑制是必要的。我们把所有这些是非问题撇开，不管怎样说，作为一个有闲阶级，对于环境的调整，也就是所谓社会进步或社会发展，是必然要一贯起阻碍作用的。这个阶级的特有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明：“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好的”；而以自然淘汰定律应用于人类的制度，则会得出这样的信条：“不论什么，凡是现有的总是不好的”。并不是说，今天的制度在今天的生活目的上一无是处，而是说，出于当然的事理，这些制度总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欠缺之处。这是由于生活同过去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一般形势不能完全配合。缺点还不只是在于今昔情况不同的时间间隔这一点上。这里使用所谓“好”和“不好”这些字眼当然并没有怎样算是应当的或怎样算是不应当的任何含义。这些字眼只是从进化理论观点（而不是从道德观点）的角度使用的，所要表明的是在实际进化过程中这些制度适合不适合。有闲阶级制度，借助于阶级利益和阶级本能，通过说服力量或一贯的示范作用，助长了制度上现有的失调，甚至还有意于退回到某些更加古老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比之从最近的过去传来的公认的那种陈旧方式，跟当前形势下的生活要求，甚至更加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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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就已往事物的保守和留恋说上了这一些，但是事实上各种制度依然在变化，依然在前进。种种风尚和思想习惯在不断发展，种种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处于不断的淘汰适应过程之中。有闲阶级的任务是对这种发展加以指导并从中阻挠，关于这些方面是有些话可说的，但就其与制度发展的关系而言，除接触到根本或直接属于经济性质的一些制度以外，这里可以说的却很少。这些制度——经济结构——按照它们所适应的是经济生活的两个不同目的中的这一个还是那一个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类或两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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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古典派的说法，这两类制度是营利制度和生产制度，应用前几章在别的关系方面已经使用的名词，是金钱制度和工业制度，还可以用别的措辞来表达，把它们说成是适应歧视性的和适应非歧视性的经济利益的两类制度。前一范畴是同“企业”有关的，后一范畴是同工业有关的——这里使用工业这个字眼是就其机械意义而言的。一般往往并不把后一类看成是制度，大部分是由于它并不直接关系到统治阶级，因此很少把它作为一个法制上的或社会习惯上的问题来讨论。当注意到这一制度类型时，一般总是从金钱的或企业的一面来研究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主要考虑的，尤其是上层阶级所考虑的，就是经济生活中的这一面。上层阶级在经济事项方面所关怀的，除了企业利益以外很少别的，而考虑社会问题，却主要是这个阶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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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即有产业而不从事生产的）阶级与经济过程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是营利的而不是生产的关系，是剥削的而不是服务的关系。当然，这个阶级的经济任务，间接地说起来，对经济生活的过程也许是极其重要的，这里绝对没有要贬低有产阶级或工业巨头们的经济职能的意思。这里的目的只是要指出，这类阶级对工业操作和对经济制度的关系的性质是什么。它们的职务是寄生性的，它们所关切的是把它们可以移转的财产移转给自己使用，把任何归它们掌握的财产保持在手。企业界的传统就是在这个掠夺或寄生原则的淘汰监视之下成长起来的。这种传统是所有权传统，是古代掠夺文化的、多少带些间接性的派生物。但这类金钱的制度并不完全适合今天的形势，因为它们是在跟现在有些不同的过去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即使就金钱方面的效力来说，这类制度的恰当程度也是不够理想的。改变了的工业生活在营利方式上也要有所改变；而金钱阶级所关怀的是这样改变金钱制度使得在取得由工业操作而来的、与工业操作的持续没有矛盾的私人利得时能获得最好效果。因此有闲阶级在对制度的发展进行指导使之适应构成其经济生活的金钱目的上，具有相当一贯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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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法规和社会上的成规，是对财产安全、契约实施、既得利益、金钱交易的便利等等有利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对制度发展的影响如何，从这类法规和成规中就可以看出。诸如会影响到破产与破产管理、有限责任、银行与通货、工人方面或雇主方面的联合、托拉斯与种种企业合并等等的法规和成规的变动，都是跟这里听说的金钱利益和金钱习性的作用有关的。社会的属于这一类的制度设备，只是与有产阶级有直接关系，其关系的深浅与有产程度的高低成比例，也就是说，与其列入有闲阶级时等级的高低成比例。但在间接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界的成规对工业操作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因此金钱阶级对制度发展的在这方面的指导，不但对已有社会结构的保持方面，而且对工业操作本身的形成方面，都是对社会具有极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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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金钱的制度结构和结构的改进的直接目的，是在于为和平的、有组织的剥削行为谋更大的便利；但其远一层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这个直接目的的范围。不仅是企业的进一步顺利经营，足以减少工业和工业以外的生活上的波动，而且由于在日常事务中需要运用机敏辨别力的那些纷扰和错杂情况被消除的结果，金钱阶级本身将成为多余的。一等到金钱交易被缩减为日常工作，那些工业中的巨头就可以省免。不用说，这样一个极端的演变还在未可确定的将来。在现代制度中有利于金钱利益的改进，在另一个领域内，倾向于用“无灵魂的”股份有限公司来代替工业中的头子，做到这一点，有闲阶级在所有权方面的一个巨大职能又会被解除。因此，有闲阶级的势力在经济制度的发展方面引起的倾向，在工业上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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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第九章 古代遗风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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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制度不但对社会结构有影响，对社会中成员的个人性格也有影响。某一性格或某一观点，一旦获得认可，成为生活的权威标准或规范，就会在承认它为规范的那个社员中的成员的性格上引起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其思想习惯，对人们的素性和意向发挥监视作用。所以会发生这种效果，部分是由于一切人的习性都受到了强制教化而与之相适应，部分是由于不相适合的那些个人和家族受到淘汰。凡是同公认的结构所要求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合的人类素质，将或多或少地受到排除或抑制。金钱竞赛和工业脱离两个原则就这样成了生活的准则，并且在人们必须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中，成为相当重要的强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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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浪费与工业脱离这两个广大原则之所以会影响到文化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足以支配人们的思想习惯，从而控制制度的成长，另方面是由于它们有选择地保留有利于有闲阶级结构下生活便利的某些性格特征，从而控制社会的有效气质。有闲阶级制度塑造人类的性格，大体上是循着精神上的残存与复归这个方向进行的。它对社会气质所发生的影响是一种阻挠精神发展的性质。特别是在近代文化中，总的说来，这个制度有一种保守倾向。这一论点实质上是极其寻常的，但是在这里引用，许多人也许会感到有些奇特。因此不避重复、冗沓，就其逻辑依据作一简要叙述，或者不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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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进化是气质与思想习惯在集体生活环境的压力下的淘汰适应过程。思想习惯的适应是制度的成长。但是与制度成长相辅而行的，还有一个性质更加重要的变化。不但人们的习惯会随形势要求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中的要求也会使人类性格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生活情况的变迁，社会的人类素质本身也有了改变。近代人种学家认为这种人类性格上的变化，是在那些比较稳定、比较持久的若干种族类型或种族成分之间的淘汰过程。人类总是要倾向于复归到或相当严密地保持某些人类性格类型的某一种的，这些性格类型，就它们的主要特点来说，已经在与现在有所不同的过去的环境大致相适应的情况下被固定了下来。在西方文化的人民中，就包含着若干种这种比较稳定的种型。在今天的人种遗传中还存在着这些种型，但这些种型并不是作为严格不变的模型、各以其独有的或特有的、一点也不走样的形态存在的，而是在多少带些变形的形式下存在着的。种族类型的某种变化，是各个种型及其混合种在史前与有史时期的文化发展中所经历的长期淘汰过程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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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长期与一贯趋向下的淘汰过程形成的种型本身的必然变化，并没有受到研究人种遗留的作家们的充分注意。西方文化下的种族类型，由于这样的比较近代的淘汰适应，在人类性格上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分歧的变型；与这里的研究有关的就是这两个变型，我们所注意的是沿着这两个分歧系统的任一个继续演变，对现代局势大体上将发生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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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种学论点这里可作一简要叙述。为了避免烦琐，关于各种种型与变型及其遗传与生存的大体情况，仅就这里所需要了解的作一极其简单的轮廓上的说明，这是不堪移用于别的研究目的的。在我们工业社会中，人民的遗传倾向大致不出于以下三个主要种型：长颅白型（the dolichocephalic-blond）、短颅浅黑型 （the brachycephalic-brunette）和高加索种；至于在我们文化中一些比较次要的、关系比较远的种族成分，这里都略而不论。在这些主要种型各自的范围以内，返租遗传至少沿着两个主要方向的这一方或那一方在发生着变化而形成两个变型——一个是和平的或反掠夺的，还有一个是掠夺的。就这两个变型而言，前者比较接近于各自的一般类型，是各个类型在其合群生活的最初阶段的返租遗传典型，这是在考古学或心理学上都有证明的。大都认为这一变型所体现的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在掠夺文化、身份制与金钱竞赛发展以前和平的、野蛮的生活状态下的祖先。还有一个变型，掠夺的变型，则被认为是一些主要种型及其混合种在比较近期变化下的残存者，这些种型是在掠夺文化和准和平阶段的后期竞赛文化或正式金钱文化的锻炼下，主要通过淘汰适应而逐渐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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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认的遗传法则，在比较遥远的过去环境下的一些性格特征也会有所遗留。在一般的或公认的情况下，如果种型有了变化，种型的性格特征仍将流传下来，与其不久的过去情况大致相近——这一现象可以称之为现存遗传。就这里的研究范围来说，这种现存遗传指的是从后期掠夺文化与准和平文化阶段遗留下来的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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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现代文明人类在遗传性格上有保持倾向的，就是这种近代的——遗传性上依然存在的——掠夺文化或准掠夺文化所特有的人性的变型。就未开化时期的奴隶阶级或被压迫阶级的后裔来说，这一论点应该有所补充，但是实际上需要在这方面加以斟酌之处，或者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明显。就全体人民来说，这种掠夺性和竞赛性的变型，似乎并没有达到高度一贯性或稳定性。这就是说，现代西方人民所继承的人类性格，在性格所由形成的各种特质与倾向的范围与对比力量方面，并不是近于一致的。如果从集体生活的现代要求这方面来衡量，具有现存遗传的人是略微带些古风的。现代人类在变异法则下的主要倾向是，要回复到比较古老的性格类型。另一方面，从各个人所表现的、与一般掠夺类型的气质有所不同的一些返租遗传特征来考察，则掠夺期前的那类变型，在各种气质的分配或相对力量中，似乎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与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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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个人有保持倾向的在种型的早期变形与后期变型之间遗传性格上的分歧，另方面是构成西方民族的两个或三个主要种型之间的分歧，前一分歧为后一相类分歧所掩盖而湮没不彰。这些社会中的各个人，实际上在一切情况下，总被认为是在变动极大的比例下合并起来的各主要种族成分的混合种；结果他们就有了回复到合成种型的这一型或那一型的倾向。这些种型在气质上的差别，同种型的掠夺变形与掠夺期前变型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有些相类的；长颅白型比短颅浅黑型种、特别是高加索种富于掠夺气质，或者至少是性情比较暴烈。因此，当由于制度的演进，或某一社会的一些显著的情感的发展，而显得与掠夺性格有所分歧时，这种分歧所表现的，究竟是不是对掠夺期前变形的复归倾向，简直无法肯定。这也可能是由于人民中某一“低级”种族成分逐渐占有优势的结果。还有，有种种迹象可以使人想到，现代社会中一些显著的气质的变化，也许并非完全是由于几个稳定的种型之间的淘汰，虽然，得到的证据并不能如所想望的那样明确。看来，这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几个种型的掠夺变形与和平变型之间的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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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人类进化的这种推想，在讨论中并不是不可少的。这里谈到的一些关于淘汰适应的概念，假使以成立在先的达尔文和斯宾塞的名词和概念来代替，得出的一般结论也还是一样的。由于这种情形，在名词的使用上略有出入也并没有什么妨碍。这里使用“型”（type）这个字眼时是有些浮泛的，指的是气质上的变型，人种学家或者要认为这是种型上微细的变异，不能算作显然不同的种型。但是，如果认为作进一步明细的辨别在论证中似乎有必要，作出这样的进一步明细辨别的努力，总可以在文字的前后关系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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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今天的种族类型是原始种型的变型。这些种型在未开化文化的锻炼下经过了变化，后来在变化的形态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固定。具有现存遗传的人，是属于构成他的本质的那些种族成分的——奴隶的或贵族的——未开化变型。但是这种未开化变型并没有达到最高度的齐一性或稳定性。未开化文化阶段，也就是掠夺的和准和平的文化阶段，虽然其绝对的持续期间是漫长的，但在时间上还不够长、性质上也不够有恒到足以使种型产生极度的固定性。与未开化性格相歧的变化是时常会发生的，这样的变化在今天更加显著，因为现代生活情况对脱离未开化标准的倾向，已经不再一贯地发生抑制作用。掠夺气质并不能与现代生活的一切目的相适合，对现代工业尤其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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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性格与现存遗传相脱离时，最常见的情况是复归到较早期的变型。表现这种早期变形的，就是和平野蛮时期的原始状态下所特有的那种气质。在未开化文化阶段开始以前普遍存在的那种生活环境与奋斗目的，在某些基本特征方面形成并巩固了人类性格。当现代人们在现存遗传的性格上有了相歧的变化时，就产生了复归到这类古老的、一般的性格特征的倾向。当人类的合群生活已经可以正式称作人类的生活，但还处于最原始阶段时，这种生活似乎是属于和平性质的，在这种环境与制度的早期情况下，人类的性格特征——气质和精神态度——虽不能说是懒惰，却是和平的，非侵略的。就这里的研究目的来说，这一假定的文化初期的主要精神特征，似乎是一种质朴的、无系统的团体利害一致的感觉，对于一切为人类生活谋便利的方面，表示愉快的、但不怎样热烈的同情，对于理解得到的生活上的抑制或不求实际，则抱有一种不安的反感。由于在掠夺期前的野蛮人的思想习惯上，普遍地、虽然不十分热烈地存有重视有用事物，轻视无益劳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在他的生活方面，在他与团体中别的成员的经常接触方面，似乎发挥了很大的约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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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初期的、未经分化的文化的和平状态，如果只是以文明社会或未开化社会的现有历史时期中流行的习俗与观念为依据，只是从这些方面所提供的来寻求其存在的确证，那就会觉得痕迹似乎是很模糊的，难以肯定的，但是如果以人类性格上一贯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为依据，那就可以在心理的残存方面找到其存在的比较明确的痕迹。在某些在掠夺文化下被迫处于退藏地位的种族成分中，上述特征的残留似乎格外明显。那些适应于早期生活习惯的性格特征，在以后的个人生存竞争中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于是在气质上比较地不适合于掠夺生活的那些民族或种族团体，就受到了排挤，被迫处于落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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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转变到掠夺文化以后，生存竞争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即由集体对非人类环境的斗争，转化为集体对人类环境的斗争。随着这一转变而来的是，集体中各个成员之间的对立以及对立意识的增强。这时在集体以内获得成功的条件以及集体的生存条件，都有了某种程度的变化；集体中主要的精神态度也逐渐有了变化，从而使另一类索性和习性在公认的生活方式中居于正式的优势地位。就这类古老的性格特征来说，其中应该认为是属于和平文化状态下的残余的是同族团结一致的本能，我们把这个叫做道德意识，其中包括诚实和公正的观念，以及在质朴与歧视性表现下的作业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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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生物学与心理学的指导下，人类性格应当用习惯这个字眼来表示，就上述一类特征而言，用这个字眼来表示似乎是最适当的。这类生活习惯，在性质上既然这样广泛、普及，就不能认为是出于后期或短期锻炼的影响。这类习惯在近代和现代生活的持有要求下很容易受到暂时的抑制；这一点表明，这类习惯是极其久远的上古时代锻炼下的残存结果，在以后改变了的环境下，人们往往会被迫在一些细节上违背其意向。但一等到这类特有要求的压力解除，原有习惯就会重新抬头，这种情况几乎是到处存在的，这一点表明，使这类性格特征趋于巩固并与人们的精神结构相结合的过程，其经过时间必然极其悠久，而且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中断情形。至于这究竟是一个习惯（在旧式意义下的）形成的过程，还是一个种族的淘汰适应过程，对这里的论点并没有什么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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